民国很黑,大家不要萌他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 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 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 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 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 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 (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 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 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黑道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 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 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 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 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 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 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 “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 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 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 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 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 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 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 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 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 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 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 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纪念刘和珍君》，而闻一多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 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 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中共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 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 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 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中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 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 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 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 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中共)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但按照西方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 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位置，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 候，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 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中共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们似乎很 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中上级党内反对派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 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嗡嗡嗡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 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共匪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反共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 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 连考核都没有。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 最后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共产党”的程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出现了这么一个略显夸张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 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 -->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小结：民国年代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中挣扎。

　　现在的文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许多“砖家叫兽”认为如今的中国很不好，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这 些自称喜欢民国的人，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说，民国好多好多文化大师啊，民国知识分子待遇多么高啊，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坏!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

　　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最能 激动人心的年代，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中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

　　但问题是，西方的中世纪爱好者，从来不曾把中世纪吹成天堂，而中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基本上，所谓的“民国范儿”可以和大烟、梅毒、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

　　一、民国经济啥都好，就是没有工业——解放前的中国，顶多只能生产一点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一个用机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当时就算是大企业家，这在今天简直就是笑话!而能够生产点暖水瓶和胶皮鞋的厂家，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企业，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员们平起平坐了。

　　想想现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头衔，再想想民国年代一大串带“洋”字的词汇：洋枪、洋炮、洋米、洋面、洋油、洋火、洋烟、洋钉、洋布、洋车(单 车)、洋灰(水泥)、洋碱(肥皂)、洋奴……唉，到了现在，前面大部分带“洋”字的叫法早已作古，不过最后那个“洋奴”倒是一直后继有人，从未绝种。

　　二、民国政治啥都好，就是没有主权——各地租界林立，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英国和日本炮舰横行长江……当然，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应当被灭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就算我没说。

　　三、民国生活啥都好，就是没有活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总喜欢拿那几年“饿死三千万人”来给共党抹黑，殊不知民国年代的此类饥荒更是家常便饭。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经统计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遇到灾荒 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 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试问 那些把民国时代吹上天，把当代中国踩下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莫非你印象中的老家常逃荒?时常要卖儿卖女?乡亲们一辈子从不刷牙?既不通电，又无自来水，连 热水瓶都没有?一人分不到一床被子?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师和小资们，到了民国末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子过了。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就有北大教授饿死在宿舍 里的事，被发现的时候，两颗眼珠子已经被老鼠啃了——没办法，那年头用金圆券发的工资根本就只能点烟用，而美国的救济面粉在经历了层层克扣之后，也只会发 给胡适这样的顶级大师，其他等级稍微低一点儿的专家教授们，就是哭着喊着也还是吃不上。

　　四、民国军队啥都好，就是没有胜仗——截止到抗美援朝为止，中国人连自己的家园都守不住，更别提真正打败过什么强国了。

　　就算是抗战后期，远征军光复缅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战役，也是用15:1的绝对优势兵力压着日军在打，还有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依然打得险象环生，异常吃力，怎么看都谈不上什么世界强军。

　　至于远征军先前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更是创下了一个战场记录——1942年夏，在完全占领缅甸之后，日军快速部队约3000人越过中国国境，以 10辆坦克为先导，继续挺进云南。5月2日向驻守畹町的第66军两个师发动进攻，3日继续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进入龙陵城，5日 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桥边上，在四天内前进了300公里，但是楞没追上国军……真不愧是转进如风的伟大军队啊!

　　唉，能与国军相比的,惟有数十年后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历史上近代中国各路军队的极端轻视，麦克阿瑟才会在朝鲜战场上对陌生的志愿军掉以轻心，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全盘崩溃吧!

　　五、当代砖家啥都好，就是没有节操——现在网上和社会上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大地主，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就咬牙切齿咒骂夺走了他们家祖产的邪恶政府……但说实在的，就算如今还是那个旧社会，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产吗?

　　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来说，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个大地主，还曾经当过区长和县教育局长。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竟然坐在自家院子里被一发流弹 打死——似乎是某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胡乱放枪，最后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之后，家里的田产和房子，立即被几个坏亲戚巧夺豪取，当时尚未成年的我爷爷和 他的几个兄弟顿时成了赤贫户，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那几个侵吞田地的坏亲戚全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吃够了苦头，而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有某位“精英”曾经大放厥词说，民国的乡村肯定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试想都是乡里乡亲，哪有不给人活路的呢?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决，那得有多大的仇?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贫穷，而是苏联在煽动和策划左派……

　　我真的很想对他说，别提什么乡里乡亲的鬼话了，当年那几位真正血脉相连的亲戚，在买通官府谋夺我家田产的时候，又有谁想过要给我爷爷留一条活路?

　　实际上，我曾经接触过好几位在民国时代出生的老地主、老资本家，他们普遍认为，就算是民国时代的富人，也更希望生活在当今这个和平繁荣的新社 会，而不是军阀混战不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国时代。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仅仅是穷人过的穷苦不堪，大多数富人也仿佛是在炼狱中煎熬。

　　当时，只要你有了一点儿钱，黑道白道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就会很快找上门来，用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来迫使你就范，乖乖把金钱奉上。而各种苛捐杂 税也让人疲惫不堪——各路军阀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壮大的，自然必须搜集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穷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几滴油，当然就只有榨富人了。 所以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旧社会的富人何其潇洒，真正的富人在旧社会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坏日子!

　　那年头除了极少数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在内，都不会去关心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玩意儿，而只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各地土匪恶霸横行，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一样，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证都无法得到满足，纵然拿到了选票又有何用?

　　在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看来，现在的中国人各个丰衣足食，吃饱了还能胡侃乱吹，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还要奢求什么权利，实属大逆不道。那时候，就是地主老爷想要天天吃上饱饭，都是很困难的事。

　　自由和人权固然是个好东西，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可怕的饥饿与瘟疫面前，人们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自由与人权?

　　例如，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就给身在陕北的儿子写信说：“……现在捐税比10年前增加百倍，加租既没人种田，家中四人日食不过2斗，依 旧无法自给，想教旧学，无人请，教新学，六十九了，学不上，讨米呢，太出丑，寻短见呢，奈何还有几个人，只有寄望你们快快来解放了，否则无生产的人家全要 打人字桩(自杀之意)……”

　　现在这个时代的富人们，虽然失去了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权力(最起码成本是大大提高了)，但是也无需年年支付大笔的钱财去应付各路军阀兵马的搜刮劫 掠(绝对比任何贪官污吏都要狠)，不需要重金豢养许多保镖来护卫自己的府邸，也用不着胆战心惊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对保护费讨价还价，出门的时候更不需 要时刻保持警惕深怕被人绑票……这都是新中国才有的好环境。

　　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调玩玩客厅沙龙，写些小资文字的“民国范儿”们，在这个战火动荡的大时代里，除非出避海外，否则也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 ——不知当他们在生了病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在家族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敲诈到破产的时候，在出门探亲被土匪绑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时候，在被日本皇军的飞机 投弹问候的时候;在躲到租界里眼看着外面的同胞被虐杀的时候;在日军扫荡的炮火和弹雨中亡命狂奔的时候;在因为被扣上了“思想恶化”的罪名，而被特务们天 天“伺候着”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时候;在看着熟人、亲戚、老师、同学和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失踪”的时候……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

　　说真的，我们在闲暇之余，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而 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这就有些过分了——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

　　总之，民国年代是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位伟人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中国开战的话题了。

（责任编辑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