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与软着陆

　　例如，美国原住民现在是5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不到2%。因此美国是一个外来殖民者形成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进国家，特别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农业被当成先进的模式，但 几乎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通过殖民地形成的。而整个亚洲，基本上属于原著民文化，我们亚洲从口太多，作为原住民，没有来得及在西方大规模推进的殖民化中间被大幅度减少，因为离 宗主国太远、他们过不来。中国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个国家去做调查研究，总相信眼见为实，一定要到现场。做这种研究会发现像中国这种原住民人口大国 ，所充满的矛盾并非当代形成的，而是历史延续而成的。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小资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亦然。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否认小资社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当代学者中只有崔之元提出"小资社会主义"论述。

　　1949年，历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独立战争（civil war），中国建立了一个什么国家？要先看战争打的目的是什么？几千年历史上农民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给占人口88%的农 民按人平均分了地，农民成了过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政府进入工业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诺斯的交易费用理 论说，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

　　这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要按照侵略者的国家那样搞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因为他是工业化生产出船坚炮利来打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搞工业化。对！但同时又把地全分了，农业资源变 成小农所有，政府跟小农怎么交易？于是，政府推进集体化。

　　如果政府跟小农说，大家要搞私有化经济，我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套宣传符合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但难道能靠这些说法动员小农加入集体化吗？当然不能。事实上，政府 只能用集体化来解决从农业提取剩余遭遇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体化这个阶段用什么来宣传？当然就要有一套关于集体的宣传。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看，工业化要和乡村交换，可 面对四亿农民怎么交换呢？没法交易，就先搞初级合作社。但初级社只是农产品与城市的一般消费品交换。接着，当城市接受的苏联大工业出了产品--拖拉机生产线生产的是50马力拖拉机， 这些东西怎么和一般的初级社交换？哪个20户农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带拖拉机？大规模生产拖拉机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产没有农民要买，就得露天放着，也不能摞起来。那不就意味着浪 费嘛。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拖拉机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真正内涵是什么？是集体化加机械化--没有以乡单位 建立高级社，实行规模经营，就没有中国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

　　要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就要把乡范围的几万亩土地变成规模经营。这样就可以在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再加上农机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业的需求，就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 所以农业集体化本质上是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应该是个很平和的解释，没有对错好坏。只是这么一个经济过程。要还是不要，要说不要，那就 拖拉机工厂关门。而拖拉机工厂也是可以生产T50坦克的生产线，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现代国防？这就是个战略选择了。

　　农业集体化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平主义者可以说，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剑为犁、化坦克为拖拉机。但那时候的麻烦在于周边都是敌对势力，不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 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头去。那这拖拉机一定是高价的，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写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比较详细地讲了当年的决 策过程。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到底怎么办呢？中央反复讨论，认为只能让农民做出牺牲。所谓农民做出牺牲，主要从这个农业集体化开始。可见，集体化并非农业 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有很多人做学术 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是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

　　农业集体化的衰败，乃集体化贡献剩余过多的结果。

　　有一个数据是80年代就已经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们院一个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严瑞珍。指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 。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而同时期从农业提取的剩余约8千亿元，这两个数比到一块，就知道了农业集体化对于工业有多重要了。

　　毛泽东在1949年反对民粹主义，提出代表中国人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出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业化就得要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要 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

　　这就好比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没办法只能做个窝窝头吃，虽然没吃饱，但总算没饿死。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总之是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扩张。 那就是工业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于是整个社会收益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但也就有各种意识形态，说我现在这馒头多好 吃，前面吃的窝头就整个是错误。不说没前面那个窝窝头垫底，这个馒头未必吃得饱，甚至吃不上。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舆论：现在的馒头好，前面的窝头坏……

　　要让我说则是，窝头没让你饿死，馒头让你饱了。窝头重要，馒头也重要。这样，也就把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这两个不同阶段，平和地解释出来了。

　　虽然窝头派和馒头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烦了，以前人们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不着了，因为现在前面是海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能解决贫困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是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高达85%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四年，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从原来不到9%左右，上 升到20%左右，这才有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经济结构是85%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85%，而这85%吸纳的 就业很少，大多数人不会去玩这种泡泡游戏，于是失业不可能解决，就责怪中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货币信用、和政府债务信用拿来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 尽管奥巴马希望改变，但现在他没形成真正的改变。即使进入下一个任期，也难以真正做改变。美国有一批学者给他做咨询。指出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国就能 恢复制造业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一直有个说法，现在叫做"奥巴马与金正恩难题"--上去了就下不来。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经济结构、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国现代化得多。1989年朝鲜就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800多斤，人 均国民收入比我们当年还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农村中完全是规模经济，拥有6万套拖拉机，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现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变成了文艺范（ 人家早就文艺范了，载歌载舞）。但1991苏联解体麻烦就来了，1992年经互会取消、换货体系垮了。原来可以把苹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亚换石油，正好互补。但，遭遇苏联解体，石油不给了 。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动不了，大量耕地抛荒。1993年，粮食收成减少很多人饿死。

　　朝鲜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经互会体系中生产糖的，换货体系没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饥饿，一人一天两片面包，三根香蕉。幸亏古巴是在热带地区，没有挨冻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多样性， 通过作物多样性种植，变成了联合国表彰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复多样性，也因为没谁给他什么化肥援助。

　　谁之罪？领袖们可都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苏东国家的经互会物资交换体系坍塌了，石油没了，石油农业也就完啦。有人认为是制 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三个农民养七个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国家出现了先军政治，指挥大规模城市人返乡劳动。春天一人发一把掘头，刨地去，秋天一人发 一把镰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来，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

　　比如我们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乡，就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曾经受的一点苦难，恨不得放大成全人类的灾难。城里人都这样！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这是个常识。 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却变成反智的理论、反常识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 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 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 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 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

　　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 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 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 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 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就是因资本内化于政府，而更顺畅的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转嫁了代价。

　　关于这个论点，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发大危机的时候，中国是把城市中不能就业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形式转移出去了，城市转移了一千多万。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波上山 下乡运动。1960年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失业，是因为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议，政府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设。后来苏联投资停了，这两千多万被动员进城的农民 就送回家乡。客观上是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了城市危机甩出来不能就业人口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几千万。

　　各位不太了解几千万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说：我们有过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如果你们国家有数千万的失业会怎么样？一般他们会告诉我：如果我们有几千万的失业，那这个国家完 了--无论是多先进的制度、多先进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遭遇危机的客观结果。危机来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的危机就软着陆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停止了。1980年再爆发城市危机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再让失业青年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以前下乡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万待业青 年的压力，演化为巨大的社会犯罪浪潮，因其非常严重，才有"两个严打"：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后来媒体污蔑说是劳改犯致富。我们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万地承担了危机的代价 ，还在身份人格上被社会抹黑。我们确实很苦，但也锻炼出了一批人。现在很多关键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这些人。艰苦人生，有悲也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