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如何讲清中国特色
2012-11-03 07:15 作者：胡显达
旗帜鲜明讲清中国特色
——十八大如何讲清中国特色
导言：中国特色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四个点上：一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坚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国家调节，确保以按劳分配为主；四是坚持特大型企业的国有国控国营。
从1978年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也已经搞了近三十多年了，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这在很多国人的头脑里可能也还是稀里糊涂的，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已使不少人在“中国特色”上越发迷茫起来。如果不通过这次党的十八大把它旗帜鲜明地讲清楚，思想上的混乱与信念上的动摇，也就极可能进一步加剧起来。
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的一个终极性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在社会主义的自我传承上，绝对都是一个首要性的问题。
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什么要矢志不移地消灭资本主义，其因就在于它不断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并使之永久化地积累在这一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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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上，马克思洞察到工人阶级在这一积累中的历史运命是很悲情的。他痛苦地指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708页）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无产阶级的一个被其永久化的运命，就是被贫困、被奴役、被压迫。这就是马克思为其所勾勒出的一个自画像。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马克思为其作出的一个基本启示，就是消灭私有制，把公有制或社会占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个蓝本来建设。这个社会有着发达的生产力，没有阶级、城乡、体脑差别，产品按需分配，劳动也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正是这个伟大的理想吸引着一代代的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已。
在对这种未来社会的憧憬上，列宁对那些急于翻身的贫苦农民说道：“在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造应该用来减少大家的工作，不应该牺牲千百万人民的利益来使少数人发财。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91页）
透过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承，我们可以看出消灭贫穷、共同富裕，应是这种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极力达成的一个最本质的目标。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上，中国是走了不少弯路。但邓小平却从中获得了一个素朴性的认识，那就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赛局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更快提高上。
怎样推动这种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变革就是把一些外资、外企、民营等非公有的经济成分引进来，以在生产力中调动出更多的积极因素。
但随着这种变革所诱致出来的贫富分化以及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邓小平对这种经济成分自我嬗变出来的负面东西，也越来越地警觉起来。
对于经济成分的这种变革，一些左的流言更是把它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曾专门辩解道：“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
从苏俄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上看，邓小平的这种变革不过是列宁新经济政策尝试的一个中国版本而已。列宁写作《粮食税》一文的主旨之一，就是论证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分、技术和设备，可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它不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回，而是为了向社会主义的更好过渡。
邓小平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把那些非公经济成分以及外资、外企的技术、管理引进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以更快改变它的贫穷落后状态。这是他对毛的早年建设模式的一种颠覆性突破，是其生产关系过渡上的暂时退回。
在生产关系的过渡上，毛通过1956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把它们全部都姓“公”、姓“社”起来。按照那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毛的改造有二：一是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夺没收，二是民族资本的和平赎买。在社会资源用途的配置上，计划体制自上而下，统领一切。
经过1958年那场大跃进的折腾，这种体制的僵化与弊端逐渐被更多的人洞察出来。作为中国市场派的一个先驱，吴敬琏在当时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引进市场，并通过的运作来补救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足。只不过这种变革的冲动被党内走资派的无情揪斗剿杀了。
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都绝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所能接纳了的。比如，犁耕耙拉式的农耕技术以及那种以队为单位、极其缺乏劳动激励的生产管理，就极不适合于很多人的一哄而上和大农田作业，小农户的承包单干反倒比之更能把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接纳进来。（参见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的分析）
生产关系的性质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这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毛的急躁冒进，让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它自身的发展轨道。大锅饭与集体化就是这种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失败的一个缩影。
在邓小平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他对毛的建设模式作了很大的改动，主要的策略是后退，也即从过去生产关系上的急躁冒进上后退下来，把毛的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改造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状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以接纳不同技术水平上的生产力。在社会资源用途的配置和利用上，邓小平引进市场，改变了单一的计划体制，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进一步提高计划体制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随着非公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与独占，以及它对国有经济成分蛇吞象式的购并私吞，邓小平也逐渐认识到了它那不容忽视的一个负面——也即收入、贫富差距在更大范围上的自我复制、自我繁衍、自我加剧。如果长此下去，一旦出现了这种贫富上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也就归于彻底的失败。这是邓小平所极不愿看到的一种结局。
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这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几乎是一个通态。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也早就不是那种单一的私有制成分了，其中，也夹杂着不少国有、国营的成分。詹姆士·E·米德教授的《混合经济——明智的激进政策指南》，就是专门用来阐述这种经济形态的宏观调控的。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仍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时候，他逆势而进的一个基本变革就是“试图在能够恢复市场机制作用的任何地方，来重振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詹姆士·E·米德教授的《混合经济》第5页）。与之同时，他还提醒道：“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动，也需要中央计划来进行全面的协调。市场机制往往不能很好解决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所引起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这些问题均有赖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同上第4页）
由此可见，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计划规划与政府调控市场，这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几乎已是一个共性相通的东西，很难用此来标识我们的这种市场取向变革中的中国特色。
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标识为社会主义，必须从它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经济成分的构成比率将是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标识牌。
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中，用什么来标识它对社会主义的归属性呢？公有制的成分及其比率，毫无疑义地都是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东西。如果不用它作为基本的标识牌，中国在经济上的市场取向变革，也就极可能滑向西方的资本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特别强调道：“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在同年10月23日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提问时，邓小平又剖析道：“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以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同上第149页）
透过邓小平的这些分析可以看出，能不能在改革中坚持住它的社会主义方向，能不能消灭社会主义贫穷，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个关键，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贫穷的消灭以及两极分化的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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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突出，晚年的邓小平也越来越忧心起共同富裕的推进了。他思考的一个中心就是沿海与帮内地、先富帮后富等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邓小平在党内告诫道：“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同上第364页）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改革搞成了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而不是共同富裕，那么这实质上也就背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了。
所以，从经济成分上看，中国特色就必须体现在它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矢志不移的坚守上。从发展经济的目的上看，中国特色就必须体现在对共同富裕目标矢志不移的推进上。只有守住了这些根基，像这种“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的两极分化，才可能得以避免。这一点完全可以讲的清楚，也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清楚。这些根基，也绝不允许有半点的动摇。
为什么我们坚守的公有制经济至今仍未能有效遏制住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呢？这里的一个根子在于我们的分配体制改革出现了差错。也即我们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时候，把分配上的主导权拱手相让给了那些资本与管理要素。在多种分配方式的补充格局中，以按劳分配为主被虚置了起来，资本、管理等非劳动要素在市场的初次分配或企业的内部分配中只手把持了它的主导权。
在分配体制的改革上，其初衷本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人们生产积极性发挥上的束缚，着力体现“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然而，在企业经营权的下放和承包中，这种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动权也一同交给了那些资本、管理要素的持有者，国家作为“全民”的一个总代表反而对其自由放任、撒手不管，并置身于这种内部分配的事外，而让那些资本、管理要素自主决定它们的内部分配。这种失误，使“以按劳分配为主”空虚起来，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坚持，有其名而无其实。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真正的主导和操盘是那些权势化的生产要素，也即那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的管理层等。是他们的主导与攫取，把共同劳动出来的成果都较大份额的据为己有了。从而导致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及其社会不满情绪的猛烈增长。
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上，中国的改革依然在重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比如，工资集体协商的引进，这种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话语权，但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这种内部分配上的弱势地位。
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我们的变革不应该把那些西方改良式的一些做法照搬进来，而应该独树一帜起自己的中国特色来。
在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中，中国特色必须更多体现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实现上，并真真切切把它落实到社会大众对财富的拥有上。按照目前社会财富的分配现状，按劳分配所占的份额绝不能达到那种以它分配为主的份上，社会财富都被那些拥有更多资本、更多权力的强势集团攫取走了，而以劳动为生的人却只能分配到一些极少的收入，聊以糊口、苟活残喘。
要改变这种分配现状，国家就必须作为这些劳动要素的总代表，而制度化的介入到这种企业内部的分配上来，与其协商这一要素的劳动报酬，并通过内部分配比率的政府调节，遏制这种内部分配的过大差距，确保劳动这一要素的工资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占有一个较大的份额，以此推进各生产要素持有者的共同富裕。政府调节企业内部分配比率，这一点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独树一帜起来，以与西方企业内部分配上的资本主导相对立。
当然，国家作为“全民共同富裕”的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推进者，它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分配调节从企业层面进一步拓展到行业、区域、城乡等更宽广的领域。
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它的一个基本形态就是所有制的“全民与集体”。目前，争议最大的就是它的实存状态之一——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说它掌控资源、牟取暴利、绑架经济等。
这些非难的一个难以启齿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分拆那些在某一行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特大型国企，以通过它的产权改革或民营化，而便利于那些非公成分的购并侵占。
前几天，网络上就有这样一篇《北京绑架中国经济》的帖文，怀抱着自己的偏见，而对这种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大肆抨击，说它是一种赤裸裸的权贵经济，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在对全民所有制这一公有制基本形态的肢解上，一些人又说它是一种所有人的虚无，名为全民所有，而实则无人所有。对于这种模糊化的产权状况，必须按照西方的产权制度加以改造，才可能把那些经营上的信托责任落实到位，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
实际上，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所有人也并不是某种虚无的存在，它的人格化出来的所有者就是那个代表“全民”的国家。只是这个作为所有者的“全民”，缺乏有效的管道参与到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来，而使其所有人的存在显得虚无罢了。如果能够通过一种民主的管，而让这个作为所有人的全民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来，并能够通过这一所有人的身符而分享到它们的经营红利，我想这些企业的全民所有就不再是什么虚无的东西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全民参与的民主管道，作为这些企业所有人的全民，可以通过代表的推荐、选任，而真真切切地分享到一些所有人的权益来。比如，通过人民的代表推荐和聘任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些企业的经营红利通过国家的调节而更多纳入到社会保障基金中去，并通过这一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而确保它的所有人“全民”共同分享到它们的经营红利。
所以，对于那些国有特大型企业在市场上的一家独大与垄断经营，我们当然要本着恢复和发展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精神，而着力解决这种市场竞争不足和权力过多操控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我们绝不能动摇对它们的国有国控国营。这是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个根本所在。我们完全可以旗帜鲜明地把这些特大型企业的国有国控国营作为一种市场机制运行基础上的中国特色来坚持。
当然，它的一个未来变革也必须是通过国家的自我调节而把其经营上的更多红利都纳入到那些专门用于全民社会保障的基金中去。
对于那些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国家作为其全民所有人的一个总代表，也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市场调节，使其确保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使其资产始终为全民所有，其经营始终为全民所控，其红利始终为全民所享。
当然，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一家独大与垄断经营这一结构性问题，未来的变革也还可以通过这些企业的分拆，使其组成两、三个大型企业集团，以其国有企业的身符垄断竞争于同一市场，确保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2012年11月2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龙翔五洲评：
先不论作者对毛时代社会主义的批判，也不论对邓小平改开的肯定，作者在导言中所说：“中国特色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四个点上：一十八大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坚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国家调节，确保以按劳分配为主；四是坚持特大型企业的国有国控国营”这些都是对的。以此来衡量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八大应该把它旗帜鲜明地讲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还是别的什么。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