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马松的电话。我们之间一向很少联系,这次他主动打电话我,多少使我有些意外。我下意识地预感到跟那个案子有关。果然,马松告诉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法院决定撤销原本已经受理的椿树岛诉讼案。“决定刚刚做出,还没对外公布呢,你可别走漏消息。”马松反复叮嘱。我问撤案的理由,他只简短地说是蕖小椿主动撤诉的。“不过除了他,另外几个椿树岛人也同意撤诉,具体原因我也不大清楚,听说大好河山集团与他们达成了庭外和解,付给他们一笔补偿费吧……”我进一步追问,是不是上面给法院施加了什么压力,马松便吞吞吐吐,再也不肯往下说了。愣怔了片刻,我又问,安然是否已经知道这消息,马松说法院已给原告和代理律师发出撤案函,她应该知道了吧。 放下电话,我出了好一会儿神。对于这个结果,我说不清自己究竟感到失望还是高兴,就像起初听说蕖伯安被告上法院时那种复杂难辨的心情一样。晚上,我登陆豆瓣网看看有什么新的信息,可打开网页,发现原来的帖子都不见了,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 下班后,我开车去了椿树岛按摩店。店里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个顾客,除了斜眼少年,也没有别的服务员和按摩师。我问斜眼少年在哪儿可以找到蕖小椿。斜眼少年的神情有几分黯淡,犹豫了一下才说,蕖老板走了。我问去哪儿啦?他说去海南岛,昨天才走,是带着雪梅小姐一起走的。我只是替他看两天店子,临走前,他已经把店转让给别人,新老板明天就要来重新安排装修了…… 我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 9 5月20日是W大建校110周年的庆典。一星期前魏东就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回母校参加庆祝活动,并问我安然来不来。我说不知道,你打电话问她么。他说打了,可电话停机了,老夫子,为什么我每次给她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停机呢,她是不是故意躲我?我觉得魏东问的有些可笑。椿树岛案被撤诉后,我也打电话找过安然,遭遇跟魏东一样。安然显然是有意停掉电话,掐断与外界联系的。她做事一向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从哪儿冒出来呢。 魏东刚到W市,就火急火燎地把我叫了去。他没有住进W大为参加校庆的校友统一安排的宾馆,而是自己在W大旁边找了一家四星级酒店住下了。这家伙从原单位停薪留职单独开办公司后,到哪儿非星级酒店不住,老板的谱儿摆得倍儿足。其实,他那个文化公司也就十多号人,最初的启动资金都是东借西挪凑起来的。这么些年,魏东卯足了劲儿拼打,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很不容易。他一直想把事业做大,进军影视市场,前两年,还特地跑到W市让我帮他牵线,想买一个正在走红的女作家的小说改编权。可当那女作家一开价,就把他吓得够呛,出门愤愤地骂道:“这娘们儿也忒黑了,照这个价买她那个小说,我也甭拍什么电视剧,直接破产得了!” 我们在酒店一楼的吧座刚坐下,魏东就给我提起蕖伯安那档子事,说安然她不是名律师么,怎么眼瞅着姓蕖的就要站到被告席上,又让他给溜掉啦?她是不是临阵恋旧,网开一面啊?那口气像个瞧热闹的,面对着一场即将开场的好戏突然停演了一样,遗憾得不行。魏东显然是想通过这桩案子好好出出恶气的。他始终对蕖伯安耿耿于怀,这么多年虽然离了好几次婚,老婆也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可他始终忘不掉安然。只要我们在一起,他都要问到安然。一提到安然,话题自然会扯到蕖伯安身上去。前些年蕖伯安把大好河山的总部迁到北京时,魏东就给我打电话发泄了一通,他说真他娘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偌大个中国姓蕖的哪儿不好去,偏偏迁到北京来了,他这不是逼我吗?蕖伯安身价早已过了上十亿,生意也从椿树岛那个地方扩大到了全国,公司总部迁到北京后,又开始进军房地产,甚至打算到迪拜投资房产生意。这都是魏东告诉我的。魏东自己也承认,他和蕖伯安压根儿不在一个等级上。这也正是魏东愤愤不平的地方。他要了一瓶法国葡萄酒,一扬脖子就把自己那杯喝得精光。“论年龄,现在早该是我们这茬人的时代了,80后都上来了啊。可那老家伙都过七十了还赖着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越活越年轻似的。有次我去‘天上人间’会一生意上的朋友,碰见了姓蕖的,见他一手搂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美女从包房里出来,我当时险些一冲动,上去揍丫一顿,可一瞅他身后两个寸步不离的保镖,没敢动手……”他悻悻地说,脸上露出妒忌和无可奈何之色。“其实,我也知道安然摆不平姓蕖的。从这场到了眼皮底下都被他轻轻化解的官司,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整个儿就是呼风唤雨啊……” 魏东说话颠三倒四,分明有了些醉意。 “雷平也从国外回来参见校庆了,你想不想一起去见见他?”我的话刚出口,魏东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去见他?我恨不得咬丫一口!当年如果不是他从中作梗,安然会那么快就掉进那老流氓的陷阱吗?”见魏东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神情,我觉得他一点也没长大,仍然跟二十多年前那样沉不住气。就这么点心性,难怪安然瞧不上他的。我忽然觉得,我们这茬生于60年代的人,别说跟蕖伯安那辈人比,就是比起雷平那批“50后”,也还是显得嫩了点。 雷平是W大特邀回母校出席百年校庆的“杰出校友”,不显山不露水地住在W大宾馆的一个普通房间。雷平是《启蒙》停刊后出国的,算起来都快二十年了。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发现除了两鬓花白,脸上的皱纹增加了不少,模样跟二十年前差不多,还留着平头,衣着简朴,像个老实巴交的工人。 我们俩就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没聊几句,我便意识到他内心的变化其实挺大。毕竟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整个世界都变得面目全非了,他能不变吗?我问起他对W大这次校庆的印象,他先是嗯嗯了几句“不错”之类的客套话,接着话锋一转说,“W大的高楼大厦倒是建了不少,可我总觉得缺少百年名校的底蕴,倒像个大公司呢。这次受邀回来的“杰出校友”绝大部分都是老板官员,像我这样的人没几个,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我会心地一笑,“教育产业化嘛,办大学可不就跟办产业似的?”他还是满脸费解,一头雾水的样子。看来他对国内的情况的确不大了解。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就把话题扯到了蕖伯安身上。“我出国后就再也没有跟老蕖联系过。前两年,我在一份华文报纸上见到老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什么富豪排行榜上。雷平说这句话时,脸上现出一缕嘲弄的表情,“你知道吗,当年我一直把老蕖当成精神上的兄长和引路人,甚至甘愿为他拉皮条呢!可是现在,我和他完全变成两类人了……”他说到这儿,眉宇间皱起了一个大大的川字。 我忽然想跟雷平谈谈刚发生的那场“椿树岛事件”,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些年,我对雷平多少有些了解,知道他写了许多随笔,言辞犀利,思想颇为敏锐。前两年,我还在国内知识界很有影响的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他的文章,题目记不清了,谈的是“政治主体”和“欲望主体”之类,他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由“政治人”一下子变成了“欲望人”,这同样是一种“异化”。异化这个词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一个概念。我感到很惊讶,没想到雷平旅居国外多年,当年的那股知识分子情结仍然存在。这样的人即使在国内也不多了。我问他出席完校庆活动还有什么别的安排,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想回钢铁厂看看,前些年国内许多大型国企改制,我的许多师兄师弟都下了岗,日子过得很艰难,回来一趟,不去看看他们心里不安哪!”他的神情有几分沉重。我一时默然无语。聊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从W大宾馆出来,一个人走在校园里。五月的W大草木葳蕤,花团锦簇,一派喜庆的景象。尽管樱花早已凋谢,但我似乎还能嗅到一股馥郁的樱花香气。二十多年前我和魏东、安然筹办“樱花诗会” 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和他完全变成两类人了。”我回味着雷平的那句话,想起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从中央电视台一档名牌节目中见到了蕖伯安,他作为嘉宾正在接受主持人的访谈。许多年没见到他了,尤其是刚刚经过那起诉讼风波之后,猛一在电视上见到,还是忍不住有点激动。他比过去老了不少,头发都快掉光了,可他的身材还是像从前那样清瘦,腰板挺得笔直,神情和谈吐依然魅力十足,思维出奇的敏捷。主持人问:“您将来是否会重操旧业写小说?”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写,当然会写,我从来就没忘记我是个作家。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和观众,我的自传体小说最近就要出版了,首印20万册。还有,我那部曾经遭到查禁的《渴》也将再版,并要被改编成电视剧呢……”蕖伯安脸上又浮现出我熟悉的那种自信的微笑。那是一种牢牢握住了历史和时代的胜利者才有的表情。 此刻,我环顾着W大校园里满目的青翠和远处高楼玻璃幕墙被阳光反射的耀眼光辉,心绪一片苍茫。脑子里不知怎么闪现出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椿树岛,还有那些消失的椿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阵喑哑的喊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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