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

文化大革命是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焦点，这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新运动，被以上的 燕雀们和黑天鹅们，标记为一场造成浩劫的政治闹剧，其思想史意义被轻易的否定了。政治在这里被确立为学术标杆，政治定性取代了学术裁判，具体表现为《决 议》成为学术尺度。毛泽东一贯倡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革新运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过程又受到来自党内外的各种 干扰，在当时造成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混乱，例如在北京高级干部子弟知道他们的老爹们有下台的危险的时候，就组成“联动”为非作歹，大肆杀人放火，犯下了 滔天罪恶。这些在某些人授意下干扰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掩盖了文革本身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充分表达，给后来的政治斗争的胜出者（他们正是当时打着红旗反红旗， 干扰文革进程的人）贬损文化大革命，诬蔑其为一场政治浩劫提供了口实。这些人其实是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所以，他们掌握政权之 后，迫不及待搞出一个政治上的《决议》，来统帅一切。

然而，浩劫标签是否正确，要看其标示货物到底是什么。打开包装，货物与标签不符，是 修改标签还是抛弃货物？这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李捷却把它搞成了一个复杂问题。可以说改革30年是一个启封包装，验明文化大革命这一货物实质内容的过 程。现在已经验明了。李捷做的不是抛弃标签，或者修改标签，而是坚持认为货物不对。可惜文革这件货物属于历史，货物是不能更换的，只能更换标签。毛泽东 “晚年错误”的标签，文革是浩劫的标签，已经被改革开放证伪，必须更换为“毛泽东晚年正确”，“文革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政治层面而言，毛泽东为文革 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就隐藏在党内，党的中央也有。文革后，否定文革者出示的最大的证据就是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 产阶级。不幸的是，无论李捷怎样强调“刘少奇不是走资派”，但其衣钵继承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刘少奇就是走资派，以他为总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仅当时就存在着， 现在也还盘踞在党内的各级关键位置。

文化大革命到底何以发生是许多人试图回答的。就主观动机起源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 东个人意志的产物。就其思想动力源而言，有外因说，有内因说。外因说认为是受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中国革命是 法国大革命的孙子。反动文人关于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的故事新编，是要通过清算法国大革命来清算文化大革命。一切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坚持文化大革命 浩劫说的，与这些反动文人是一丘之貉。我坚持内因说，认为文革是源自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无关。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以来世界具有其他任何革命所 不及的特殊影响。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受到它一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影响主要是吸收其某些思想元素，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革命 受外界的影响往往较强，而思想文化的革命，因为本土的原因要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原因。

追索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 后。那时，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动天下人之心，是毛泽东因救亡（反帝而争民族独立）而押 后数十年的“动天下人之心”的伟大构想的全面实施。我国历史自1840年以来，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如何因应外部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侵入，无人能解决， 是毛泽东解决了。文革从一个方面讲显然是源于自身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动，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后，在社会主义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 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冲击，也不可能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是在传统和外部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获得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革正是毛泽东为此 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动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又不失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文革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洋为中用，古为今 用”。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概念，“洋为中用”还可以肤浅的解释为借鉴人家的科学技术，重弹“西学为用”的老调，但是“古为今用”则是只能是从传 统文化层面来解释，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毛泽东的应对具有超时代性。文革的思想文化价值，却掩埋在“反修防修”这 样的政治口号中，人们庸俗的解释了“反修防修”，而又完全把文革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意义置之不理。今天，政权因为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得到了实惠，苏联和东 欧的事变没有发生在中国，显然是得益于文革在政治层面的防范。几年前，当不会有人敢于正面肯定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现在政权因为否定毛泽东晚年后造成的合 法性危机，高强度显示出来，体制内的个别官员和学者，就敢于做出有限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一个进步。可是，不能满足于从此一个角度实用主义地阐释文革。文革 文化方面的辐射力，可以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看到一些影子。文化体制改革当然不是文革的再现——虽然有些人有此联想。但是，它暗示了一个问题，由 于毛泽东的超前的预防，搞出了以原子武器为轴心的现代国防体系，使西方的军事霸权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西方改变了战略，让文化霸权代替军事霸权，代为 攻城略地，在各国内部引发事变，促成政权更迭。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高瞻远瞩。有人说毛泽东比他们多看了50年，这实在是他们太过自我高看而贬损了 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多看的是5千年，五万年，怎么是50年？毛泽东看到西方军事霸权难以为继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从文化上入手，于是加以防范，为中国建 设文化高点。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输出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治下一个贫穷的中国，可以输出革命，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取攻势？而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即 使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足，却只能接受被输出革命？面对同样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只能取守势？还应对失措？显然，毛泽东输出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革命 或者军事革命，而是寓含在政治革命中重建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的国家意识。这是毛泽东输出的革命的实质！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正确和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 点。今天，提出文化制度改革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些表象，想模仿一点毛泽东的东西，但他们终归看不到本质，也就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公然举起革命的大旗。合 作化时期，毛泽东说邓子诙裹足不前，不敢顺应农民要求，大搞合作化，是“小脚女人”，现在这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何尝又不是小脚女人呢？且看他们的 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拯救中国的文化，如何应对西方的文化打击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三年说”和“十年说”。对文革内容的解读，决定了对文革 起止时间的界定。三年说，依据的是疾风暴雨的动荡为依据：从《五一六通知》，到《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运动，上海一月风暴，武斗，夺权，军管，最后大 乱到大治，九大刘少奇靠边，“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文革结束。这一思路无形之中肯定了文革是一场权斗，突出的是其表面状态的政治色彩，忽视了其文化和思想 史意义。十年说，则是以《决议》为依据，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粉碎四人帮，确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文革时间段。这一判定， 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中的核心指导作用，但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结于这一理论的错误，这显然掩盖了许多东西，让文革变成了一 幅漫画，李捷的在这个访谈中做出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一幅政治漫画，怪不得他还设想用动漫和网络游戏来搞革命史教育，看来这里有其个人思想的深刻根源，不只是 一个教育的方法选择问题。

毛泽东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毛泽东晚年正确，尤其文革的神启性正确性，更是一个世 界性课题。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并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学术重镇。国内因为政治的禁忌，一切研究都还是在《决议》的政治框架里进行，这些研究甚至甚少文化 色彩，总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的，个人恩怨的角落里打转转（这些李捷也看出其无聊），得出的结论都是皮相的，未有任何有深度的开山之作。在国外，即便有高 于国内的学术自由，但由于政治背景，文化差异的制约，依然也难以见到关于文革的扛鼎之作。迈纳斯，魏菲德，施拉姆这些为热爱毛泽东的人耳熟能详的研究者， 书卷气太足，从文本到文本，且因为缺乏直接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共鸣，在他们的著作中鲜见文革本身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搅动和深耕，我对他们的真诚充满敬佩，但对 他们的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

这里，我提请有关人士注意，政治事件是社会思潮的根基和起源，从 1957年到1964年，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拒绝工农兵大众，这为毛泽东酝酿文革确立了近时间段的思想基础（远时间段的思想基础如上文所说是在五四时 期）。毛泽东虽然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是早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起冲突，就想拿下刘少奇，但是1966年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参与做出 的，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本人主持文革，这明显是给他一个改正以前“路线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的举措，刘少奇显然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自己过度自信 （李捷对毛泽东“大权旁落”才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夺权的无稽之谈也予以了驳斥，我一点我是予以采信），于是就有之后的文革的全面发动。这正如淮海战役源自一 个局部的济南会战，越打越大，就打成了淮海战役，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关键性战役。就解决人事问题或者组织路线问题而言，文革本来也是小范围的，目标是向上 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头指向基层群众，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的信任。于是，在刘少奇 的干扰和毛泽东的反干扰的对抗性互动中，文革就从局部性演变出全面性。毛泽东是顺势而动，把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设计，在这个运动中加以了实践。 在“干扰”和“反干扰”问题上，我无法采信李捷的意见。他显然认为刘是反干扰者。事实上，毛泽东才是反干扰者。文革的头两个多月，是刘以文革主导者的身 份，用向各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矛头指向学生和普通教师，方便地干扰了文革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之后，反对他的做法，试图拨正文革的目标和 实施步骤之后，刘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干扰了，于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干扰。根据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该书成书为80年底中期，较早，当时还没有敢公然 的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所以披露的资料就很微妙，有可信度），刘少奇被彻底罢官之前还是参与最高层的会议的，中央最高层的决议刚一形成，高干子弟云集的北 大清华和一些中学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学生就知道了决议内容，高干子弟们会有针对性做出应对，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联动”组织，该组织大肆打砸 抢，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制造社会动荡，以至于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许多学生和群众也参与对他们的围剿。当他们最终被 制服的时候，一些成员四处散发传单， “联动永存”，“联动打不倒”，“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部”等标语就见于很多学校，一些“联动分子”还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上高喊： “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这些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这些高干子弟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明显的是那时失去权力的走资派 的内心写照，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那时以后很可能活不过十年了。十年后，毛泽东死了，果然就被定性为不正确，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 “联动”的公开资料直到现在还十分有限，见诸网络的也都有美化联动或者避重就轻的痕迹。这明显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当时走资的当权派后来的改革当权派—— “改革就是走资”，在这里二者合流了，以此为认识基础，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当时只要刘少奇不从政治上彻底打倒，整个社会就不能安定！而刘少奇本人即 使打倒，他的整个班子还在，问题也不见得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刘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经以退为进请求辞职，以保护其整个组织体系和成员，以图东山 再起。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辞职，而把他的问题交给全社会来批判解决，以此教育全民，达到了动天下人之心的目标。这又显示毛泽东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次让刘作 为现实的反面教材，文革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的重大事件，人民关于文革的认识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程度。这里没有什么毛泽东的阴谋，只有毛 泽东教育人民的阳谋。李捷说“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而过度的使用了群众运动”，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 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今天，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些解释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却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 批判，由这些人来做，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被念歪。带着心理的抵触，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再带上政治偏见的哈哈镜，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就只有大 粪了。由谁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们吗？由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刘再复们吗？由仇恨毛泽东的茅于轼袁腾飞们吗？由刻苦研读中国历 史为试图再度奴役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国学者吗？靠张宏良一类的自诩代表工农大众的半吊子吗？靠工农兵自己吗？我对所有这些人保持警惕，对于 工人阶级的警惕不是来自阶级立场的对立，而是来自对他们能力的怀疑，工农兵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洞察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理解力和哲学武器。工人出身的 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决裂就是一个缩影。对于非工人阶级的一切人，警惕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站立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主观的动机。站错了阶级立 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毫无疑问的。“最近30年，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主要学术资源都是来自于英 语世界。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告别革命的李泽厚是这样的流派代表，预言道德理想国破灭的朱学 勤是这样的流派代表，主张宪政的刘军宁，更是彻头彻尾的拾牙慧。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中国学术的独立性没有了，学术尺度，是非标准没有了，有的只是拾人牙 慧，甚至是在思想的爬行中吞入别人消化不透的排泄物或者恶意注入的毒素，我能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是秦始皇的历史，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之 后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立，中国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为秦始皇跑龙套，最多也只是秦始皇的解释者或者完善者。毛泽东之后，无论谁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登场退场， 都将是以各自的表演从正面或者反面阐释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确性的历史。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泽东的 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泽东这一中正之位。文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的这样 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归文革中的毛泽东意识，挑战周期律。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历史无论思想史上出现什么巨匠，其最终也只是柏拉图的阐释者。毛 泽东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之力和养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度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所以，西方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也都无法回避毛泽东。

总而言之，李捷错了：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而不是什么晚年错误。不过我为毛泽东辩护，却绝不是要为今天“亲爱的妈妈”的合法性辩护，恰恰相反，是要说明“亲爱的妈妈”的合法性失落在否定晚年毛泽东之中，要重建合法性，就必须肯定晚年毛泽东的正确性，否则，人民有权以革命的方式收回权力。

（责任编辑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