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该文代表托派组织世界社会主义网站观点，供读者参考
于7月下旬发表的一封要求罢免总理温家宝的长篇公开信，而又是在今年迟些时候要举行的重要第18届党代表大会之前发表，正是又一凸显中国共产党内派系持续动荡的迹象。该信声称得到了1600多名官员的支持，指责温家宝破坏该国的国有企业部门，“为少数官僚买办和美国统治集团利益服务。” 该信代表了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关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进行的反击，薄在三月因被指控贪腐而被免职和拘留。他的妻子在本月因谋杀其英国生意伙伴而被定罪。在丑闻背后是中共官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尖锐分歧。薄一直被视为中共最高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可能人选。 这封公开信件突出了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带头签署的人是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马宾。他是个96岁的退休官员，但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批评者一般都摒弃他，认为他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只不过是个根深蒂固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卫道者”。 尽管信件的签署人都没有担当任何重要的领导职位，但他们却组成的一个意识形态倾向——即所谓的新左派——并在中共党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马宾及其他300名官员曾于6月提交了另一封信，要求重开大约30个网站，其中包括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这些网站曾是新左派的喉舌，但当薄熙来被罢免后，便在四月被关闭了。 新左派是一个庞杂的团体，包括社会改良派学者、毛泽东时代的官僚和力图恢复毛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共同的观点，即宣称要把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恢复其“社会主义”的根源。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包括那些谴责其对手为“走资派”的，都是出于用保护主义措施去保卫中国资本主义，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受外国竞争，以及使尖锐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的社会政策。 与薄熙来有密切关系的著名工商管理教授韩德强亦有签署这封公开信。韩德强创立了乌有之乡网站，是新左派倾向的典型例子。韩与英国外交官孟加思在五月的一个采访中，解释了他的反全球化立场。他抱怨说：“由于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中国本土的企业只能给跨国公司打工，做二老板、三老板、四老板，而做不了大老板。”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应再为国际银行和大企业扮演一种附属性角色。 韩的取向并非是中国工人阶级，而是“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宣称他们受帝国主义国家中更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于去年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韩德强和马宾等人热烈地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韩德强对这英国外交官宣称，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有些已处于世界最富有的亿万富翁行列——也是世界“99％”的一部分，去反抗“1％”的西方超级富豪。 与此同时，韩与孟加思谈论时，坚称乌有之乡网站并没有危及中国政府或其政治稳定性。“因为乌有之乡不主张推翻政府，而是主张改良，主张上层路线调整，主张党群一体化，来回归社会主义。”他说。“在更‘左’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是属于‘改良派’。因此乌有之乡怎么能叫‘极左’呢?“ 最近的这封公开信中最显著的特点是要求罢免温家宝不仅其总理之职，而且包括党内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之位。虽然向中共中央领导层发出呼吁要求保护国企部门都曾在历届党大会上提出过，但是耍求罢免高层领导人却属非常罕见。信中指责了温家宝违反中国宪法，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企部门，犯下了出卖“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 ”的“罪行” 。 尽管这封信提及了经济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中国却并非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从未有过社会主义。从1949年革命的巨大动荡中出现的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它沿用了苏联路线把工业国有化和实行经济计划，但却缺乏工人权力的机关。以毛为首的官僚机器植根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把中国经济引入了一条死胡同。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达成了和解，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上被认同是中国经济向外资开放，进行市场化结构调整以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提。 公开信所代表的那部分中共官僚并非比其对手更为“社会主义”。相反，韩德强与马宾所为之说话的是部分像薄熙来一样的中国统治精英，他们的财富和特权与他们控制大型国有企业有密切关联。面对经济放缓，他们的对手如温家宝则坚持认为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进更一步向外资开放。温家宝正积极推动消除对余下国有企业的保护，这将导致国企破产，给工人阶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开信的标题是“坚决制止彻底搞垮国有企业的呼吁书”，以反对世界银行一份重要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报告是世银与温的国务院联合编写的。这份世银文件在北京发布，要求瓦解战略性的国家垄断部门，如能源和银行等。报告设想到2030年时国有部门的规模将大大缩小，从2010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减到2030年的10％。 公开信谴责在温家宝政府治下的过去十年中，国有部门被削弱，宣称这是因“离开独立自主和国家经济安全原则，过度强调利用外资。”信中指出，在每个已向外资开放的行业，最大的五间龙头企业都是外商独资，在28个重点行业中，被外资控制了多数资产的有21个。 公开信还对比了最大的123家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点行业，如能源、电信、银行和化工等。它吹嘘说，在2011年有59家被列入《财富》的全球500强名单（世界500家收入最高的公司）。在过去的10年，其总资产已增加了两倍，达28万亿人民币（$3.15万亿美元），年收入则增加了7倍，达20.2万亿人民币。然而，信中并没有指出的是它们亦像其他私营企业一样也是牟利的企业，并剥削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它们的“成功”，如同中国的整体经济一样，依赖的是向美国、欧洲和日本输出商品。 信中指责温家宝为“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服务。他被指犯了六宗“罪行”，其中包括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即1.17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券和投资3760亿美元于按揭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贷美，用以“支撑美国经济。”信里更宣称，在随后的国际“金融战”中，温家宝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使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冒上了使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外汇储备可能会被掠夺的风险。 事实上，温家宝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政策，正显示了中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特别是作为其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的美国的依赖。此外，信中所声称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更是完全错误。 经过30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剩余的国有企业已经历了深远的转变。原先它们组成了畸形工人国家的所有制基础，在官僚地强加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由斯大林主义政权管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使数千百万工人下岗后，大部分剩下来的国有企业都已转变为股份制公司。 这些企业的社会功能亦已深刻改变。它们的员工不再享受“铁饭碗”的优惠，如工作保障、福利、医疗、住房、托儿和养老金等。相反，管理层保留其利润。总裁们——经常是中共高官的子女——所享受的薪金是普通工人工资的几百倍，并且往往持有这些股份制的公司的大量股权。这些“红色”生意的利润是由国家认可的垄断地位，并靠获得国有银行的廉价信贷来保证的。信中谴责温家宝是替西方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但却不提国有企业和外资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 新左派团体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然而，他们对任何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所怀有的敌意，是如同其派系对手一样的。他们所要求有限度的社会改良的目的，是旨在遏制劳动人民对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断高涨的怒气，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共政权。 公开信的提出要求是极不可能会提交给中共18大的，但信的公开性则指出了政权内部存在有更深刻的派系斗争。随着中国经济在放缓，中共官僚里的各个竞争派系都在力图寻求强化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不惜牺牲对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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