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好时代吗？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 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 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 利外语的 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 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 年都有许 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 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 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文明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情深深雨蒙蒙》的女主角一家），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
　　　　——只不过当时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 杜月笙这 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 海市民， 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 大上海找 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 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九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 住之余， 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 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 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 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 一面割出 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 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 流取水 ——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 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 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由于 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 “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道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 客，住的 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是一个片段都不写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 欧美语 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 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 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 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 家六口人 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 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 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 里，恐怕 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黑道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 们一样， 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 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 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 身都是在 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 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 包一个名 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 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 处设卡收 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 许多民脂 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 有人格尊 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 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 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 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 不是没有 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 复辟了一 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 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 希冀夺权 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 先驱，公 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 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几年》，而闻一多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 人有关 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 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