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好时代吗？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在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 独秀的月 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8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　——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 南方与北 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 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 银元可以 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 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高薪之下，大学教授和讲师们有很多钱来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 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 好的大城 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 还要时常 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 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很多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拿320元薪水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 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 出、精英 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 浮躁，在 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 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 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 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 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 看不出什 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 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 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 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 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 此。一定要 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 “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 国式的严 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 科学的重 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 里，依然延 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 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 几乎从来 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 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 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 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