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左翼代表谁

今天的左翼代表谁

本文是黄纪苏参加萧功秦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的发言纪要，供读者参考。

机会难得，我就提几个问题供商量吧。第一个问题是执政合法性。刘苏里先生说，人类历来是抢得天下是王，抢不到就是贼，现在规矩改了，你总得选一下，搞个仪式吧。我也不算质疑，我只是想，这选举仪式的背后是什么。光说仪式其实很容易，不就是把大家拉去“行使庄严的民主权力”么？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关键是为什么 仪式就成了问题——为什么民主原来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人口的大多数长本事了。原来管理社会的确都得是精英，因为就他们本事大。冯友兰说过去发个告示，骈四俪六老百姓都看不懂，都靠秀才帮着翻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老百姓本事长了，欲望高了，你治理社会的方式就得变了。

问题不问题取决于你把不把它当问题。过去很多年没人提合法性问题。这些年中产阶级成长了，他们把这件事当问题了。那么当国者把不把它当问题呢？这也很重要。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模式”的浮出水面，G2、 “中美国”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当国者肯定感觉良好，不会把这当成问题，起码不会当成紧迫问题。当国者觉得紧迫不紧迫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似乎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个问题。因为你看胡主席访问日本，参观小学校，娃娃们问他您干嘛要当总统呀？胡主席回答说，我没有想当总统，是人民选我当的。这说明合法性在他心里已经成了问题，否则他完全可以告诉孩子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上的，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我在想，要是当国者都把合法性当成了问题，那么变化还会有多远呢？

这个问题还涉及对改革大走向的判断。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比起世界其他地方要好一些。萧教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经济上尤其国有企业那块，我同意刚才华生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问题可能出在文化、社会及政治上。那边都换妻俱乐部了，您这边还严防死守、打什么“保卫战”，社会现实与社会管理或政治也太脱节了。要不 然你把政治变过来，要不然你把社会变回去，不可能老这么脱节这么拧着。这只是从刘苏里关于合法性的“仪式”那儿引出的一点随想而已。

第二个问题，萧教授的书我看了序言，其中有三条总结，一是右翼民粹主义，一是左翼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的民粹主义。对这个分类我谈点不同意见。我觉得近10年来有两个相对的趋势，一是自由主义的民粹化，一是左翼的精英化。十年前新左派不在体制内，没什么关系，有也不深。体制内的“老左派”到2001年 “七一讲话”后也凉一边了，只能凑在小饭馆发发牢骚。乌有之乡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的。我们演出戏剧《切·格瓦拉》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当时的左派对国家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监督批判立场，要说激进也挺激进的。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左派更关心平等，而这些年胡温政权体制也稍稍往这边倾斜了倾斜，推行了一些力度不太大的民生政策，这就造成左派和官僚体制越走越近，越来越国家主义化、精英化。这里面应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家主义是有合理性的，但左派对官僚体制越来越丧失了批判立场也是实情。

那么为什么左派会给人以民粹化的印象呢？刨去左翼在世界历史上基本在野、天然民粹的因素不说，我觉得还有以下这么一些因素。在中国，文革、毛主义的确算得上左翼民粹的典型标志，今天也的确有好多左派喜欢佩戴这个标志。但穿牛仔裤未必就是牛仔——想当牛仔也没地方当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心里真想搞文革，可就是 真想搞也没地方搞啊——说重庆是搞文革的人缺少起码的分析能力和历史知识，不足与论。中国也许确实有真想搞文革的毛派，但那肯定不在乌有之乡。乌有之乡这些年的基本趋势是民族主义加国家主义，甚至是穿着民族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那么热衷于高层权力斗争，成天拿着听诊器在领导人最新报告的字里行间正面背面听来听去，这怎么是民粹主义或毛主义呢？当然不是了。

但他们从原来的左翼民粹主义转向左翼国家主义的过程中确实还保留了不少民粹符号包括“造反”“大民主”什么的，皮没蜕干净罢了。另外，在市场社会里，把自己弄得极致点也确实容易把点击率回头率搞上去。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一些人明明不是毛派却非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方面，自由派未必全都看不明白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既然左派中有人佩戴了文革符号，那他们也就乐得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地把左派一股脑打成“复辟文革”。左派自己戴像章，右派帮着扣帽子，于是就造成了左派要上街搞文革的印象。其实文革完全没影儿的事，都哪儿跟哪儿啊。

再说说左、右翼的社会基础。90年代南巡之后，随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贫富分化急剧展开。这是左翼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四千万还是六千万国企下岗工人则是其主要社会基础。胡温体制以来随着前面说的民生政策，特别是城市低保以及国企五连涨、七连涨什么的，国企下岗工人的问题国家解决了一部分，家庭消化了一部分，时间勾销了一部分，到近几年已经不那么突出了，老问题已经不太是问题了。

这样左翼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还代表谁呢？新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媒体人群体，自由派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结结实实给代表了——自由表达是媒体人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比中产阶级低的半中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像毕业没工作的，工作不稳定的，以及房奴车奴什么的，苦于社会不平等的这部分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左翼的基本群众，但左翼一含糊，他们的不满情绪也被自由主义反官反贪的姿态给代表了不少。其实坦率地说，这部分人的实际利益，并不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逻辑之内，自由主义在平等方面顶多能帮他们实现所谓财富的“涓滴效应”——听着跟我们家厕所水箱漏水似的。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贫富分化既然是官僚领导出来的而且暴富的也净是贪官，那么，擅长官民矛盾的自由主义帮这部分人先把鸟气出了，也不失为一得。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圈走大批理论上不属于他们的人群，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局面错综复杂，跟书本不尽一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左派自从下岗工人老的老死的死便没了自己的定 位。箫教授刚才谈到公民社会，而左派作茧自缚忌谈公民社会，虽然他们办网站唱红歌搞活动就是公民社会。他们的理论自觉还局限于促使官僚集团解决贫富问题。 靠官僚国家平衡贫富是一种最现实主义的思路。但眼下的现实是官僚集团与财富集团从前是两块，经二十年搅拌，已不太分得清谁是谁了。以前官僚的客厅里还挂 “苟利国家生死以”，现在改成“生怕情多累美人”什么的了——估计老婆早看习惯了。那么指望他们领导共同富裕，就过于理想主义了。由于把希望全寄托在官僚国家，相当一部分民间左翼变身为左翼国家主义，不但在意识形态上替官僚集团守祖坟、护旗杆，还穿上民族主义的球衣替他们扑砖头、挡“普世”、铲“汉奸”， 目的是为了他们把公租房盖起来，把大飞机造出来。

最后说说激进主义。其实天下没有什么东西绝对要得或要不得，要看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也许在某些时期激进主义是最佳选择。但我想说，今天我们要反对知识界舆论界的极端主义，左、右本来都有其道理，但极端主义过犹不及，常常把有道理的东西绑架、糟蹋了，这一点我同意萧教授的基本观点，他几十年如一日。

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古往今来是有变化的。那么今天的社会要知识分子是干嘛用的呢？我想，今天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具有两种素质。第一，他得是比较有良心的人，别见钱见利第一个往上冲。第二，他得是最能讲道理的人，而不是怎么极端怎么过分就怎么来。可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微博以来的“公知”，一个个红头紫脸 看着跟一锅锅毛血旺似的。本来都是挺有学问的读书人，却不知道为什么不把自己倒饰成蛊惑仔不罢休，还真就砖头甩棍地打起架来了。人家一月一千块钱扫马路， 你一月一万块钱就是让你打架斗殴么？给你二百六都多十块吧！

帮社会理智点、清醒点才是知识分子的应当应分。这里面有社会分化、利益凑不到一块的原因，也有市场社会的原因。市场社会对极端主义特别钟情，百般鼓励，你说的越极端越邪乎，点击率收视率就越高，出场费广告费就越多。所以很自然造成思想界舆论界的凤姐化、芙蓉姐姐化、超男快女化。如果说中国处在月白风清的时 期，你们怎么“化”都无所谓，不就热闹热闹么。但中国正在月黑风高的时期，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这就需要社会大众尽可能清醒理性，需要知识分子充当醒酒汤而不是迷魂药。一个良性、理性、健康的社会需要知识分子讲道理，讲道理又需要他们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