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定西北 乾隆治国理念的变化，因内政和战争两个方面的原因而起。内政在严肃整顿吏治之后很快好转，而军事绩效的检验，则还要等待时机。 杀掉讷亲等人之后，金川之战很快就取胜了。但这跟严肃军事纪律本身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因为乾隆派出了前甘陕总督岳钟琪。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跟岳钟琪颇有渊源：康熙末年清廷用兵川藏地区，莎罗奔曾带兵随征，当时的清军统帅正是岳钟琪。雍正元年，岳钟琪又奏请朝廷授予莎罗奔“金川安抚司”印信。莎罗奔在前期虽然顶住了清军二十万人次的兵力进攻，自身也损失惨重，眼看皇帝连杀三员主将、决心把战争打到底，又听说是岳钟琪来带兵，就顺坡下驴，向老领导请降。乾隆接受了投降，命两大土司仍然负责管理旧有的土地和人民，不得再起战端。这个结果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停战协定。金川战役就这样草草结束。 真正的考验在乾隆十八年到来了。 这一年，清王朝最顽固的敌人——准格尔汗国内部出现了分裂。新的汗国首领达瓦齐，宣布讨伐不服从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带领其族人三千余户、一万多人离开故土，向清王朝请求庇护。 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消灭准格尔汗国的天赐良机。他把三车凌封为亲王，又于十九年五月在承德避暑山庄亲自召见，多次长谈，认真询问准格尔汗国的内部情况。谈话的结果加强了乾隆的信心：准格尔汗国由于内部斗争，正处于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现在是彻底解决准格尔问题的最佳战略时期。如果不乘机动手，再过几年其内乱平定，必然会再次成为清王朝的大患。 这个决定罕见的遭到了满汉重臣们的一致反对，满朝文武只有他的小舅子傅恒赞成出兵。 大臣们的意见之所以如此一致，是因为，之前，雍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雍正登基之初就遵从康熙遗命，与准格尔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准格尔方面并没有完全遵守协议，藏匿青海叛乱领袖罗布藏丹津，在西北地区扶植反清势力，不断制造事端。 雍正六年底，准格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他的儿子继承汗位。雍正认为新汗登基，权威不足，正是打击准格尔的好时机，于雍正七年初，命令甘陕总督岳钟琪出兵攻击准格尔。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雍正想象的那样，准格尔内部十分团结，对战争准备充分。 岳钟琪被准格尔方面发出的假情报欺骗，以为敌人主力在吐鲁番一带，于是兵分两路。战斗力最强的一路从天山西路进攻吐鲁番，另一支则翻越天山从北路进攻准格尔首府伊犁。结果，西路军被一些散兵游勇拖延在炎热荒凉的吐鲁番一带，准格尔主力却秘密埋伏在翻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博克托克岭峡谷。伏击之下，清军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后来虽然攻占了乌鲁木齐，为雍正扳回了一些颜面，但总体得不偿失。 博克托克之战后，准格尔乘胜反攻。清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计谋将准格尔大军引入埋伏圈发动伏击，在光显寺（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大败准格尔主力。准格尔方面损失了大约一万人。 从军队死伤来看，清军在博克托克损失五万，准格尔在光显寺损失一万，相比之下清军损失更大。但双方国力对比过于悬殊，五万人对清军来讲不算大事，而且只是偏师，核心主力西路军仍然保持完好。光显寺之败对准格尔却是伤筋动骨之痛，被迫主动向清廷请和。双方在雍正十二年再次停战，开始和平谈判，乾隆四年，和议达成。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和平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现在，乾隆想效法他的父亲，在双方已有和议的情况下，趁着准格尔内部虚弱的机会再次发动战争，当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大家都害怕博克托克峡谷的悲剧重演。 但乾隆认为现在的情况和雍正七年已经完全不同。雍正七年只是根据新汗继位这个事情，臆断准格尔内部不稳定。而这次是实打实的部落首领带着一万多人来投诚，他亲自询问并了准格尔的内部情况，可以确信过去数年准格尔内部的汗位争夺早已不限于政治斗争，而是引发了长期内战。综合之前就获得的各种情报，这一判断的可靠性毋庸置疑。 就在皇帝和重臣们热烈争议之际，准格尔内部的战乱进一步升级。大汗达瓦齐跟他最重要的盟友——他的侄儿阿睦尔撒纳之间爆发战争。阿睦尔撒纳战败，于乾隆十九年七月，带领其部下四千多户共计两万人向清朝投诚。阿睦尔撒纳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力陈内乱情形，恳求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 阿睦尔撒纳的到来让清廷结束了争议，决定立刻发兵。 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五万大军以阿睦尔撒纳为前锋，进军准格尔。 连年内乱的准格尔各部无法团结抵抗，在阿睦尔撒纳的号召下，很多部落选择了直接向清军投降。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清军便成功占领了准格尔首府伊犁。达瓦齐带领一万多人向西逃窜，被清军追上击溃。达瓦齐被俘获，送往北京。乾隆没有杀他，后来还把他封为准格尔亲王，最终老死京城。 这是一场看似完美的胜利。但阿睦尔撒纳跟他的祖先策妄阿拉布坦一样，有自己的野心，向清朝投诚不过是想借助清军的力量来夺取汗位。达瓦齐被俘之后，清军由于粮食后勤难以长期保障，也就退回了内地，只留下五百人驻守。乾隆希望废除准格尔汗位，改由四大部落分割管理，从而实现“分而治之”，以消灭准格尔对边疆的威胁。阿睦尔撒纳大为不满，在数个月后发动兵变，杀掉了五百驻军，自称准格尔汗。 撤退回甘陕地区的清军主力被迫再次出征。这一次的进展就很不顺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一次进兵为了抓住时机，没有做充足的后勤准备，乾隆特批前线将领可以“因粮于敌”，或者向周边蒙古部落暂时“借用”一些粮食，战后补偿。其实就是允许军队沿路依靠抢掠来获得补给，所谓战后补偿之类的不过是空头许诺。所以第一次进兵看似顺利，其实不仅准格尔部落，周边其他蒙古部落也深受其害，心怀怨恨。第二次进兵又很仓促，军队继续靠抢掠为生，这一下不仅准格尔各部的抵抗异常顽强，连周边其他蒙古部落也开始反抗。 这次进兵开始后没多久，对清廷一向十分忠诚的喀尔喀蒙古也爆发了一万多人的叛乱，还有二十三个喀尔喀蒙古王公商议聚会，准备全族反清。乾隆闻讯大惊，立刻下令清军退兵，转而去镇压喀尔喀的叛乱，同时向蒙古王公们写信承认错误，表示将会立刻停止“因粮于敌”的政策，才把事态平息了下去。 乾隆总结教训，改变作战方式，从内地调集大量粮食囤积到天山前线，足够大军三四年之用。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后勤准备，这才第三次发兵。 第三次进兵在刚开始仍然十分艰难，准格尔各部落的抵抗异常坚决，甚至在主力被击溃后，还出现了大量的游击战。但乾隆的运气不错，准格尔内部爆发了天花，这个可怕的流行病毒杀死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准格尔人，这让他们彻底丧失了抵抗清军的能力。 天花是一种很古老的流行病毒，容易在炎热和人群密集的地区爆发疫情。中原地区的汉族已经跟天花打了两千多年的交道，拥有免疫力的人比例较高，并且已经初步掌握了对抗天花的办法，就是“种痘”。“种痘”在本质上跟今天的疫苗是一个原理：就是从天花病人的病斑（被称为“痘”）上获取天花病毒，经过稀释，通过喝水或者呼吸的方式让健康人染上微量的天花病毒，然后就会得比较轻微的天花，死亡率很低。一旦被感染者熬了过来，就可以获得对天花病毒的终身免疫力。满洲人在入关后，进入温暖的人口密集地区，也大量感染天花病毒，死亡率很高。一直到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知道了汉族的“种痘”免疫法，在满族人中间大量推广，这才比较彻底的解决了问题。满洲人也才跟汉族人一样，变得不太容易感染天花。 准格尔人与内地人接触较少，对天花缺乏免疫能力。这次准格尔天花病毒的大爆发，很有可能就是清军第一次进兵伊犁的时候带过去的。准格尔人完全不懂得任何天花预防和治疗的技术，死亡率奇高。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上一定的运气因素，乾隆终于完成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未竟的事业，彻底征服了准格尔汗国。此后，清军趁胜追击，征讨位于天山以南新疆地区的大小和卓势力，也最终荡平，从而将整个新疆完整的纳入清朝版图，并且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控制力。这是乾隆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四、佛教长城 乾隆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满足。准格尔人的反抗太激烈了，而且多次降而复叛，让他很难感到放心。为了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他下达了对反叛部落进行彻底屠杀的命令。 清军在搞大屠杀方面一直很有心得。准格尔故地上的部族几乎被全部消灭，土地为之一空。不过，要说乾隆杀光了准格尔人，那也未免过于夸大。早期投降后一直没有叛乱的杜尔伯特部就耕牧如常，还有达瓦齐被俘之后，其亲信部族被迁往陕甘地区，也没有遭到屠戮。这部分大约占了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此外，还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准格尔人逃到了俄罗斯、哈萨克等地。也就是说准格尔人有百分之三十活了下来，没有被灭族。另有百分之四十死于天花。死于战乱和屠杀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其中很大部分参与了军事抵抗。完全无辜被杀的应该在百分之二十以内。这种量级的杀戮跟当年准格尔人的祖先在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所进行的屠杀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屠杀政策并没有灭绝准格尔人，但确实造成了在原准格尔汗国范围内人烟稀少的状况，北疆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 对乾隆的这个决定，后世争议很大。大部分人持反对和强烈谴责的态度，但也有人认为它确实长期性的、彻底的解决了准格尔汗国对清帝国的威胁，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总体来看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决定。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准格尔人的威胁确实是永远消失了，但准格尔这片土地和它周边地区的叛乱却并没有消失。这片被清空的土地上，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重新聚集起来了很多人口，从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后，爆发了数不清的叛乱，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国家反分裂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所以，要说依靠把土地上的人口清空就永久性的解决了问题，恐怕是言过其实的。 乾隆对准格尔的军事行动，总体来讲相当成功，堪称雄才大略，但最后的这一次屠杀，则有点用力过猛，不仅未能根治新疆分裂问题，反而给国家造成相当长远的伤害。 我们在前面讲过，人类古代文明按照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来分类，主要有两个大系，即中华世俗文明和西方神圣文明。中华世俗文明就以中国世俗政权统治区域为核心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世俗政权的权力高于宗教，人的世俗生活的优先性高于对神灵的崇拜。西方神圣文明主要就是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政权，主要是四大宗教的传播区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与中华世俗文明隔阂最大，与中华文明极难融合。佛教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跟一神教相比，它是哲学色彩比较重的宗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中华文明影响，与世俗社会不断结合，哲学化特征不断增强、神圣性色彩逐渐淡化。最终，在一神教神圣文明和中华核心区域的世俗文明中间，出现了一个“佛教缓冲区”。这个缓冲区，跟中华文明走的更近，很大部分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第二圈层。 对核心区的中华世俗文明而言，这一道缓冲区就好像一道无形的意识形态长城一样，提供了对一神教文明的防护，避免中华世俗文明与一神教文明的直接冲突。这一道缓冲区，也就被中国学者们称之为“佛教长城”。 在北方和西北方，是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它抵御着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天主教文明和西边的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在西南方向是西藏的藏传佛教，还有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传统佛国，抵御着来自海上的伊斯兰教的传播。直到今天，缅甸佛教徒还在和信仰伊斯兰的罗兴亚人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佛教徒为抵御伊斯兰信仰从西南方向向中国渗透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北方的“佛教长城”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伊斯兰发源地通向中国腹地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从公元七世纪到乾隆年间，这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一带，反复上演着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冲突的血与火之歌。 伊斯兰教原本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单一性民族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开始向中亚地区的非阿拉伯民族传播。它向中亚传播的时间，正是中国唐王朝的前期。中亚属于唐朝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双方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公元 751 年，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一带）发生战斗。这是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唐军约三万人，阿拉伯帝国联军约十五万人[1]。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战死约七万，而唐军损失（战死或被俘）一万五千余人。唐军虽然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但终究寡不敌众，率先溃败，主将高仙芝带残兵逃离了战场。从战役层面来讲，阿拉伯人取得了胜利。 但是，怛罗斯之战对唐朝来讲只是边防军发动的一次小战役，对阿拉伯来讲却是倾国来战，战争的巨大损失让阿拉伯人放弃了在中亚与唐朝争霸的图谋，改而求和。此后唐朝在中亚继续维持扩张，从战略层面看，胜利仍然属于唐朝。 真正让双方实力发生改变的是安史之乱。唐朝国力从此走向衰退，无力再维持中亚地区的霸权，中亚地区最终还是落入了阿拉伯帝国手中。 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也只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然后就走向衰落和分裂，退出了中亚腹地，但伊斯兰教却留了下来，成为中亚人的主要信仰。作为中亚与中华内地过度地带的新疆地区，就成为了伊斯兰势力和佛教势力交战的主战场。 新疆被天山划分为两大块区域，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和北宋这段时间，南疆为李氏家族所建立的于阗王国所统治，北疆为回鹘人（维吾尔人的祖先）建立的高昌回鹘汗国所统治。这两个政权都是佛教政权，其中于阗王国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地方政权，长期不断的派遣使者向中原王朝进攻和汇报工作，从唐末到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未曾断绝。高仓回鹘也愿意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 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是回鹘人建立的另外一个汗国——喀喇汗王朝。这是个伊斯兰政权。喀喇汗王朝对内部疯狂迫害佛教徒，对外则不断攻击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背后有很多伊斯兰国家提供支持，而于阗王国却一直得不到来自北宋王朝的任何支持。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于阗王国被喀喇汗王朝灭亡。这样，南疆就被基本伊斯兰化了。但高昌回鹘抵抗住了喀喇汗王朝的扩张，北疆地区仍旧以佛教为主。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横扫中亚，无论佛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都被蒙古帝国灭亡。蒙古人的文明程度非常低，所过之处虽然杀戮惨重，却反而被所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所征服，一部分被伊斯兰化，一部分被佛教化。总的来讲，靠近或位于中国的部分多信仰佛教，进入中亚的多改信了伊斯兰。在新疆地区，南疆以伊斯兰为主、北疆以佛教为主的局面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清。 对中原内地来讲，北疆的位置更加重要，因为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主要是从北疆走。南疆的伊斯兰化对“佛教长城”而言还不是决定性的破坏，最重要的壁垒在北疆。 明朝未能有效的控制新疆，其在新疆的统治据点哈密多次失去。但明朝始终努力在新疆扶持愿意效忠中原政权的势力。一般来说，信仰佛教的势力更乐于亲近中国，信仰伊斯兰的势力更希望脱离中国。在明朝的影响下，新疆地区佛教势力逐渐占据上风。到了清朝初年，卫拉特蒙古——也就是准格尔人，在北疆建立了准格尔汗国，称霸中亚，并很快征服了南疆地区，将其主要宗教首领大小和卓[2]作为人质带往北疆软禁，确保汗国对南疆的控制。这标志着新疆地区乃至中亚地区佛教势力对伊斯兰势力重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但是，清军最终消灭了准格尔汗国，还把大小和卓给释放了。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大小和卓不但没有感恩，反而立即发动叛乱，试图脱离清朝独立。 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被镇压，清廷在南疆也建立了强有力的控制。但这些都无法弥补清军在北疆大屠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佛教长城”被摧毁了。 乾隆皇帝对伊斯兰教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一定认识，他在南疆推动政教分离，禁止和卓家族成为部族首领，在北疆也严格防范南疆部族迁入，还试图从内地迁移人口去填补准格尔人留下的空白。但内地汉人很难适应北疆的寒冷的气候，真正大规模进入北疆的是祖先来自中亚地区的东干穆斯林。这样，北疆地区很快就完成了伊斯兰化。 “佛教长城”在最关键的地方被打开了缺口，伊斯兰教便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沿着河西走廊向中原内地传播，甘肃、宁夏、陕西等孕育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华夏核心地区伊斯兰化程度也开始迅速加强。 相对于佛教和各种中国本土宗教，明清时期的伊斯兰作为一种在境外发育成熟的一神教，其组织动员能力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低，更容易成为少数野心家煽动国家分裂的工具，更容易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制造动乱，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将一再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在近代俄罗斯蚕食中国西北部疆域的过程中，有很大一批伊斯兰教徒充当内奸和帮凶，抢夺中国领土、残害中国人民，这些都与乾隆屠灭准格尔的决策存在关联。 ——实际上，伊斯兰教大规模向中国渗透有两次高潮。一次是蒙古灭亡南宋以后，一次就是清朝乾隆屠灭准格尔汗国以后。这两次高潮都与中原政权覆灭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事情重叠，并不是偶然的。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对中华世俗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让中华文明在抵御一神教入侵方面的能力大为下降。同时，蒙古和满洲都位于中华文明第二圈层而非核心圈层，对外来一神教的文化认同程度要高于核心圈层，其统治阶层中存在一大批信仰一神教之人，他们在推动一神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元时期，中亚回回在中国的地位甚至高于汉人，这显然极大的便利和推动了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乾隆平定西北的事业，做一个总体评价，应该是“功大于过、功不掩过”。“功大于过”是指他在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让中原政权在新疆建立了有力的统治，为后来新疆成为中国稳定的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功不掩过”是指他在征服准格尔以后，毫无必要的发动了野蛮的大屠杀，毁掉了“佛教长城”，为此后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西北地区的局势增添了极为不利的变数。所谓“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正是对乾隆西北军事行动决策的绝佳描述。 征服准格尔以后，最好的办法应该还是乾隆在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前制定的决策：废除汗国体制，将准格尔大汗家族全部迁往内地，留下四个部落分而治之，然后驻军管理。只是五百人太少了，应该再多一些，至少应该比驻藏大臣手下的两千兵力更多，并效仿汉唐进行军事屯垦。 尽管这样做，准格尔人的潜在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但相对于东干穆斯林对南疆穆斯林的制衡作用，准格尔人的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而且，他们与中华文明更为亲近。准格尔人既有脱离中原政权独立的倾向，也有抵御中华文明以外的势力入侵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留下更多的准格尔人应该更有利于新疆的稳定繁荣。 准格尔灭亡后，穆斯林建立的浩罕王国在中亚迅速崛起，弥补了准格尔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开始不断向新疆渗透侵略，成为乾隆死后嘉庆道光年间新疆乱局的主要源头。 [1]中国方面的记录是唐军三万，阿拉伯军队二十万；阿拉伯方面说唐军七万，阿拉伯军队十五万。我们都采用记录本方军队数量的数字，较为可靠。 [2]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就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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