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习世界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要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中心论及其附庸新老疑古学派也存在着根本分歧。 据瞭望智库（2022)报道，首席专家为首的一批专家教授以其所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我们文字出现相对较晚”、“文字不是早期文明出现的必要条件，比如印加文明”等，来说明“我们文明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殊不知他们的这些说法，本来就是西方中心论虚化、矮化中华文明的陈词滥调。他们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文字学教条，搞“见物不见文”考古，把其所得主观、片面之见，当成“我们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的特点”来误导世人，只能是自欺欺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1999）重申夏鼐依唯物史观定义的文明三要素，并以先秦遗址考古出土的大量证据对这三要素之普适性作出了坚实证明，早已把这些说法彻底颠覆了。上下五千年一路领先世界发展的中华文明，岂会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世界唯一由超百万年文化根系、万年文明起步而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苏秉琦语)，岂能被贬损到与公元1300年（中国元朝期间）才次生出来仅存在300年的印加文明相等同？就是印加小国也有结绳记事作文字，何况自上古以来就人多地广的中华众族怎会没有文字？他们这也是太小看中华文明了！同指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需的坚定文化自信太不相称了！这不会只是认识肤浅，分明是头脑中西方中心论流毒太深所致。这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坚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古代文化遗存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清除西方中心论的毒害，排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否则，就他们这样搞下去，不仅填补夏史和三皇五帝史空白的重任终将落空，就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科学实证也难完成而经不起公众和历史检验。 （一）中国文化过程的真实特点 什么是中国文明化过程的真实特点？前辈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做了扎实的探索。夏鼐（1985）依据其掌握的考古材料将中国文明的特征归结为：（1）土生土长的原生性；（2）起源和发展的独立性；（3）具备三要素普遍特点之外还有其独特性；（4）殷墟文明之高度发达所体现其源头的远古性。 苏秉琦（1997）系统总结当时学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切实论证了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在于：“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大头在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我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我430多个先秦遗址与其同期国外遗址的对比研究证实了，他概括的这个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千真万确的信史；中华文化确实是世界上唯一自百万前不断延续至今的文化，由超百万文化根系萌发起来的中华文明是是世界上最早的原生文明，确实是在世界上其他文明之前中华文明就开始了其上万年文明起步。这是上一代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从而是我们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不能像“猴子搬苞谷，搬一个甩一个”那样，抛弃前人的成果搞研究，脱离了前人辛苦开辟出来的这个出发点，就会迷失文明探源的方向，甚至糊涂到把中华文明贬低到同公元1300年才次生的印加文明作相类比。对前人成果稍有点尊重，就不会这样既违背历史唯物论常识，也违背一般历史常识。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苏秉琦把“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定义为“文明起步”，就是以“国家是文明的概括”的原理为指导，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创新。他总结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中的国家起源过程，即由原始文化到大的中心聚落、到古城、到古国、再到方国以至王国的过程，实际上如本书系第二卷第一册所述，也是与数字卦（数字组合文字）的进化过程，即由原始八卦到二进制数字卦、到五进制数字卦、到十进制数字卦、再到成熟文字以至符号卦的过程；二者相伴随而共处于协同进化之中。数字卦及其派生的卦象文字（图画文字）作为各地氏族共用的原文字，其所记录和传播的阳历、农业和尚象制器技术，对各地原始农业氏族的生存繁衍和复杂化进程生死攸关。在中国史前各地氏族“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不像西亚同期文化那样有较频繁的商品交换，只有靠原文字的跨时空地记录和交流，才能把各地氏族求生的实践经验和点滴创新汇集起来形成像贾湖聚落那样大的中心聚落，从而开始向形成国家的方向发展。他举例的七、八千年前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之所以能以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使各自的社会发展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就是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各地居民当时行用了共同的文字——数字卦和卦象文字（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大量系统证据）。由此看来，中国文字起源比西方早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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