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阶级抗争

疫情下的阶级抗争

Dario Azzellini，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Zacatecas，墨西哥

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下，原有的社会不平等变得越加严重，而新冠肺炎的肆虐也使得这个现象变本加厉。相较于2019年，2020年的前九个月劳工收入大约减少了10.7％（约等于三兆五千亿美金）；于此同时，超过两千两百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额从2019年的九兆五千亿美金上升至隔年的十一兆四千亿美金。全球各地的研究皆显示贫穷和劳动阶级人口的COVID感染率和住院率较高，其中黑人、原住民以及特定种族的劳动阶级更有显着的染疫率以及死亡率。

疫情所致的抗争

这段期间工人阶级发起了各种抗争，有些因疫情而起，有些则与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疫情而日益渐增的压力和染疫风险，使一些受影响层面较广的行业开始出现各种游行抗议和罢工示威活动，特别是低收入和工作环境较差的职业。例如：医疗保健工作、护士、仓储业、邮购业务、后勤工作、大众运输业和食品制造业中的肉制食品及农产品业者。

医疗保健业作为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下减缩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欧美国家、亚洲、非洲等地均有发生罢工。这领域的从业人员多为女性；特别是护士一职，其低薪高风险的现况还同时涉及到性别和种族层面问题。不只如此，罢工行为也发生在大众运输业，美国许多城市皆出现司机自组性的示威活动：2020年5月，布鲁塞尔市的司机们在工会未经他们的许可下与资方签订协议后发起罢工表达不满；而在墨西哥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智利的首都圣地牙哥和日本等地的地铁工作人员均有发起罢工示威行动。德国工会ver.di的成员在市区的大众运输上发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而义大利和希腊也出现国营与私有大众运输业针对工作安全和薪资提升两大诉求的罢工。食品业者的罢工则是从美国和西欧的肉品加工业开始，该行业的员工多为移工，有着极高的COVID-19感染率。在义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移工身分的农夫发起罢工，而其他国家的食品零售业也一同响应。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和澳洲的物流和配销业为了增加相关配套保护措施而发起罢工；在意大利的Amazon、TNT、DHL和UPS等物流仓储公司都经历了员工抗议和大量离职的状况；食物外送员也在疫情间发起了多次的罢工，促使法院强迫公司提供六万名的脚踏车外送员更多福利。

非因疫情所起的抗争

也有一些近期的示威和疫情没有太大的关联。工厂大量的裁员及倒闭情形造成劳资冲突：隶属于印度塔塔钢铁的荷兰爱默伊登钢铁工厂，其员工曾发起长达三周的罢工行动，成功保障了1000名员工的工作并承诺续聘到2026年。2020年的12月，印度发生了一场针对政府放宽公共部门的劳资关系和私有化制度的大型罢工，大约有两亿五千万来自国营和私有单位的劳工参与此次的罢工。从2020年的9月，印度的农夫对政府新推动的政策感到不满，因该政策将为私有公司带来极大的好处，却牺牲掉农民的权益，便为此发起抗争；2021年1月，农民的抗议行动席捲整个德里市，政府才将这个政策暂停18个月。2020年来自德国、西班牙和波兰的亚马逊员工在10月的周年庆（Prime Day）当天，以争取更高的薪资为目的发起罢工活动，紧接着德国的亚马逊工厂也有几个较为小型的罢工随之发起。在西班牙毕尔包和巴斯克自治区的港口内，各公司的码头工人们联合发起为期55天的罢工，直到公司接受他们的几项诉求，包含：每年至多1826小时的工时、增加工作时的休息时间和假期。

疫情期间，各类劳动阶级的反抗也相继出现。在玻利维亚，对独裁政权的抗议强制促使政府举办一场新的选举，并使得原先被独裁政权抵制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政党（MAS）重新拿回席次。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没有给予2020年5月由黑人领导的多种族劳动阶级抗争适当的回应；然而，单就该年的五月和六月，仍有超过600起停工和罢工的事件响应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公车司机也拒绝将抗争者送达监狱。2020年6月9日为乔治‧佛洛伊德的葬礼，国际海岸及仓库联盟（ILWU）以关闭美国太平洋沿岸港口将近九分钟的方式纪念他，而在六月节当天，国际海岸及仓库联盟也在29个西岸港口发动了八小时的接力罢工。7月20日国际海岸及仓库联盟、联合农场工人（United Farm Workers）和全国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在超过25个城市举办为黑人抗议（Strikes for Black Lives）的活动，共同响应黑人的命也是命。

劳工运动的新起点

疫情期间的抗争与以往的情形相同，大多的抗争都是由基层员工自主发起的，展现出更多元且迅速的模式；而传统公会大多会回避太过激烈的抗议，只有在基层员工的施压下才有机会参与行动。新自由主义和商品型态的转变带给传统的组织很大的冲击，虽然近代的抗争和组织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但劳工运动的弱点仍不能被忽视。在多数的事件中，劳工运动离成功争取到权益仍有很大的差距，然而疫情期间的劳工动员证明了阶级不再是社运中分类的其中一种方式，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不只如此，全球供应链并不稳固的事实再次给予劳工在全球产业界一定的地位与声量。

大规模阻断商业利益的能力至今仍是劳工重要的武器之一，在此前提下，正如劳资之间的互动，产品制造与再制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被重新思考。在这个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移工成了新劳动阶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性别和「种族」也并未抹灭阶级在劳工运动中的位置——如何分析三者之间在资本主义与剥削阶级中的互动关系，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Paola Varela针对女性在劳工运动中的分析中，他给予了精辟的见解：「工作场域不应只被单纯视为经济生产的场所，应将其转化成强化全体劳工声音的重要工具与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