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按：本文原刊于美国左翼杂志《Jacobin》

译者：YZ

「但至少资本主义是自由和民主的，不是吗？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容。

在美国，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的。Milton Friedman在他的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甚至声称，资本主义是这两者的必要条件。

诚然资本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同时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极大扩展，并最终带来了为争取政治组织的更为民主形式的民众抗争。于是，断言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阻碍了自由和民主，对很多人而言听起来非常奇怪。

说资本主义限制了这些价值的繁荣，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自由和民主背道而驰。而是说，通过其最根本的程式运作，资本主义同时造成了其所不能弥合的民主与自由的严重缺陷。资本主义曾经促进了特定有限形式的民主与自由的出现，但它也给民主与自由的更进一步实现施加了一个低的上限。

这些价值的核心是自决：一种人们应当能够在尽可能充分的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生活条件的信念。

当一个人的行为仅仅影响到这个人本身时，他应当能够在不征求其他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参与这项行动。这是自由的语境。但当一项行动会影响他人的生活时，那么这些他人应当对这项行动有发言权。这是民主的语境。在这两种语境之中，最首要关切的都是人们对他们将要过的生活形态保有尽可能多的控制权。

在实践中，一个人所做的几乎每一个选择都会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让每个人都为与他们相关的每一个决定作出贡献是不可能的，而任何坚持这种全面民主实践的社会体系都将给人们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系列可以区分自由问题与民主问题的规则。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区分通常是参照公领域和私领域的边界来制定的。

这条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并非是天然或自发存在的；它是由社会程序制造和维持的。这些程序所牵涉的工作不但复杂并且通常存在争议。

国家大力推行某些公与私的边界，而将另一些保留或消解为社会规范。通常公与私之间的边界仍然是模糊的。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当中，这些边界本身是需要民主审议的。

资本主义是通过限制真正个人自由的实现和减少有意义的民主的方式来构建公与私领域间的边界。这一点在五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一、「工作还是挨饿」 并不是自由

资本主义是以财富的私人积累以及通过市场的收益追求为基础的。这些「私人」活动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在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所称的「真正自由」层面制造了不平等。

不论我们所指的自由是什么，它都必须包含说「不」的能力。一个富人可以自由地决定不为工资而工作；一个没有独立谋生手段的穷人则不能轻易这样做。

但自由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同样是对自己的人生计划采取积极行动的能力──并不只是选择一个答案，而是选择这个问题本身。富裕父母的孩子可以参加无薪实习来发展他们的职业生涯；而贫穷父母的孩子则不能。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剥夺了许多人的真正自由。富足社会之中的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物质资源和自决所需的资源之间直接的等号。

二、资本家决定

资本主义中公与私领域的划分方式将那些会影响很多人的重要决定排除在了民主控制之外。可能伴随资本私有制的最根本权利就是可以严格基于自身利益决定投资或撤资。

一个大公司将生产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私人事务，即便这将对这两个地方所有人的生活都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有人辩称将权力集中在私人手中对于资源的有效分配是必要的，将此类决定排除在民主控制之外，毫无疑问地极大削弱了除资本所有者以外所有人的自决能力。

三、朝九晚五是独裁

资本主义公司被允许按工作场域独裁的方式组织起来。一个企业所有者的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告诉雇员做什么的权利。这是雇佣合同的基础：求职者同意遵循雇主的命令来换取工资。

当然，一个雇主可以自由地给予工人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利润最大化的工作组织方式。但是此类自主权是根据所有者的喜好给予或保留的。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自决概念，会使得自主权取决于精英的个人偏好。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可能会回答说，一个不喜欢老板的规则的工人总是可以辞职。但是，由于工人从根本上就缺乏独立的谋生手段，如果他们辞职的话，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并且在可能的工作都在资本主义公司这一层面上，他们将仍然受制于老板的独裁。

四、政府必须为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对主要投资决定的私人控制权给公共官方机构制造了持续的压力，以使其制定有利于资本家利益的规则。撤资和资本流动的威胁始终存在在公共政策讨论的背景之中。因此，无论政治家有何种意识形态倾向，都不得不忧虑于维系一个「好的商业环境」。

民主价值是空洞的，只要某一阶级的公民优于所有其他阶级。

五、精英控制政治体系

最终，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政治权力。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中都是如此；尽管在一些国家，基于财富的政治权力不平等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这种具体获取权力的机制非常多样：对政治运动的献金；资助游说工作；各种类别的精英社交网络；以及直接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腐败。

在美国，不仅富裕的个人，甚至资本主义财团都不会面临任何有意义的，对他们为政治目的调用私人资源的能力的限制。这种有差别的对政治权力的接近渠道使得民主最基本的原则变得无效。

这些后果是资本主义这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缓解。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很多政策都已被制定以补偿资本主义对自由和民主的扭曲。

公共限制可以通过削弱公与私之间僵化边界的方式被施加于私人投资上；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和积极的国家投资形式可以削弱资本流动的威胁；对于在选举中动用私人财富的限制，以及对政治运动的公共财政资助，可以减少富人获取政治权力的特权；劳动法可以增强工人在政治领域和工作场所的集体权力；多种多样的福利政策可以增加那些无法获得私人财富的人的真正自由。

当政治条件适宜时，资本主义当中的反民主和阻碍自由的特征可以被缓解，但不能被消除。以这种方式驯服资本主义一直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政策的核心目标。

但如果要充分地实现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不能仅仅被驯服。它必须被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