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译按：本文原刊于美国左翼期刊《幽灵》。

译者：Paradoxite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一个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在后一个十年里进行了二十世纪一些最激进的政治实验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尽管生产关系在过去四十年受到了深刻改组，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持续着垄断权力，并仍公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只不过现在掌权模式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由共产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导致了中国国内和国际左派严重困惑：左派应该如何定性现状？澄清中国姓资姓社的问题对于反资本主义实践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力量更加凸显这一重要性。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是否相信中国政府及其对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战略代表了一种解放政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看作是在尝试超越资本主义，而是陷于一场与美国竞争国际霸权的缠斗，就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结论：我们必须独立于并反对所有现存国家势力，制定我们自己的激进解放路线。

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得出名的概念，我在这里只能谈谈其中某些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将人的需要附属于价值生产的制度。这种附属关系通过市场依赖的普遍推广而被制度化，与此同时商品形式亦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这种资本逻辑不仅表现在对劳动者的经济剥削和随之而来的阶级社会关系中，还表现在工作场所、国家和其他场域的政治统治模式中。尽管与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有重要区别，但我们将看到，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已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比比皆是。法拉利跑车和古驰商店装点着中国的各大都市，国内外公司的商标印满了天际线，高层豪华住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每一个主要城市核心区。中国从世界上贫富最均等的国家之一迅速演变为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暗示了重大的结构性变迁。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政府坚持自称是市场经济，或者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全球化辩护并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看作中国正在拥抱资本主义的表态。人们同样可以发现普遍的文化表现形式下暗藏的资本主义取向，包括提倡刻苦工作、彻头彻尾的消费主义，以及对乔布斯、马云等商界英豪的天才崇拜。

然而，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这些效应与资本主义本身混为一谈，那就错了。为了更全面地认识资本如何成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探究。

经济、劳动和社会再生产

要提出对资本的彻底批判，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从商品入手。商品是指对某人有用的、包含交换价值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决定生产的是利润，而不是事物的实用性。《资本论》一开篇马克思就分析了商品形态，因为他相信这可以让我们解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内涵。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毫无疑问，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跨国供应链中表现得很明显。在这条供应链上，生产手机、汽车、医疗设备、服装、家具等各种商品的工厂对中国工人的剥削让国内外企业富得流油，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荣。虽然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巨头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同于矽谷企业，但它们生产以信息商品化为首要导向的技术的努力是一致的。同样，反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和开发商大规模盈利表明，住房的生产是为了应对市场机遇。在各大经济部门中，很明显，生产首先都是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虽然对商品生产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但从另一个方向来切入这个问题更有政治效力：与其问资本需要什么来确保自身的不断扩张，不如问人如何生存。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一个唯一拥有的生产性财产就是自己的劳动力的群体──如何确保自己的社会再生产呢？答案是：就像在其他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想办法依附于资本。食品、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需求，以及休闲和社交时间，都不是理所当然得到保障的。相反，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有首先让自己对资本有用，这些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农民工一旦离开户口所在地，就放弃了享受任何国家补贴的再生产权利，实际上也就在自己的祖国沦为二等公民。”

当然，中国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而社会经济差异亦随即导致生存策略多样化。要阐明这个论点，在人口统计学和政治上最相关的群体范畴是农民工。农民工是近三亿在非户口所在地谋生的人口，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也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中坚力量。农民工一旦离开户口所在地，就放弃了享受任何国家补贴的再生产权利，实际上也就在自己的祖国沦为二等公民。或许显而易见的是，数亿人做出这一选择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无法在自己贫困的本乡生存下去，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不得不到城里打工。

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在1970年代末首次在中国出现时，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共党内许多人仍然支持毛式「铁饭碗」终身雇佣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争论就平息了；1994年的《劳动法》为雇佣劳动（wage labor）建立了法律框架，就是最明确的标志。新政策没有如许多改革者希望的那样开启一个高度规范的社会民主式的劳动力市场，但劳动却被商品化了，尽管仍有高度非正式性。在特别注重提高合法劳动合同普及率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实施后，签订合同的农民工数量在2010年代初甚至还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只有35.1%的农民工签有合同。

工人如果没有合同就不享有法律保护，这样一来要解决侵犯劳动权利问题就极其困难。此外，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沦为非正式劳力还会使居住在非户口所在地的人遭受其他形式的排挤和市场依赖。例如，一个外来务工者想让自己的孩子入读城区公立学校，首先要出具本地劳动合同；仅这一条规定就将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排除在公立教育之外。虽然教育等名义上的公共产品的分配机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径庭，但总括逻辑是优待那些国家认定对提升当地经济有用的人。很多大城市都有「积分」计划，申请人必须在一系列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指标（如最高学历、技能认证和「劳动模范」奖）下累积积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务。适格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全凭市场摆布。

在户口所在地工作的城市无产者的情况略有不同，从物质角度看他们的情况当然更好。他们能享受公立教育，可能还有一些住房补贴，并且更有可能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中国的福利待遇并不优厚，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城市居民享受福利的机会更多。深重的阶级和区域不平等以及财政问题困扰着中国整个体系。因此，毫无疑问，即便是这些相对受优待的群体，也必须让自己对资本有用，才能确保充分的医疗、体面的住房或退休后的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足以在可为社会接受的水平上支持再生产，也不以此为目的。

政治权力

中国经济不仅靠资本主义运行，而且现在国家政权也是为资本的总体利益进行统治的。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政权也有自己的相对自主性（当然可以争论哪个国家政权自主性更大）。但足够明显的是，中国已经搭上了由资本主义价值驱动的快车──就这一点已经造成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转变。

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在车间政治中非常明显。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工人暴动呈爆炸式增长，野猫式罢工量冠全球。当工人​​们遵循悠久传统，拒绝向资本提供劳动时，国家是怎么应对的？虽然罢工免不了各有特色，但警方几乎都是代表老板介入──本国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受惠于这等服务。警察或国家支持的暴徒用强制手段破坏罢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警方暴力镇压台资裕元鞋厂四万人罢工；防暴警察担当台湾资本家走卒的历史讽刺可逃不过工人的法眼。如果说这次罢工巧妙地提出了「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足够明显。

国家暴力也施用于对城市公共空间中非正式工人的治安管理。令人憎恶的「城管」──这支1997年为执行非刑事法规成立的准警察部队──无数次使用令人震惊的强制手段清理街头小贩和其他非正式工人。常态化的警察暴行在中国的非正式劳动者群体中激发了深刻而广泛的敌意，反城管暴动非常普遍。其中或许最轰动、最暴力的例子发生在2011年广东增城。当时，风闻一名孕妇在一次城管行动中被殴打致流产后，农民工们集体走上街头。经过几天的大规模暴动，人民解放军更暴力镇压了暴动。

“虽然罢工免不了各有特色，但警方几乎都是代表老板介入──本国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受惠于这等服务。”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剥削的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其中劳动者屈居从属地位，那么，中国政府的行为还在其他重要方面符合资本逻辑。正当中国开始资本主义转型，邓小平在1982年即决定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条款。与这种对劳工权利的限制相配套的，是一直以来对工人自组织的禁止。唯一合法的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职场上，这个组织明面上隶属于中共，暗地里隶属于资本。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被任命为企业级工会主席是标准做法，连做做样子让工人进行民主参与的遮羞布都免了。毋庸置疑，工人并不认为这些工会在任何意义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建立自治组织的努力也遭到了严厉的打压。

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奴役也延伸到正式的国家机构当中。和所有公民一样，工人们没有能力在公民社会中自我组织，没有能力组建政党，也没有能力行使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权，因此他们只能指望中共会一片好心好意代表他们。中共不再号称代表工农的利益来对抗他们的阶级敌人──自从接纳资本家入党，并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推进「三个代表」的理念以来，党的目标已变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加上国家有效禁止承认阶级对立，显然，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反革命。

即使是粗略地评估中国政府的社会构成也会发现，资本不仅能很好地获得国家权力，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与国家权力是分不开的。第十届（2003-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代表数量降低至2.89%，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幅下降。财阀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的惊人集中度最能体现资本政治权力的正规化。截至2018年，这两个中央政府机构中最富有的153名成员的财富总和约为6,500亿美元。立法机构曾试图吸纳那些私营部门的亿万富翁，比如互联网巨头腾讯的负责人马化腾。但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转化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运作：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利用其政治关系积累了约27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资本产生政治权力，正如政治权力产生资本。

执政党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得到现实的印证。不过，中国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模范具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值得多加注意。

国家干预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广泛。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其相对新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中国似乎就不那么特殊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贡献GDP的23-28%，在当今世界无疑是很高的。但对资本主义来说，统制主义（dirigisme）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不仅出现在其诞生地法国，还出现在各种法西斯国家、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台湾的政府经营企业八十年代末就贡献了本地区近四分之一的GDP）。以提高效率、利润率和可预测性为导向的国家干预并不与资本主义对立，而更是后者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重新回到劳动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差别微乎其微。作为国家「打破铁饭碗」运动的一部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有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这种私有化运动把他们手足无措地扔进劳动力市场，导致了这些前国家主人翁的生计危机和大规模抵抗。

这一波裁员和窃取工人养老金及其他公共财产的浪潮过后，剩下的国有企业都受到了「硬预算」和市场力量的制约，包括在劳动制度上。正如社会学家Joel Andreas广泛纪录的那样，毛时代公认不完善的工作场所民主实验已经被市场化所淘汰，国企工人现在同样从属于管理层，和在私人企业没什么两样。这些企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公共财产──它们属于并受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国家所控制。

“尽管相信一个新兴超级大国会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让人感到欣慰，但这不过是一种幻想。理想的世界必须由我们亲自创造。”

土地问题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确实，所有城市土地都归国家所有，而所有农村土地则是当地居民集体所有。但根据大量研究，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对地表的使用具有了明确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给城市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品房建设大繁荣；如上所述，商品房建设完全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城市政府在财政上高度依赖土地拍卖的利润，导致政府利益与开发商利益紧密结合。

持农村户口者有权获得一块土地，但土地面积和质量绝少足够维持社会再生产，正如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所暗示的那样。城市扩张当然亦大规模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国企工人一样，农民几乎没有能力监督或控制他们（名义上）集体拥有的土地，村干部亦惯性代表集体说话。结果就是在无休止的土地剥夺循环里，农民往往只得到其土地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则落入干部和开发商的腰包。最后，对于那些保有农业用地的人来说，中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资本主义变革：土地使用权巩固在农业综合企业手中，同时各种农业投入也被商品化。土地形式上的集体持有对这一进程几乎形不成阻碍。

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逻辑已经深入经济和国家，极大规模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但理解当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只是第一步。为制定足以应对当前深刻危机的政治对策，有必要更全面地评估阶级如何与其他形式基于种族、性别、地域和公民身份的社会等级复杂地相互构成。要解决一系列紧迫的实际问题，不能单靠阶级分析，更不能建基于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框架的主导。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扼杀香港社会反抗声音、吞并台湾的承诺，以及新疆和西藏的汉人殖民工程？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投资的巨幅增长，是否新兴资本主义帝国的表现？对于中美冲突的加剧，怎样的激进、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回应才是恰当的？

以上是左派当下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亦没有简单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资本主义者必须全盘拒绝中国政府单方面引领世界步入社会主义将来的虚假承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要建立的状态，不是一个必须现实自我调整来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称共产主义为废除现状的真正的运动。」尽管相信一个新兴超级大国会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让人感到欣慰，但这不过是一种幻想。理想的世界必须由我们亲自创造。

Eli Friedman是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院国际及比较劳动学副教授。他是《叛乱陷阱：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工政治》（ILR出版社，2014）和《罢工中国：工人抵抗的叙事》（Haymarket，2016）的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