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大流行病的第三年与全球阶级斗争的兴起

1.新年伊始，COVID-19疫情进入了最危险、最致命的阶段。 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于2021年11月下旬首次发现，现在却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最主要的变异株。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整个欧洲和美国蔓延，将每日新增病例推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2021年的最后一周，美国的日均感染人数接近500,000人。

2.这场全球的疫情是一次历史性的灾难，更是一场犯罪。这场疫情的后果之所以如此地灾难性，正是因为各个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和西欧——故意将利润置于生命之上，不仅拒绝实施能够消灭SARS-CoV-2的公共卫生措施，采取的政策反而是让病毒在全球人口中肆意传播。

3.在整个2020年以及2021年开始后很久，各国政府和媒体一直假装只要将疫苗接种和各种缓解措施相结合，就可以在有利于商业的基础上成功抗击疫情。他们声称，这种方法可以让学校安全地重新开学，让工人继续待在岗位上。这些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对科学的刻意压制，科学已经表明SARS-CoV-2 主要通过气溶胶传播，这些小颗粒可以在空气中停留数小时之久。因此，缺乏有效过滤与通风的室内场所——包括绝大部分的学校和工作场所——成为了病毒传播的主要中心。而一个更深层次的谎言则是：通过单个国家内部的计划与政策，就能抑制疫情的传播。基于此，全球性抗疫战略的缺位是合理的，也不必开展向所有国家免费提供疫苗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谎言和错误的战略都被奥密克戎的爆发彻底推翻了。

4.各国政府应对奥密克戎的方式完全推翻了他们之前的谎言，即他们还致力于结束疫情。以美国和西欧为首，全世界大多数政府公开推行的战略都是“群体免疫”。 这种犯罪般的政策的基本概念是，在未知的某个时间点，感染的人数会变得足够多，以至于病毒耗尽了所有可能被它感染的人群。正如英国《金融时报》1月3日的社论所言，“基于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之间的交互，[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越多的人通过疫苗或是感染的方式获得针对新冠重症的保护，前景就会越好。”

5.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金融时报》甚至都没有考虑去消灭这个疾病的可能性。

它断言道，“即使我们在2020年初有过微弱的机会能消灭新冠病毒，它也早就不存在了。在发生了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语境下，努力控制疫情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努力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它会给精神健康、幸福、社会凝聚力和全球经济带来的附带伤害实在太大了。”

6.该声明的含义很明确：SARS-CoV-2 将作为一种地方性流行病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这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怎样的苦难？企业金融寡头和他们所控制的政府根本不在乎。这种可憎的反社会心态深深地根植于资产阶级之中。他们关注的不是死亡人数，而是股票市场价值。

7.查尔斯·狄更斯著名地将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年描述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些话形容当前的现实是再适合不过的了。疫情时期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失为是上天的福音。苹果的市值已上涨125%，达到超过3万亿美元。 微软的市值增长了110%，达到2.5万亿美元。Alphabet的市值上涨了108%，达到1.9 万亿美元。由反社会人士埃隆·马斯克控制的特斯拉股票价值上涨了1,311%，达到 1.1 万亿美元。最富有的5%和中产阶级中最富裕的阶层的财富总和飞速飙升。

8.但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生活在“最坏的时代”。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开始后的两年内已有550万人死亡，其中仅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840,000。然而，如果以“超额死亡”人数来衡量（即比疫情未发生假设下预期的死亡人数多出的部分），真正的死亡人数估计超过1800万人。因此，自2020年1月以来的短短两年内，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可观了，在1914-1918这四年间，共有约20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

9. 死亡人数之多虽然可怕，但仍不足以衡量疫情的破坏性影响。大部分感染了SARS-CoV-2 的人都在被称为“长新冠（Long COVID）”的长期症状中挣扎。

这些症状会影响多个器官和人体系统，并产生多种影响，包括衰弱、身体疼痛和情感创伤。根据《临床医学（EClinicalMedicine）》于2021年7月在网络上发布的一份报告，该研究的大多数受访者需要超过35周（近9个月）才能从“长新冠”中恢复。

10.这样的后果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经验表明，“清零”政策既可行又极为有效。通过实施这一政策，中国成功地将死亡人数限制在5,000 人以下，自2020年5月以来只有2人死亡。

11.由于他们拒绝了消灭病毒这一选项，美国和欧洲的媒体将中国的疫情政策描述成是残酷的、甚至是奇怪的。中国政府当然是“专制的”，但该词被恶意使用，以此来诋毁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中国的响应不仅是正确的，还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能够遏制病毒的传播，使用的都是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出的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封锁、大规模检测和密接者追踪，以及隔离受感染者。

12.比如说，使用隔离来阻止感染这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可以追溯到14世纪黑死病时代的威尼斯。当然，与800年前的原始条件相比，现代用于隔离病人的手段要复杂得多，也更人性化。但即使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死亡也被视为疾病的最坏结果，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加以预防。那么，为什么在 21 世纪，这些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却在政策层面上决定，金钱上的损失要比人命的损失更糟？现在的这些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了直接而野蛮的“群体免疫”，刻意拒绝采取能够停止SARS-CoV-2传播并结束疫情的措施——这些行为代表了一种可怖的社会与道德上的倒退。

13.托洛茨基曾经观察到，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对偶然事件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在武汉的某个海鲜市场里某一种特定的蝙蝠病毒感染了人类，这是一个意外。但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根植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的复杂交互之中的，这是已经被预见到了的。在这个历史意义上，病毒的人畜共患病传播是“一场早晚会发生的意外”。同样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此类事件缺乏认真准备以及随后做出的一系列灾难性决定，这些也是由历史意义上过时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及其统治阶级反动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决定的。

历史上的公共卫生与社会进步      

14.公共卫生状况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社会整体状况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正如已故的杰出学者乔治·罗森（George Rosen）在1958年出版的《公共卫生史》中所写，“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健康和福利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1]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对人类机体的了解、对疾病的治疗、认识到消毒环境在对抗感染重的重要性、疫苗和抗生素的开发、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提高 ——这些成就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

15.18世纪启蒙思想中的关键要素是，坚信一个国家人口的身体健康与其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质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一信念得到了北美启蒙运动拥护者的支持，并被援引来支持殖民者对抗大英帝国的革命斗争。托马斯·杰斐逊的密友、美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于1774年在美国哲学学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正如乔治·罗森指出的——“疾病、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是如此相互关联，因此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一并带来公众健康状况上的改变”[2]

16. 启蒙思想中的这一真知灼见被随后在公共卫生领域内的进步所证实。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在19世纪和尤其是20世纪进行的革命性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与斗争，这些公共卫生上的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产业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和潜在革命的力量不断增长，公共卫生也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争取到的进步也反映在公共卫生的改善上，其中最意义深远的便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17.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屠杀中，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在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中，第一个工人国家被建立，用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只是历史中一个暂时的阶段。十月革命具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工人政权的建立和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清算虽然俄国国内开始，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见到的：

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世界舞台上完成。 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变成了在更新更广泛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在我们整个星球上新社会的最终胜利中，革命才达到完成。[3]

18.十月革命不仅在苏联境内带来了极其进步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它最大的影响是推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前四次代表大会（于1919-1922年间举行）将准备并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政治议程。

19.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十月革命带来的巨大危险。随着统治阶级在俄国遭受的巨大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欧洲的资产阶级便诉诸野蛮的暴力来压制来自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正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法西斯主义首次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出现。

20.尽管拥有那样多的财富和权力，但美国统治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不亚于任何人。这种恐惧并非出自于不理性的被害妄想。 内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规模庞大，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给他们注入阶级意识并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其力量之大可以给现存的社会秩序造成不可阻挡的挑战。早在1871年，美国统治阶级应对巴黎公社的方式便是狂热的反共情绪的爆发。从18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政府和企业用来镇压劳工的无情暴力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反共主义的支持。

正如历史学家尼克·菲舍尔（Nick Fischer）所写：

尽管反共主义经常伴随着冷血的效率被实施，但它常常表达了一种原始的恐惧，即害怕“共产主义”的力量可能会在以前所有学说和人民运动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共产主义者”可能将美国广大下层阶级中的不同元素融合成一支将在革命中崛起的统一力量，就像在巴黎和后来1905年在俄罗斯发生的那样。在进步主义、民粹主义、白银运动、霍姆斯泰德[炼钢厂的罢工斗争]、自由土地党、[内战后南方的]救赎者、[内战后的]重建和[奴隶]解放运动都功亏一篑时，“共产主义”可能会胜利。在它的旗帜下，庞大的城乡无产阶级可能会逐渐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同样地，白人的和黑人的劳工及佃农、土生土长的和移民的工厂工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也可能如此。这是噩梦。[4]

美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反应

21.美国统治阶级不仅仅将十月革命视作对国内稳定的威胁。 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是，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反革命的，另一个是革命的——发生在了同一年的同一个月，仅仅相隔数周。1917年4月3日，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呼吁美国国会向德国宣战，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两周后，即1917年4月16日，列宁从海外流亡返回彼得格勒，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推翻俄国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以苏维埃（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工人政权。

22.这两个历史进程令人惊叹地交叉了，在美国帝国主义崛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的社会革命的威胁也在同步发展。整个20世纪，美国统治阶级面临的核心战略问题都是如何应对结合在一起的国内和全球危机。

23.他们最初的回应是使用暴力。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向苏联派遣军队，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结果被证明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面对着政治激进的浪潮，“进步的”威尔逊政府进行了暴力的镇压。1919年和1920年见证了臭名昭著的“红色恐慌（Red Scare）”、臭名昭著的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的被捕，以及对全国钢铁工人罢工的残酷镇压。整个1920年代，在“回归常态”的口号下，政治反动盛行。三K党发展迅速。劳工的死敌、反犹主义者亨利·福特热切地关注着希特勒在德国的进展，并为纳粹提供资金支持。1927年8月，不顾世界各地的抗议，萨科和万泽蒂最终被马萨诸塞州政府在电椅上杀害。

24.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和大萧条的开始迫使美国统治阶级的对内政策发生了变化。恶劣的社会状况激化了工人阶级。尽管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越来越明确地否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1933年上台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担心十月革命的榜样会对工人阶级的意识产生影响。罗斯福对美国人民做出“新政”的承诺，随后诸如引入“社会保障”机制等的改革，都是出于对美国高涨的阶级斗争浪潮的担心。当时，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形成了，社会主义左派也在空前的罢工浪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罗斯福担忧，正像静坐罢工导致了对工厂的占领一样，这些斗争浪潮可能会成为公然革命性的。

2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群众有着长期的影响，在国际尺度上激化了他们。尽管斯大林在整个1930年代所奉行的政策已将苏联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包括凶残的大清洗和1939年与希特勒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使得它能够从1941年6月德国入侵后最初的失败中恢复过来。1941年12月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后，如果不是与苏联结盟，战胜德国和日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改革

26.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斯大林主义政权寻求与美国和解，但它无法完全控制战后席卷全球的群众斗争浪潮。就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而言，他们试图巧妙地将残酷的军事行动、政治镇压和改良主义的妥协相结合，以此来避免革命的威胁。这些因素在国际和国内的相互作用正是冷战的决定性特征。

27.在二战结束后的25年里，对内政策中占据主导的是社会妥协，而做出妥协的物质基础则是世界经济的普遍扩张，这使得实施社会改良成为可能。在国际战线上，美国领导了全球帝国主义对二战后反殖民运动的抵抗。它策划推翻了那些它认为会损害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的政权——比如伊朗和危地马拉。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美国则诉诸令人惊骇的军事暴力。但是，苏联的存在却极大地强行限制了美国能否派遣出它全部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就像1945年对日本使用过的那样）。如果美国对某一苏联的盟友国采取无限制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会触发克里姆林宫做出军事回应，并可能给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正是这一决定性的因素在1950年促使杜鲁门总统决定不对中国发起核战争，在1962年使得肯尼迪总统决定不去侵略古巴，以及让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决定不在北越使用核弹。

28.十月革命遗留下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深刻地体现在了美国和西欧进行的主要社会改良措施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sozialmarktwirtschaft）、英国的国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二战后出现的许多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都是十月革命余震的产物。在美国，以19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的形式扩展罗斯福新政就是这一进程的体现。在伟大社会计划的所有举措中，意义最重大的便是引入联邦医保（Medicare）以及后来的联邦医助（Medicaid）。在之后政治反动的年月里，这两者都将成为两个资本主义政党无情攻击的目标。

29.战后秩序下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安排的崩溃是出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软弱，而不是其强大。美国全球经济地位的长期下滑反映在其贸易和收支平衡的持续恶化上，而这在1960年代后期终于酿成了危机。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和国家预算面临的压力被视为一个警告，美国无法同时为海外战争和对内的社会改良提供资金。工人阶级的日益激进是一个国际性的进程，他们有脱离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控制的危险。美国于1971年决定结束在1944年建立的以美元与黄金可兑换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敲响了民族改良主义政策的丧钟，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反动的新时期。

30. 苏联及其东欧的“缓冲国家”也未能幸免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改良主义中日益加剧的危机。苏联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化使其国家计划经济的体系越来越不可行。它需要获得世界经济的资源，但这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实现：要么推翻资本主义、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组世界经济；要么将苏联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结构里去。后者需要解散国有工业，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建立劳动力市场，取消对私有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

31.第一条路线完全不符合苏联官僚的利益。与捍卫官僚的物质特权密不可分的是苏联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即换汤不换药的斯大林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纲领。因此，斯大林主义政权选择的道路是完全否定并拒绝整个十月革命带来的进步性经济和社会遗产。这个可怕的背叛带来的后果不仅对苏联人民来说是悲惨的，它还为对工人阶级在20世纪取得的所有进步和成果的攻击打开了闸门。

只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统治阶级应对疫情的残酷方式。

苏联解体与30年资本主义反动带来的社会影响

32.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至今已30年。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恢复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决定被统治阶级誉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胜利。有些人甚至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他们声称，苏联的终结证明了以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表着人类进步的高潮。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被永久性击败了。

33.这种对历史痴心妄想般的解释是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误解：第一个是认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任何真正的关系。第二个是认为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灭亡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已被超越和解决。

34.1990年5月，当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开始瓦解国有化的财产关系，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CFI）以社会主义革命的视角讨论了这些事件和发展的意义和带来的影响。ICFI第10次全体会议的一份报告解释道：

对于东欧发生的事件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者说，这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工人阶级遭受了历史性的巨大失败；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前景基本上已经破灭，而我们正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时期的门槛上。 或者——当然，这是国际委员会的立场，它使我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政治倾向——帝国主义战后秩序的崩溃开启了一个深刻的不平衡时期；要解决它，只有通过国际尺度上大规模的政治与社会斗争；而主导今日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程度之高，是19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5]

35.三十年后，对苏联解体的两种可能的解释中，哪种被证明是正确的已是显而易见了。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没有克服其内在矛盾并开启新的进步时代，相反，过去的三十年的标志性特征是社会不平等的极端增长、一系列无休止且不断扩大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以及民主形式的统治的加速崩溃。而在疫情的两年中，所有的这些趋势又被进一步加速了。

社会不平等的大规模增长

36.金融寡头利用疫情盗窃财富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3月，经两党共同压倒性通过的CARES法案批准，美联储向华尔街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现金。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美国亿万富翁们在2020年元旦拥有的财富总和是3.4万亿美元，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两年后，他们的财富总值达到了近5.3万亿美元，在疫情期间增加了1.8万亿美元以上。

37.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同样的政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2月28日的一篇报道（《2021年全球资本市场“火爆”企业筹资额超12万亿美元》），

随着各国央行的一系列刺激措施和经济从疫情中的快速复苏推动全球许多市场走高，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签订新贷款协议在2021年筹集了创纪录的12.1万亿美元资金。

英国《金融时报》基于路孚特（Refinitiv）的数据进行的计算显示，在今年仅剩几天之际，企业筹集的现金已经比2020年（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一年）高出近17%，比新冠危机爆发前的2019年高出近四分之一。狂野的融资活动凸显了世界上许多地区非常宽松的金融环境。尤其是在美国，企业筹集了逾5万亿美元现金。

38.纾困金融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工人必须待在工作岗位上来创造利润，同时他们的他们的孩子必须被送回学校，在那里感染和传播病毒。正是这种阶级逻辑驱使统治阶级的政策是让疫情继续——不论是公开宣扬要形成大规模的感染，还是拜登政府推行的“仅靠疫苗”的策略。

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爆发和蔓延

39.除了统治阶级的掠夺性利益之外，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也阻碍了对疫情理性、科学的应对。这场疫情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能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冲突却使这变得不可能了。

40.三十年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带领下，中东和中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将其战争计划的目标更直接地转移到了它认为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身上，首当其冲的便是俄罗斯和中国。

41. 军国主义威胁在疫情的两年中只有愈演愈烈。新年伊始，拜登政府不计后果地在乌克兰领导了由北约支持的军事集结，促使右翼乌克兰政府向其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部署了125,000 名士兵，并警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美国不会“接受任何人的红线”。拜登政府非但没有限制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反而似乎有意鼓励军事冲突的发生。去年12月，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曾威胁说，“如果俄罗斯选择进一步行动，乌克兰可能成为它的下一个阿富汗。”

42. 对俄罗斯的挑衅虽然危险，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出于美国阻止中国对其全球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决心。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甚至不可避免性，是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和媒体的一个主要主题。美国正在升级对中国的谴责和指控，包括所谓对人权的侵犯和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对南海系统性地军事化和对中国的包围仍在继续。

43.疫情加剧了战争的危险。世界局势中一个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盟友越来越认为战争可以被用来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对内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转移开，从而集中在外部的敌人身上。这一考量显然是“武汉实验室谎言”背后的动机，它无视有据可查的证据，声称疫情是由泄漏的或故意制造的致命病原体引起的。

民主的崩溃

44.最后，由于金融寡头实施的政策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疫情极大地加速了民主统治形式的崩溃。在疫情的第一年，由特朗普政府动员的法西斯组织被用作反对封锁和遏制病毒所需的所有公共卫生措施的运动的先锋。在2020年大选前夕，在尸体堆积如山的同时，特朗普进行了系统性的阴谋行动，试图颠覆投票结果并推翻宪法。

45.特朗普的阴谋最终导致了2021年1月6日未遂的法西斯主义政变，这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特朗普在谎称拜登赢得大选是选民欺诈的产物后，他和法西斯战略家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组织联络了一批共和党国会议员，动员了法西斯准军事人员，目的是破坏选举人团对选举的认证。1月7日的社论中，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写道：

所有声称美国民主是不可战胜且永恒存在的古老颂扬现在都已失去可信度，那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神话。“它不能在这里发生”这个流行的说法来自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关于美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著名虚构作品的标题，但现实发生的事件已经决定性地取代了它。这里不仅会发生法西斯政变，而且它已经发生了，就在2021年1月6日下午。

46.即使共和党正越来越转变为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从乔·拜登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民主党人继续称他们为“我们的同事”。拜登在1月8日宣布，“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党，一个有原则且强大的共和党。” 特朗普得以不受干扰地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宫殿策划下一步行动，他在国会的盟友仍然占据着职位。在许多州里，准备在未来选举中剥夺数百万选民权利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47.此外，特朗普也是一个国际进程的一部分，包括在德国推广法西斯主义的 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西班牙的呼声党（Vox）、印度的莫迪和巴西的博尔索那罗，在世界各国，极右翼的地位都有被普遍提升。

疫情与全球阶级斗争

48.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只通过医疗手段是无法结束疫情的。这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危机，而出路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来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重构世界。所有呼吁资本主义国家改变政策的尝试都将失败。只有工人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运动，才能给实施有科学指导的、进步性的应对疫情的政策提供一个社会基础。

49.那么，发展这样一场群众运动的前景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它已经在进行中。2019年，也就是疫情开始的前一年，世界各地都爆发了阶级斗争和社会抗议。那一年，墨西哥、波多黎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法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英国、黎巴嫩、伊拉克、伊朗、苏丹、肯尼亚、南非和印度都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和罢工。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发起了40多年来首次的全国性罢工。

50.全球性疫情打乱了阶级斗争的“正常”进程。在最初阶段，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发生了示威和没有工会首肯的罢工，迫使工厂暂时关闭。然而，在工会关键性的助纣为虐下，工人被送回工作岗位，学校重新开学，助长了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激增。

51. 然而，对工人阶级反对情绪的暂时镇压已经让位于阶级斗争的强大复苏。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阶级战争，这体现了工人的愤怒和反对，既是针对疫情本身，也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应对方式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性后果，包括年底基本消费商品价格的通胀飙升。

52.美国发生了很多主要的罢工，包括阿拉巴马州的矿工、纽约、马萨诸塞和明尼苏达州的护士、弗吉尼亚州的沃尔沃卡车工人、中西部的约翰迪尔的工人和凯洛格麦片工人、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校园的研究生，以及很多教师和药剂店工人无工会组织的称病抵制上工和其他抗议

53.在全球范围内，过去一年间发生的罢工和抗议包括南非的170,000名金属工人；印度的数万名运输和汽车工人；斯里兰卡的50,000名医护人员及数万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土耳其几千名能源工人的自发性罢工；智利数千名公共卫生医疗工作者和矿工的罢工；以及法国医护工作者反对医院恶劣条件的大规模抗议。10月，英国家长丽莎·迪亚兹（Lisa Diaz）发起了反对学校不安全的环境的#SchoolStrike抗议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54.随着2022年的开始和奥密克戎爆发的失控，越来越多的教师要求关闭学校并停止面对面的学习，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停止在作为疾病传播中心的工厂和工作场所的非必要生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将隔离期从 10 天缩短到 5 天的举措（这是由大公司主导的政策）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愤怒和反对。

国际工人的基层行动委员会联盟

55.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它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和统治阶级应对疫情的方式。 国际上数十亿工人不会被动地接受数百万人死于完全可预防的死亡。

56.这一客观进程必须具有组织形式，也必须具有政治意识。在过去的一年里，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ICFI) 发起了两项重要举措作为对疫情的回应：国际工人的基层行动委员会联盟(IWA-RFC) 和全球工人对COVID-19疫情的调查（Global Workers’ Inquest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57. IWA-RFC于2021年4月启动，当时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300万。IWA-RFC是必要的，因为工人还没有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组织。每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政党和组织，无论是明确的右翼还是名义上的“左翼”，他们实施的政策都导致了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他们还拒绝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要求的可以阻止疫情的措施。

58. 至于工会，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镇压阶级斗争并把企业的要求强加给工人。在疫情期间，他们在执行统治阶级的杀人政策、迫使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这两方面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59. 在发起IWA-RFC时，ICFI解释说：

IWA-RFC将致力于在国际性的尺度上，为工厂里、学校里和工作场所里的独立、民主、愿意进行斗争的新型工人基层行动组织们发展出一个框架。工人阶级已经准备好战斗，但却被反动的、会镇压任何反抗表现的官僚组织束缚着。

全世界的工人们会通过IWA-RFC来分享信息，组织起一场统一的战斗来要求保护工人、关停不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非必需的生产、以及其他能停止病毒传播的必要措施。

60.IWA-RFC的斗争基础是反对一切试图通过任何民族、族裔与种族沙文主义和身份政治来分裂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次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影响到了所有工人。它向我们揭露了，所有伪左派鼓吹的、以种族和性别作为社会基本分野的尝试是极其反动的，他们企图阻碍工人阶级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全球工人对COVID-19疫情的调查及为根除SARS-CoV-2的斗争

61.11月21日，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发起了全球工人对COVID-19疫情的调查。这项调查是必要的，它会揭露统治阶级如何掩盖、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如何继续使用这些手段来合理化他们在疫情中造成数百万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的政策。

62.世界社会主义网站与领先的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合作争取在全球范围内消除SARS-CoV-2，提出了进行调查的呼吁。这其中包括8月22日和10月24日的两次国际性线上讲座，这两次讲座提供了详细的科学信息，证明了全球消除病毒的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介绍10月24日的线上讲座时，WSWS提出，为结束疫情而做的斗争必须基于以下原则：

1. SARS-CoV-2，即导致COVID-19的病毒的目标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社会。该病毒的传播模式是旨在实现大规模感染。SARS-CoV-2在生物学上已经演化至使数十亿人感染，并因此杀死了数百万人。

2.因此，唯一有效的策略是发起一场在全球范围内互相协作的运动，目标是在每个大陆、每个地区和每个国家都将病毒消灭。在单个国家的框架内是无法找到有效解决疫情的方法的。人类——所有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必须通过大规模的集体的和真正无私的全球性努力来应对和克服这一挑战。

3.必须摒弃自疫情爆发以来几乎所有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不能让本应是毫无疑问的社会政策的最高优先级——保护人类生命——屈从于企业利润和私人财富积累的利益之下。

4.只有一个数百万人参与的、社会与政治目标清晰的运动，才能促使抗疫战略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进行对病毒全球性的消除。

5.这场全球性的运动必须依靠科学研究。对科学家的迫害——其中许多人的生计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必须结束。要想在全球消灭病毒，就需要工人阶级——社会中的广大群众——与科学界之间建立最紧密的工作联盟。

63. WSWS在其启动调查的声明中解释道，过去一年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政策的重点，即“仅靠疫苗”的战略已经失败。WSWS写道，不仅世界上大多数人仍然完全没有接种疫苗，“科学家们一再警告说，在疫苗推出缓慢的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感染会给病毒造成进化上的压力，因而有产生疫苗抗性的变异株的危险。”声明发出仅仅四天后，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被识别出的公告，这些警告得到了证实。

64.自启动以来的五周内，本次调查已开始收集来自科学家和工人的关于当前灾难的原因和后果的证词。本次调查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帮助工人阶级了解疫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彻底终结疫情。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任务

65.当我们进入疫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很明显，统治阶级正在奉行的政策是使大流行病“地方病化”，即让病毒在社会中永久性地存在。在保护其财富和维护其利润体系上，统治阶级可以容忍的死亡人数是没有上限的。但广大工人却不会被动地接受这个事实：数百万人已经死于完全可以被阻止的疫情，而且以后每年仍会有数百万人继续死亡。

66.即使是在疫情开始之前，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就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2020年初，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回顾了过去十年里日益加深的经济、政治、地缘政治和社会危机，并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新年的到来标志着接下来的十年会是阶级斗争加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日益发展的十年。”

将来当博学的历史学家写下21世纪的剧变时，对于之后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他们将列举21世纪20年代开始时已有的那些“明显”迹象。 学者们拥有大量的事实、文件、图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以及其他形式的有价值的数字化信息可以使用，他们会这样描述21世纪10年代的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难以解决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67.也就是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矛盾——全球性经济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

68.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包括两个因素：旧社会制度中的客观矛盾、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即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交互是复杂的。托洛茨基在其不朽的《俄国革命史》中解释道：“社会不会像机械师改变他的工具一样随着需要而改变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