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资本主义受到革命剧变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一群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也在企图反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他们试图“反驳”马克思理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在本文中，亚当·布斯（Adam Booth）不仅回应了他们的论据，也描绘他们从这两方面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如何代表了从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的倒退。

在撰写本文时，全球经济正处于混乱和危机之中。需求剧烈波动、多年的长期投资不足以及肺炎流行引发的生产和流通困难等一系列易燃易爆因素混合物的结果。

一些专家预测，清除积压、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物价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面临着食物和燃料等基本必需品的短缺，家庭的实际收入正遭到疯狂的通货膨胀的侵蚀。

尖锐的矛盾无处不在。例如，在英国，由于缺乏熟练的屠夫，10万头猪将被屠宰并作为废物丢弃。换句话说，利润导向的冷酷逻辑导致了大量动物无辜的死去，而超市货架上却是空荡荡的。

英国房地产市场上也有类似的恶心场景。数十万套空置房屋被当作投机手段的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露宿街头，等待议会提供住宿的名单还很长，可怕的住房危机也来临。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气候问题，人类现在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很明显，资本主义正在毁灭地球。但大企业口袋里的政客们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束手无策。

所有这些事情都揭穿了自由市场所谓的“高效”和“活力”，以及竞争的“严酷性”。他们共同揭示了，以利润而不是需要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破产。也表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工人专政的真正社会主义方案，。

面对这种无政府状态和疯狂现状，不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街头极端的自由市场主义分子，最近肯定要安静一些了。

尽管如此，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仍然存在关于市场高效的基本观点，学生们接受“有效市场假说”的“填鸭式”教育。

按照这些“理论”来说，经济不过是由一系列图表、方程式和数学模型所构建的理想化系统，如果不是讨厌的工会主义者要求提高工资；如果不是央行行长印制太多的钱，吹大经济泡沫；如果不是政客们无耻的为自由贸易设置了壁垒，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处于完美的平衡与和谐之中。

实际上，这些想法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它们可以追溯到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萨伊曾断言供应能创造其本身的需求；每个卖家都会将买家带到市场上。

这个所谓的“定律”的结论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平衡，不应当阻碍和限制市场。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允许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魔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不去考虑社会后果和人力成本。

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在过去几十年里雷打不动的坚持这一原则。

古典学派

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该学派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反过来，这些公开的反动派又宣扬自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真正继承者，该学派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物而闻名。

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成长的。其中，古典经济学便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了许多试图以科学方式理解经济的思想家，他们希望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规律和动力的系统来研究。

虽然，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家们依靠抽象的力量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但他们没有陷入与现实无关的理想数学“模型”，而这恰恰是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特征。

古典经济学家是推动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份子。这场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们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试图用“理智”与“理性”为自然、社会中的现象找到答案。

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贸易、工资、租金和劳动分工等概念，他们把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推向巅峰。

反过来，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创造和支配世界市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持，深刻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有意识地延续了李嘉图没有完成的工作。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之上的，而不是对社会空想而成的乌托邦蓝图。

然而，与李嘉图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利益，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从李嘉图等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出发，在《资本论》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学著作均展现了资本主义如何充满矛盾，并且天生就容易发生危机。

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并得出其中隐含的逻辑结论，马克思力图“从理论上打击资产阶级，使之永远无法从中恢复”[1]。

马克思以一贯的唯物主义观点在科学的基础上证明并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成果。他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依照古典经济学已然发现的规律运转，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因此，追随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被迫退却：放弃了古典学派的科学方法；回归唯心主义，将资本主义神秘化。

正是如此，马克思称这些人为“庸俗”经济学家。这些反动的思想家没有试图真正地解释和理解资本主义体制，而是成为了它的“辩护士”。

维也纳攻势

到19世纪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开始游行。大规模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地俨然成立。1889年，第二国际被创始，致力于协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组织认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统治阶级察觉到工人运动兴起的威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胁，由此开始了全面的意识形态反攻。他们的进攻中心来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主要首都，也是一系列文化、知识和科学运动的发源地，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城市的咖啡馆中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成了反动思想的温床，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主观唯心主义温床，这种唯心主义甚至在沙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变得时髦。

因而，列宁认为有必要对马赫及其拥趸发动尖锐的反击，他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形式出色地达到这一目标，这场大论战既暴露了主观主义思想的贫瘠，又彻底的捍卫了唯物主义。

然而，马赫的思想仍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这又进一步深刻的影响了奥地利思想家，比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就明确地向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战。

劳动价值论

在经济学方面，资产阶级的奥地利的攻势是由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他们的导师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等人物领导的，他们也受到维也纳大学及其周边地区盛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

他们的第一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LTV）”，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解释了商品（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交换的基本价值规律，从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奥地利学派用自己的边际效用理论（Marginal utility theory，MUT）来代替LTV。

MUT基于个人消费者偏好，而不是客观的社会因素，是一个完全不科学的主观主义“理论”。MUT是由欧洲各地的庸俗经济学家同时期发展起来，其中包括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法国/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

MUT与LTV形成了鲜明的对比：LTV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LTV解释到，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使事物变得有价值。

劳动价值论的观念被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接受和发展，形成了他们经济理论的重要支柱。同样的，马克思也以LTV为基础，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古典主义所欠缺的辩证深度。

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寻求“理性”，但他们都被他们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浸染。

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并可以发现、理解和利用运动规律，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对他们来说，这个系统是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

鲁滨逊·克鲁索这个人物，被困在孤岛上，不得不自食其力，经常被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当作一种过于简单的社会模型，脱离了社会的实际运作。//图片来源：Alexander Frank Lydon。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只不过是个体间直接相互交换和劳动；如同，孤岛上的孤独男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比较各种生产任务的劳动时间。

在这种“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模型中，个体既是唯一的生产者，也是唯一的消费者。在考察交换规律的时候，它又简单的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为物物交换的放大版。

例如，我们想象中的孤岛难民可能会花四个小时来砍树制造木筏，再花四个小时可以收获一百个椰子；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一只木筏的价值相当于一百个椰子。

这种抽象的假设情景很显然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去甚远大相径庭。我们生存的经济体系不是由孤立的个体而组成的，而是由各个阶级组成——必须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来维持生计的工人，以及雇佣和剥削工人以获取利润的资本家。

同样的，贸易和交换不是以物易物的形式直接发生在个体生产者之间，而是通过企业和消费者；也就是说，通过货币和市场的非个人交易。当下则是越来越多地利用亚马逊等巨型垄断企业提供的平台交易。

马克思和价值

正因如此，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即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进一步发展。

他解释说，使商品有价值的不是个人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的技术和历史条件下，为市场生产商品所需的平均时间。

这种洞见反过来又成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基础，从而揭开了古典经济学家所未能解决的利润来源之谜。

总之，马克思概述了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就是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

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能劳动的能力），他们获得工资作为补偿。

然而，在劳动中，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了工资形式所补偿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只需要一小段时间的劳动，就能生产出维持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商品。

除开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作日中剩下的时间就构成了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形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因此，价值规律是一切资本主义表象背后的动因：驱使资本家们增加劳动强度，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驱使资本家们超越竞争对手投资技术来推动提高生产率，以超越竞争对手攫取超额利润；以及造成积累、扩张和增长的内在动力。

最重要的是，价值规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周期性地陷入危机——生产过剩危机是源于资本主义产生追求利润：工人阶级只得到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永远无法买回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力不断超过市场的极限。

价格与价值

奥地利学派也意识到劳动价值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明确地把火力集中在他们认定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软肋上。

他们相信，如果能够破坏这个基础，其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也会随之瓦解。

卡尔·门格尔的弟子欧根·冯·庞巴维克成为奥地利新古典主义者，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作者雅内克·瓦瑟曼（Janek Wasserman）在奥地利学派的传记《边际革命者》（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一书中写道：“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的威胁，并试图用边际效用理论来削弱它”[2]。

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各种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对劳动和劳动力间差异的误解（可能是故意的），特别重要的是他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区别。

马克思本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区分了这价值和价格。马克思没有否认市场力量，透过供求关系变化决定价格的作用。但马克思解释说，这就像是围绕潜在信号的模糊噪音。

他解释道，在看似随机和混乱的价格背后，隐藏着一种秩序，一种合乎规律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换句话说，在这些波动和 “偶然”中，存在一种“必然性”，即价值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说：

“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

继续马克思与万有引力定律的类比：我们从行星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只是现象。表象背后却蕴藏着无形的、摸不着的又可以被认知的客观规律。

这些规律不是脱离自然或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它们没有被编码到夜空中，也没有编织成人类意识和行为的结构。相反，它们产生于辩证的、运动的系统内部复杂的相互作用。

同样，价值规律也不是永恒的、外在的，而是一种只有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变得庞杂、普遍且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才会应验的规律。这样的生产会失去所有的个人或特定的特征，市场上的相互竞争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价格。

一般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SNLT）所决定的。这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工具、机器等所体现和转移的“死劳动”；还包括有工人创造了新价值的“活劳动”。

市场力量推动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例如，当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应时，其价格将高于其价值。反之，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便会低于价值。

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各种“扭曲”——比如垄断的存在——阻碍了供求关系的完美平衡。因此，价格将趋于波动。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但垄断等各种各样 “扭曲”的存在，都阻止了供求达到平衡。因此，价格往往会波动。

但这些波动通常会在一个平均值附近发生。有的商品总是能换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除非你有一辆非常破烂的汽车，或者一支非常花哨的笔，否则一辆车的价格抵得上成百上千的笔。

马克思解释说，当供求关系被假定为处于“均衡”状态时，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为什么有的商品要比其他商品更有价值。

另外，边际效用理论只关心价格；停留在事物表面，而不关注潜在的运动规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笔下的愤世嫉俗者一样，边缘主义者们“知道所有物品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边际主义和主观主义

在反对LTV的同时，MUT的支持者有意识地与古典学派的传统决裂，古典学派将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而现在的MUT依靠消费者来确定商品的价值。

“边际主义者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瓦瑟曼在《边际革命者》一书中写道，“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的生产方面，而是转向了消费。真正有价值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生产所需的劳动。”[4]

换句话说，MUT的支持者说价值是基于商品的“效用”，是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也就是说价值是一件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在“边际”情况下对消费者的有用性。

总之，马克思概述了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就是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

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著的小册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代表人物和组织的历史》中，门格尔说到 “价值是...个别商品或商品数量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意识到得依赖它们来满足自己的需要”。[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Institute）在网上免费提供这本小册子，默认了这些想法对社会没有任何“效用”。

瓦瑟曼和维塞尔一样给边际效用做出了简明的定义：

“简单地说，一个单位（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单位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所能使用的最低价值决定。”[6]

然而，马克思也理解商品有效用、对社会有“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如果一种商品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那么它就不能被售出。结果就是这样的商品没有“交换价值”，更不会有价格，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这个回答同样也驳斥了所谓的“泥饼悖论（mud pie paradox）”，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试图讥讽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于是他们问道“要是我花了几个小时做一个泥饼，那这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显然，泥饼悖论是错误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如上所述，所有商品都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有用性）才能被交换，从而具有交换价值。

其次，即使泥饼对人有用，但决定其价值的不是生产中投入的个人或个别劳动时间，而是一定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制造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并不是主观的直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相比较。相反，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客观的价格。

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上那样，以物物交换为基础进行交换，而是通过货币和市场等媒介进行交换。

回到前面的例子，当你在亚马逊或谷歌上搜索要购买的东西时，你不会遇到分散的小生产者，你可以与他们讨价还价。相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选择供应商，他们相互竞争以提供最便宜的价格；对于任何相对可复刻的商品而言，价格都将趋向于一定水平。

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些众多的商品相互比较呢？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他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价值的货币化表现形式）？

显然，这样的比较不能基于它们的效用，这是主观的和定性的。每一类商品都有自己的物理性质和特点；独特的特性，有特定的预期用途。此外，商品的有用性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会有很大差异。

重要的是，无论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些希望在网上销售商品的人并不根据它们的“效用”来定价。

供应商也很少与客户有可以确定商品主观用途的个人联系。

此外，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重点是商品对他们没用处；他们生产只是为了交换从而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

因此，不能根据商品的“效用”来任意比较商品。就衡量价值而言，需要的是一种相对的、可量化的和客观的共同特点。马克思解释说，所有商品最普遍共同特点是商品是劳动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劳动，使得商品可以进行比较、交换。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最后，边际主义者最终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例如，他们声称，价值是由独立个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但反过来，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主观偏好呢？

显然，我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价值的评估并不是天然固定在头脑中的。相反，它们是经验和社会规范的产物。我们对事物该花多少的预期，是建立在对商品价格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

然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脱离了社会背景，把人置于孤立的情景中。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运动简化为抽象的、非历史的买家和卖家的行为，没有意识到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对他们来说，价值纯粹是根据个人的主观冲动来决定的。

但真正科学的经济学方法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而不是分析主观的冲动。它必须设法从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生的数百万次相互作用里寻找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而不是简化这些相互作用。事实上，基本法则支配着市场上众多的互动。

像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但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律被视为基于“人性”的“永恒真理”，而不是生产方式随历史演变的辩证产物，或者是社会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规律是一定现象或制度内潜在的一般动力。资本主义的规律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它们不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理想的领域，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但是，像唯心的奥地利学派之流正是这样认识经济规律的。

 “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和天体的运动，都要共同遵照万有引力定律”与门格尔同时代，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埃米尔·萨克斯说道。“对于经济活动”他继续说道，“鲁滨逊和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帝国都要遵循同一条价值规律。”[7]

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甚至认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可以先验地得出，完全脱离任何社会背景或经验证据。米塞斯将基于对“理性”经济主体及其“有目的行为”的研究思路命名为人类行为学。

非历史的、抽象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并不是奥地利学派发明的。而是奥地利学派从他们的自由主义前辈继承而来的，这些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法则是永恒的，是天生 “人性”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讨论古典学派的局限性时所分析的那样：

“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马克思说道，“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

“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马克思苦笑道，“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8]

就像斯密和李嘉图的“鲁滨逊漂流记”和“原始渔夫”一样，边际主义者选择的所有假设场景都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冯·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作品充斥着对这种抽象例子的引用，例如：“一个人坐在一个水源旁边，水源汹涌”、“沙漠中的旅行者”、“一个殖民者，他的小木屋孤独地矗立在原始森林中”、“绿洲中的居民”、“一个孤岛上近视的人”、“一个孤立的农民”和“海难的人”。

同时，边际主义者也不断用钻石或艺术品等特殊商品，以“证明”MUT的正确性。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部分并不致力于生产稀有物品，如钻石戒指、珍珠项链或精美艺术品，而是致力于生产大量的日常商品，其价格往往趋向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平均值。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个人主观意志。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与当时倒退的哲学思潮有共同的特点，比如马赫的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然而，基于这样的基础，统治阶级还不可能真正挑战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的“理论”显然只是为资本主义诡辩，而不是在阐释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

尽管奥地利学派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但社会主义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这个进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却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波革命浪潮，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被愤怒和激进化取代，最明显的是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以及近12个月后的德国。

统治阶级对这些革命的发展感到恐惧。与此同时，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也对国家计划、垄断、远离私有制和竞争加剧感到担忧。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某些资产阶级的阶层也被计划经济思想所吸引。面对赢得战争的紧迫任务，各国政府并没有转向市场来生产军备和其他必需品，而是将经济集中到国家手中。

雅内克·瓦瑟曼在《边际革命者》中叙述道，“在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建立了战争计划委员会以分配资源，被称为 ‘战争社会主义’。”

传记作者继续说，“这是第一次，国有化和社会化成为可以施行的政策立场。”[9]

这引发了奥地利学派年轻一代的新一轮攻击。从1920年左右开始，米塞斯等人领导了后来被称为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运动。

用米塞斯话来说他旨在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理论上正确，但实践上错误”，而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总之，米塞斯断言，由于经济的复杂性，社会主义计划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所需的计算量对于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说都太大了。

米塞斯声称，有这么多东西需要生产和分配，只有货币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通过市场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劳动力。

此外，他说，任何国家的参与或监管都会导致价格被扭曲，阻碍市场的力量。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完全自由、竞争激烈的市场发挥作用。

米塞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断言，“社会一旦放弃了产品的自由定价，理性生产就不可能了。”

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总结道：“每远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一步，就远离理性经济活动一步。”[10]

但苏联和大萧条这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对这个极其抽象和唯心的论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如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评论苏联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时所写的那样：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可怀疑的成果，但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把这次革命当作是人类文明的坟墓。

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

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以及随后的1930年代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对此，奥地利学派对此既没有一个真正的解释，也没有解决方案。

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的治疗方案，在许多当权派看来似乎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稳定金本位、平衡预算、自由贸易，所有这些都冒着加深通货紧缩、加剧失业、延长危机的风险。

简而言之，奥地利人建议政府后退一步，扯开安全网，勒紧腰带，让经济“自我调节”。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是他们的座右铭。毋庸置疑，这种极端的紧缩政策对寻求选举的政客来说不是特别受欢迎。

于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试图改变目标来应对这些事。

哈耶克在1935-40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计划并非不可能，而是在技术上很困难、更低的经济效率、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