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
李立功
我们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活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至今，人类社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170余年，而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产生即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并且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否则，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或者不会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就会失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角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问题的方法明确规定，她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她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的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她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应该始终注意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与生产力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对应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一切社会制度，其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社会制度的发迹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重点解决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又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演化进步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基本规律，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与不正确的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有必要科学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如《资本论》、《哲学贫困》《黑格尔法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形成经济基础，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构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形成意识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我们从理论角度再次进行深度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由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而产生的思想观念理论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的意识表现形式。从理论角度认识，意识形态是一个大范畴的哲学概念，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种反映。从远古至今，意识形态始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她产生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或者说社会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相关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内容，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始终是处于社会统治阶级地位的，集中体现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思想特征。意识形态是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内容的表现形式，从奴隶制以来，有奴隶主意识形态，直接为巩固奴隶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直接为发展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封建主的意识形态，直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基础服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加体现鲜明的阶级性，直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巩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服务，在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更加鲜明和强烈，特别是在出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敌对意识异常的强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过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表现就是鲜明例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科学性，因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中追寻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并由此描绘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一百年的时间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也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典型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的过程中，竟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丢掉了。
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D.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论》一书首先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哲学范畴，把她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认识，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又服务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社会的变化、文化的变迁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引发经济基础的变化，意识形态会发生对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而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需要高度警惕认真把握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上层建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上层建筑是对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理论概括。她内涵了阶级关系、服务该关系的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政治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特指国家的核心政权，而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一般概括为思想上层建筑。可以想见，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架构中，居于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她同样引领国家的社会进步发展。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恩格斯在晚年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理论有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程度，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变化引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量变或者质变的产生会直接决定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量变或质变，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被另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所替代的根本质变，会导致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主要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由此，可以认定苏联共产党改革的问题症结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指出，上层建筑是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是运用强制手段限定人们的行为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思想上层建筑论证自己经济、政治的合理性，通过舆论的各种方式，规范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
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两者的矛盾运动，有助于理解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运动。从理论角度认识，两者的矛盾运动贯穿了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尤其受科学技术因素的进步将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生产力质量和生产关系质量的提升导致社会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生产力是一个动态因素，而生产关系是相对的动态因素，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上层建筑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更高层次的完善稳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往往通过政治因素进行调整。在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发生对抗性矛盾。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节生产关系，达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程度，同时调节政治上层建筑，使政治上层建筑能够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经济基础，稳固上层建筑。改革，就是强化上层建筑的力量，否则，对于推进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对于经济基础的提高，都是无益的，甚至整个社会进入无序状态。
同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对应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依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影响着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注意四因素关系的理论，有助于正确分析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根源，同时也有助于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调节国家运行机制。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行过程，是仅次于革命形式的社会重建，需要高度谨慎。
目前正在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途径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同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结合社会时代的新特征提出新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这样，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实践运行的相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特殊形式，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其上层建筑的产生是直接建立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成功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机器因素迅速通过确立生产力水平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从而在实践中架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依然适应于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产生、运动以及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的途径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目前运行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而产生，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前提。必须把握的是，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从理论角度认识，不存在通过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力量进行调节和克服实现“扬弃”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需要重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即人民民主形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有序，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积累，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进步文明并逐步地渐次过度向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圆满成功，实现为新一社会主义阶段奠定雄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层建筑基础、经济基础，需要深入把握正确运用科学调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还要清醒的重视生产力的理论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包括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事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特别注意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并一再从理论角度予以创新，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稳固。
经济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诸要素的综合而形成的社会基础。
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实现的生存能力。生产关系，就是在人类所具有的生存能力的前提下所需要构成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生产力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是人们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集中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关系具体是指人们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
在整个国家形态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论述，这个关系的矛盾程度决定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程度，甚至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内涵于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生产力是运动的，具有运动的方向性，她运动的程度也就是发展的程度，特别是阶段性表现形式，决定对应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性质。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生产关系的内部调节或变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必须是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为前提的，否则，毫无效用。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个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考察中国70年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高度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注意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协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这是必须珍惜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伟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这种学习和运用突出体现在创造性方面，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破书本的框框结论，如在党内开展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更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目标。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对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努力摆脱旧的落后的社会局面，特别是1956年之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见解观点。毛泽东同志善于从政治高度谋划社会经济全局，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邓小平同志从新的历史角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紧紧围绕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局，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论”、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这个历史阶段的鲜明特征就是，适度弱化了前三十年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为中心的活动，强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的工作。从新的历史角度，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了努力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邓小平的思想主导了这个历史阶段，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生产力理论做出了进一步丰富的贡献，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思想基础，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进步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代共产党人，从国家社会经济全局出发，坚持贯彻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的质与量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全面进步。近四十年的历史过程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思想解放，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基础，端正正确的意识形态，坚强稳固的上层建筑，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意气风发地领导中国人民以更强进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逆转的融入世界，成为最活跃的强大的经济体。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受着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认识带有俄罗斯国家的特点，简单化地提出了人类社会五阶段论，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是建立在极端落后贫穷的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充分发展更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采取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特殊形式。后来的学术理论界、政治界，非议、贬低、责备，甚至辱骂斯大林，批评乃至摧毁斯大林的理论和功绩，还有直斥斯大林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人类历史的辩证法规律“心知肚明”地毫不客气地继续演绎前进，全世界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都是建立在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之上的。
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进步发展演变，使我们不能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人类与自然界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对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其他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了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对象。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解放生产力，是依着阶段性的生产力水平尽可能的创造各种社会环境和国家条件释放生产力的能量；发展生产力，是依靠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迅速转化为能够推进社会进步的产业型技术成果使生产力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能够调节生产关系并主导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进步。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全方位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从理论角度认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身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者，生产力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价值追求，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否则，就不能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适应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人类实践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一些理论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不足以概括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进行且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学术理论界需要引起注意的。
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活动，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讨论对象。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审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客观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不如说是如何才能亡党亡国的演变逻辑。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的走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的。这意味着，战争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和和平年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接；这意味着，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转递到没有军事经验的一代纯政治工作党务领导手中；这意味着，受到列宁主义、斯大林思想熏陶的一代的政治时代结束，受赫鲁晓夫思想影响影响的一代的时代开启。显然，在勃列日涅夫结束自然生命的1982年11月，苏联的党和国家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的亡党亡国迹象，只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积累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多了一些，并没有出现盘根错节僵直枯死的迹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极其简短的两年多，并没有出台什么足以致苏联党和国家以死地的政策措施。相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却发现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直接背离或者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着全人类最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命运的胜利，首先提供了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把握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又专门架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般地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进或者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是不应该出现什么理论问题或实践灾难的，只能是“否定之否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一个又一个相连阶段的社会发展。
1991年12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苏共党和国家轰然倒塌分崩离析，也只是在戈尔巴乔夫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的第六年。勃列日涅夫遗留的问题是经济减速、党的队伍缺乏生机、社会发展迟滞，基本上应该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进行适度的调整，应该能够摆脱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