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制的建立因此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1、加剧了中央政府各机构之间在办事程序和政治上的混乱，对决策过程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 2、随着戈尔巴乔夫总统权力的急剧膨胀，他成为苏联1990年大多数政治与民族冲突的直接焦点.因此，总统制的建立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他的地位。” 综合考察戈尔巴乔夫“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决策”的能力，他本身的智慧和能力，限制着他，他驾驭不了复杂的局面，他更驾驭不了因他驾驭不了复杂局面而产生的更加难以驾驭的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恶性循环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以致到了党失控、国家失控的程度。一句话，他因为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从而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3、他破坏了党、国家的党务和行政运行机制 在《十年》一书（第142页）中“政治局开始讨论国家形势，委员们指出，党代会的决议未得到贯彻，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要求在这方面加强纪律、强化控制和追究责任。经常听到建议采取这种措施或那种措施。这些措施几年前可能还有实际意义，如今全党和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对要求强化纪律的呼吁并不认真对待。可惜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戈尔巴乔夫破坏党和国家运行机制后出现的现象。这些消极情况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也没有实现逆转。从方法论角度认识，没有对事物的运动方向施加主体作用，事物就随着本身的规律性顺势运行，诸多的因素各自运行，甚至相互交叉，导致运行局面的阶段性极度混乱。戈尔巴乔夫不懂，也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他自以为是的正确恰恰是错误的而自己实在又不觉查，他无意中的言语行为都会破坏党、国家的运行机制。政治局的职能效用已经被破坏了。 在《十年》一书（第143页）中，“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部长会议在党组织的官员和工农业部门的领导中越来越没有威信。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不但负责起草文件，还要监督决议的执行。我常听说，政治局的决议未如期执行，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往往是套话连篇，甚至是一纸谎言。……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态度。很明显，监督决议的执行已毫无意义。中央文件空洞无物，人们不再理会它。 党的最高层权威的削弱引发了各种矛盾，最终导致各级组织的全面崩溃。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发出一次次警告，又通过一个个决议，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局已失去控制的能力，形势需要勇于负责，而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人认为有必要寻求一种新办法来鼓动民众，承担失误的责任，进而动员全民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总书记与行政部门的隔阂已难以消除。” 苏联共产党管理党并通过党管理国家的三大重要机构的政治威信、工作威严以及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严威，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工作作风、错误的工作方法、错误的工作形象的综合影响下，一切积极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正确的东西发挥不了正确的作用，错误的东西大行其道且干扰正确的东西，消极的因素大肆泛滥，积极的因素荡然无存，无论是党的高层、还是国家的中层以及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层面，全部如此了。在对形势的把控过程中，没有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开过家庭会议，发挥家庭党支部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全国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全国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对国家形势的对策，更没有以自己的见解影响戈尔巴乔夫。由此可以理解，第一家庭以及第一夫人对党、国家以及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岗位工作的干扰，都是消极负面的东西；任何积极健康的东西，在这个第一家庭、在第一夫人身上都几乎不存在，张扬张狂，肆无忌惮的飞扬跋扈，眼中无人，狂傲霸道，这些影响人生、干扰命运的消极因素终于展露无疑，“从戈尔巴乔夫身上能够看到她的自大狂形象”，影响着戈尔巴乔夫，干扰着党。从而通过戈尔巴乔夫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行。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工作作风、错误工作思路、错误工作方法及由他本人所形成的错误的政治思想逻辑在工作中持续蔓延。在《十年》一书（第143页）中，“戈尔巴乔夫避免与党中央、部长会议各部门负责人见面，根本看不起他们。如果他要表示对某人的不悦，他就会说，‘又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话出自一个一辈子都在共青团和共产党机关工作的人的口中实在奇怪。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像他。他们都有在工业、建筑业、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研究机构或大众传媒工作的经历。他们对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比总书记这位头号机关工作人员清楚百倍。……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整个任期内，他从那个不愿意与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机关人员谈话（……），因为这些人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是非常称职的专家。”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因素或修养因素在起作用。作者对此是很伤心的，也很感慨。作者知道，纵是党中央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在礼仪方面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大家都是经验丰厚、学历较高的“非常称职的专家”。实质上，从这个人事层面，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工作素养的程度。在日常工作中，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环境，影响相关的人群。 在《十年》一书（第145页）“没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支持，这些难题解决不了。戈尔巴乔夫有信心使改革得到这种支持吗？他的讲话和报告表明，对此他没有信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各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其实是一个党的总书记开展各项工作的运行环节，戈尔巴乔夫并不能恰当把握运用，他已经不能够得到这几个工作链上各位同事的工作支持。从理论上说，失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党、国家离分崩离析也不太远了。日常的党务和行政机关工作，戈尔巴乔夫常常破坏其工作链条的完整性，致使党、国家的运行机制受到破坏。 在《十年》一书（第146页）“人们普遍觉得，在经济一团糟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化是危险的，那样只会加速经济的崩溃，助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区中一部分人的分裂主义情绪。不过此时戈尔巴乔夫把对民主化措施和步骤的恐慌主要看成是对个人权利的威胁。这反过来使他感到有必要粉碎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资料再次揭示，戈尔巴乔夫在破坏正常的工作活动，他的一连串错误，致使他不能正常开展常务性工作活动，很清晰，正是他的错误，演绎了国家事态的恶化。他制定的政策，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干部基础，以及政策运行的时效和实效，他都不能有清新的研判。 在《十年》一书（138页）中“邻国的事态急剧发展，形势极度混乱。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朋友或身败名裂，或无业可就，甚至听候审判。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危难之际，总书记袖手旁观，没有发言辩护，也没有伸手帮助。这种态度使很多人寒心。陷入困境的不只是政界领导。军界、为国家安全做出宝贵贡献的情报人员、政党领袖、部长、工农企业的经理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大都曾在苏联留学，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抛弃他们不但意味着抛弃朋友，而且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准则。我国和美国以前都没有这样干过。美国人曾冒很大风险解救朋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否则没有人再愿意与其合作。不抛弃朋友既是其党的原则，也是普通人应有的道德。 眼睁睁看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制纷纷解体，为什么竟没有哪一级的领导人站出来敲敲警钟呢？”事态的进程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阶段。作者感到痛恨、自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混乱以致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工作思想造成的恶果。他个人的素质完全无法称判事态的演变，导致并不复杂的事态演变到复杂失控的状态。作者从道义的角度，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显然，作者较之戈尔巴乔夫，对事物的认识比较清新、对道义责任认识的更深刻。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素养实在太有限，——他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对待各方面的利益。东欧各国的剧变，是对戈尔巴乔夫治国理政素养的考试，显然，他未能过关，紧随其后，仅仅三年时间，苏联也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 作者还记录一件事，在《十年》一书（第137页）“（齐奥塞斯库）他还提醒戈尔巴乔夫，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也是苏联坚持这些国家组建军队，设立军事基地等等，以便在冷战期间顶住西方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助于恢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作者一针见血，道明真谛，东欧是苏联老祖宗专门设计架构的服从服务苏联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屏障，具有重大的战略政治意义。显然，戈尔巴乔夫读不懂列宁、也读不懂斯大林、勉强能理解赫鲁晓夫的东西也是把优秀的东西赖下而把糟糕的东西融化进个人的思想，并不精深的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也使他没有任何进步。放弃了东欧，就放弃了苏联的前途、命运。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善于运作复杂的事项，然而，他遇到的事情只能是越来越更加的复杂。 下述事例，印证了事态的复杂和他的无能，在《十年》一书（第139页）“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垄断了关于世界动态、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民心方面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从柏林回国后宣布：昂纳克下台指日可待，我们应该考虑德国的重新统一了。此言没有遇到什么激烈反对，人们对此兴趣索然，谁也想不到去研究德国统一的条款以及苏军撤出的条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任何人通报，政治局也未与充分讨论。”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垄断了关于世界动态、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民心方面的信息”、“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任何人通报，政治局也未与充分讨论”，在党和国家命运的最顶层，戈尔巴乔夫把个人极端主义发挥发展到了极致，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在对立统一的过程中，也把他演变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他以自己任性的所作所为，摧垮了国际共运的框架，摧毁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摧毁了苏联人民的利益。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背叛了苏联人民。他成了国家的敌人、国际共运的敌人。可能，在实际的工作中，他自己浑然不觉。 在《十年》一书（第140页）“对信息和权力的垄断，以及总书记和政治局工作违背民主原则，意味着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悄悄的、未被察觉的进行着。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没有激情的政治辩论。作为政治局的总管，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的意图决定国策，哪管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领导人下大赌注的工具而已。 苏联人民自然理解，分裂的德国对欧洲和平无益，这个问题迟早要正面解决，但是可以从长计议，我们反希特勒的盟国并不着急吗？他们之中有的虽不算真正反对，但对于如此匆忙统一则满腹疑虑。即使如戈尔巴乔夫所言时机已经成熟，那也应该在充分考虑全国舆论之后再采取行动。外交部、政治局和总统在道义上无权幕后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有关统一和撤军条款的起草并没有征求我们原来盟国的意见。 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革没有组织过任何座谈会予以讨论，大会小会都没有。据我所知，在苏共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或党代表会议上都没有认真提出过讨论此事，也未列入最高苏维埃的议事日程。总书记在党的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用两三段的篇幅提及此事。”本段资料是对戈尔巴乔夫工作的评议。从政治局到东欧到原来的盟国，再到总统委员会和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活动进行了精细的评析，戈尔巴乔夫以自己的工作表现从国内到国际，把共产国际运动破坏的一干二净，一切利益荡然无存。 他不是一个坚定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的工作过程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他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因为他的工作表现没有为国家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他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反是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破坏者，因为他的人生旅程没有展现任何促进共产主义事业的价值。 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推进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无数集聚民族智慧的伟大英雄人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感召下，这一伟大优秀的群体，队伍在壮大，质量在提升，人类共产主义事业遵循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在继续不懈地前进。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出现选择自己的领路人所体现的素质差些虽然荒唐但确实难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明确指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30年前，发生在东欧、苏联大地的曲折事件，根本无法拦阻人类社会奔向共产主义的强大力量。 4、他为伟大的祖国干了什么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作者指出：“党确实忠实于他；然而党却被自己的领导人所出卖和抛弃。”虽然作者痛惜，但一点也不荒唐。因为他不具备为党工作的必要素养。他丝毫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觉悟，更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戈尔巴乔夫显然被1991年8月事件吓倒，很快放弃了总书记职务，不再与党沾边。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在他的参与下，最终被解散了。如果他能表现出一些勇气和自制力，这些本可以不发生。尽管党内发生动乱，几百万共产党员自始至终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无所作为”）使党员怀疑、愤怒或迷茫，大部分党的组织还是支持他的。当然，离心倾向也很明显，戈尔巴乔夫不会注意不到。”在六年的时间中，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没有任何正规的加强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工作，没有对全体苏共党员开展任何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增强全体苏共党员、党的组织的团结。在六年的时间中，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的领导，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开展过任何有益的活动，既没有理论的创新，也没有实践的推进。 在《之谜》一书的序言中，“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方面及其与西方的‘军事’对抗方面的必然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苏联体制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要做到闭眼不看事实已是相当不容易，只有希望西方千万不要采取足以使可怕的威胁变成现实的步骤。然而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意味着新的一轮更大的军备竞赛，那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于是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为了应对里根的挑战，需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必须设法退出作为冷战战略基础的直接对抗。其次，业已走入绝境的苏联体制本身也要动一动，否则，苏联可能成为世界进程的局外人，最终连本国的国家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列宁一再强调“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戈尔巴乔夫哪怕有一点列宁主义理论常识，面对上任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显然能够转危为安，但是他不具备领导党、国家的力量，经历的却是：由安转危、由危转险、由险转乱、由乱转散、由散转毁的逻辑过程。一个政治家，所承负的是使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贡献给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是使国家强大民族进步的智慧。戈尔巴乔夫六年时间的所作所为，成了国际共运史、苏联国家史、苏共党史上一幕荒唐的闹剧。 《之谜》一书的序言中继续说“改革什么？从何入手？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已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激进改革计划？还是他的政策基本上均系即兴之作、他在投入改革时希望事件进程本身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引退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对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由来已久，有一个大致的计划，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事件进程来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应当说，他本人对于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都还很模糊。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详细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至于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则是个崭新的课题。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之前，并未研究过改革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架构新的社会形态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亦即理论范畴，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亦即理论范畴，同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其五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统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统领社会形态的诸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和社会要素具有革命性的引领作用。从六年的戈尔巴乔夫工作史考察，结合他个人的家庭因素以及他本人的个性气质涵养特征综合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史充分说明他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思想，他根本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思想。所以，他走上党和人民迫切需要的工作岗位，思想意识的糊涂，工作能力的局限，他根本无法适应工作的需要。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太多了，在他个人的自传和几本书中，他夸夸其谈，海阔天空，但丝毫感觉不到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观察不到一个对党对国家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智慧和历史使命感。从马克思恩格斯起，列宁具有伟大的理论创新精神，斯大林具有伟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开辟社会新形态的实践精神，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伟大的的理论创新精神而且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需要相结合，邓小平同志以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老战士的身份同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勇气率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并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暂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境界。戈尔巴乔夫走上党和人民给予厚望的重要岗位上，没有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汲取任何有益的智慧，反而成了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在《十年》一书（第284页）中“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苏联裁军的步子这么快，又是如此不均衡的裁军？为什么苏联如此匆忙的从原华沙条约成员国撤军，根本不考虑我国在那里的财产及其他权益？”说实在，他没有为他的国家做出任何有益的工作，没有为他的国家维护任何国家利益。他的六年工作史是六年背叛史。 而在《六年》一书（第216页）中“建立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并必然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种极端艰难的选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班子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最后几乎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对其控制只是痴人说梦，1991年8月流产政变前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烂摊子只能由独联体中心成立的国家来收拾。” 在《六年》一书（197页）中“1985年之后，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加剧了经济供方的软弱，并使个人的购买欲膨胀起来，然而同时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经济中基本结构的问题，一系列这样的因素使供方的萧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合上述两个资料的意见，我们认为，苏联在“冷战”时期，长期匮乏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日常消费品。戈尔巴乔夫开始工作后，应该主要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对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迅速改变局面，逐步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愿望，同时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意识，增强各级党的机关和国家机构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感，在具体的工作中增强党的威望、党对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威严，对国家事务进一步推进民主化，使人民的感情、生活状态处于自由幸福的境界，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各级部门机关更加关心人民生活，经历两年之后的时间，开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应该会更好些。人们善于对过去总结而多不善于对未来事业的推进，戈尔巴乔夫既不善于对过去的总结更不善于对未来的推进。尊敬的原苏共中央办公厅瓦列里·博尔金同志有太多的思考和愤怒，但他没有问题的答案。在“十月革命”一百年之后，把中国同志的思考一并列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5、根本不懂军队管理工作，破坏军队的政治威严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十年》一书（第162页）记载了这件事：“一架德国飞机竟然降落在克里姆林宫旁，苏联人民大为震惊。他们一直为祖国的防空力量而自豪，并为此贡献了几十亿卢布。此事当然损害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我相信，在外国崇拜者心目中也如此。总书记把这一事件解释为军方针对他个人的蓄谋已久的行动。他对军队本来就有疑虑，如今更是怀恨在心，为这次‘小小玩笑’他不会绕恕他们！很长时间他对此耿耿于怀，不论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极力诋毁军队，制造敌视军队的气氛，并把它散布给大众媒体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军队思想。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苏联从1924年以来，特别是斯大林阶段，建立以强化军事工作的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发展经济的积累是建立在农业高度付出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依然是较大的军费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苏联人民的经济付出也是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付出，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戈尔巴乔夫“极力诋毁军队”、“制造敌视军队的气氛”，是他自取灭亡的必然结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使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十年》一书（第218页）中“在很多人眼里，尤其是在军方心目中，他不再值得信任。苏联总统和军官集团——乃至整个军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是原因之一。”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力量，戈尔巴乔夫破坏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战斗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没有从军队威慑力角度加强军队建设，是他不懂军事工作的结果，也是政治无知的体现。《十年》一书（第260页）说：“1991年8月事件的前两个月，阿赫罗梅耶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他毫不讳言地抱怨自己不被尊重和公众针对军队的不端行为。他认为，苏联的裁军措施考虑不周，仓促出台，尤其是单方面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说他无权再留任总统身边这一职务，不愿参与苏联军队和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进入离心力德的状态，众叛亲离，一切责任由他承担。“（第294页）作为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尽到保护军队的职责。实际上，他本人就害怕军队，不信任军队。挖苦心思来削弱军队，破坏它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也是这个态度，根本拒绝会见这一部门的人员。” 戈尔巴乔夫何止是政治幼稚，何止是政治无能，他是完完全全的犯罪。 6、灾难性后果 在《六年》一书（第184页）中“改革末期苏联经济的灾难性衰退。······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是戈尔巴乔夫、苏联政府以及整个改革在1990年中期失去人心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普遍意义上，这个结论还是对的。但是具体的说，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责任人。在他预备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领导都指出过戈尔巴乔夫不懂经济。在他开展六年工作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充分发挥党内熟悉经济事务的同志发挥智慧释放能量，实现国家经济的进步。作为第一责任人，主要是谋划全局，着眼于战略和宏观规划。 戈尔巴乔夫的表现，可谓极端利己主义者。在《十年》一书（第4页）“在军队和国防企业内，危机也在形成。。。。。。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一是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二是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等。作者指出：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戈尔巴乔夫面对自己承担的政治责任，是何等的镇静自若、气沉丹田，苏共党几十年时间培养的一个废材，愚蠢至极，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承负国家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戈尔巴乔夫的表现，给党内一些野心家狂妄分子敲响了警钟，党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政治组织，不是玩弄阴谋、偷奸耍滑、卑鄙无耻的小人团伙。既没有远大的政治愿望，也没有处理眼前事物的能力，狂妄自大，追求虚荣，缺乏深谋远略。在《六年》一书（第181页）“在关键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随后又同意德国统一，但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如此重大的解放行动将会鼓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争取自己的自治与独立的程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俄罗斯民族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特别是近五六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美国是一个仅仅三百年历史的国家，特殊的国家形成过程使她形成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国家理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借鉴资本主义一些成熟的理论技术，是必要的，也一定产生有益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盲目自大，害国害人害己。 在《六年》一书（第154页）中“1987-1991年苏联的一切失误都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这是人们事后的认识。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不把相当大的权力集中在国家领导机关，不对民众的自由加以相当大的限制，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在平衡政府的需要和民众的要求方面，任何社会制度都会遇到困难。”这是英国作家也就是本书作者研究戈尔巴乔夫现象的结论，堪称经典之言。按照这个观点，向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事务复杂的国家选择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模式，确实是正确的。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来得实在是太晚了，并且还失败了。在《十年》一书（第262页）“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或许还有内务部长普戈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柱。直到后来，他们清楚看到、国家、军队和整个社会都在走向毁灭。苏联可能分裂、导致民族冲突、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我国的反间谍人员已从西方情报机构截获情报，表明他们正在策划苏联的垮台，并准备采取必要步骤将苏联这个大国彻底消灭。”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存在，这个阴谋就永远存在，但能否取得成功则是另一回事。 时间的演变，历史会更清晰地明白一切。在《十年》一书（第278页）中“对于反对苏联解体的人士来说，事态的这种发展使人不安。他们坚信，这种后果会使经济财政破产，损坏武装部队和其他经济政治机构，破坏我们共同的文化，恶化民族关系。就我所知，1991年8月力图防止国家崩溃的那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国家走这条路，就是使社会避免那样可能造成的后果，包括无辜百姓的流血牺牲。今天，原苏联很多地区都发生着流血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在《十年》一书（第190页）中“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有权威的政党，它担起改革的重任，使苏联成为世界大国。而到1991年9月，人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在地球1/6的地区，这个党、这个国家都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仅仅是六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被破坏，生产关系被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破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被破坏。这也是苏共六十余年的宿命。 在《十年》一书（第179页）中： “可见，利加乔夫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 利加乔夫说得对。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既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社会民主主义。 三、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不应该、不能够忘记 1、安德罗波夫所犯下的必须追究、不能宽容的错误，葛罗米柯所犯下的不能原谅的错误，未来的党必须予以追究 在《之谜》一书（第36页）中，这个资料值得重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跻身于前途远大的地方领导人行列，凭的是自己的各种创举和经济试验的话，那么同诸如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之类当时政治上的关键人物的私人交往，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矿水城和栋巴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喜欢在该地休养）。”特定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可能提供优足的人事关系机会。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党的事业上，在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包括个人的素养能力，如何正确处理摆正个人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现象出现以后。党的事业，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显然，无论是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基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之间形成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从事件的演变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虚荣、野心成了满足个人奋斗目标实现的推动力。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前途的影响，显然安德罗波夫的努力更鲜明。苏斯洛夫认同了自己家乡的小同乡，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却未能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意识给以必要的考察，甚至耳提面命，完全是疏忽大意，失察失责。安德罗波夫一生最主要的工作岗位和责任就是发现党内意识形态的异见分子并清除出党的队伍，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私情不错的高层领导、如果有意识在党内帮助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地位得到进步，那么就应该认真的严谨的对戈尔巴乔夫进行组织考察而应该准确清晰地从个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工作作风能力给以清晰的结论，从而对其加强思想意识、工作水平提升、党的发展建设和国家社会进步以及对人民利益维护发展分配的意识，促使其正面进步，适应于党的事业的需要、国家发展的需要、人民利益实现的需要。从前边的考察，显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素养、能力完全不适合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然而，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还是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说明了什么？考察戈尔巴乔夫的成长发展史、考察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史，苏联共产党内的派系“小圈子”现象影响了一切、干扰了一切、决定了一切。吸取血的教训，党的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不能不有“五湖四海”的现象，不能不有“杂音犹言在耳”的现象，党内民主、党的集中，是完全正确的工作原则。勃列日涅夫在党内搞了干部队伍的小圈子，消极作用实际上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危害至深、为祸之烈，不可理喻、不可面对。血的教训告知我们，党的建设，任何微小的缺点都应当纠正，否则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主客观社会环境、党内形势的变化，都会成为重大严重政治事故的引线。不可掉以轻心、不可失察失责。 在《十年》一书（第171页）“安德罗波夫曾举荐过他，苏斯洛夫和其他曾在沃德矿泉疗养院和治疗过的高级领导人大都熟悉他。”事实就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进入党中央工作的过程，安德罗波夫倾注了心血和情谊。对党内青年力量的进步，到底应该采取什么的态度？什么方法？从戈尔巴乔夫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的严重灾害来看，从汲取教训，建立更加正确的思想方法的角度，还是应该深入反思的。督促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修养，督导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事业、利益的责任意识，至关重要。在这个角度，审查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忠诚，几乎到了坚持不懈、顽固不化的程度，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对苏联“和平演变”、苏联解体的恩威并施，资产阶级政治家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迅速就组成了统一战线，步调一致，分工合作；“冷战”时期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推进“和平演变”思想的头面人物迅速或隐或现，上蹿下跳，形成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势力，成为“苏联解体的外因”。安德罗波夫向党中央推荐戈尔巴乔夫，不知安德罗波夫作何感想？是向党推荐党的青年队伍的正派力量？还是不置可否？是向党推荐新一代党的干部群体的政治智慧？还是不置可否？是向党推荐新生力量作为自己党内利益的代言人保护者？还是不置可否？不管说什么，六年后就产生了不可恢复、不可再生的灾难性后果。 在《十年》一书（第174页）“是葛罗米柯提议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前边资料曾经显示，对戈尔巴乔夫出任党的最高领导，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党的负责人都有相同不等的否定意见，主要是素能问题。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受过列宁思想熏陶、斯大林工作阶段的影响、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阶段长达50年的葛罗米柯，岂能发现不了戈尔巴乔夫的实质性工作缺陷？如果确实没有，可以得见苏联共产党的党性原则的思想意识已是何等的淡薄？何等的淡漠？如果深知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素养的不坚定，仍然向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推荐，岂不是害党祸国？如果真是这样，假设，还真不如在最顽固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选择个人物来直接领导苏联共产党！说不定，亡党亡国的后果发生的还会慢一些，或许，这个人身临其境还会转向共产主义思想。 显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全党来说，坚持党的原则性思想意识已经相当淡化了。 在《之谜》一书（第64页）介绍到：“有一次二人在中央委员会见面（最后几次见面已是在医院进行）时，安德罗波夫说道：‘米哈伊尔，你知道吗，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要像哪一天让你挑起全服担子那样去干。’这番话是1983年夏天总书记病情急剧恶化之前说的。”可以看到，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所寄托的殷切期望，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关爱之情，真情切切。可以说，安德罗波夫是在进行正常的组织程序，他或许认为，这个人是最合适、最合格了，是他精心栽培的党的事业的继承者、推进者、发展者。难道，这个过程没有内涵私心么？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在来后的六年时间里，不仅“私天下”，而且“毁天下”，党的组织荡然无存，国家形态灰飞烟灭，人民利益损失殆尽。后果不可谓不惨，教训不可谓不深，损失不可谓不重。再生苏联几近不可能。 在《之谜》一书（第69页）有一件事例：“于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试探性接触的线索从四面八方都立即集中到葛罗米柯这里来了：雅克夫列夫、普里马科夫、克留奇科夫、利加乔夫都决定说服这位有名的‘不先生’在必要时刻对戈尔巴乔夫说‘是’”。在党内，这或者是一种正常现象，可是，谁曾想到一辈子说“不”的“不先生”，说“不”时都是正确的，唯一一次说“是”了，岂止是错！——还是大错、特错。党内的拥戴、同志们的尊重，永远是党内同志增强团结、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可惜，戈尔巴乔夫的人品涵养却不能够正确对待，认真珍惜，把这个机会、把这个岗位作为与同志们共荣共融、取长补短、团结进步的机会和责任，作为回馈党的教育、人民的培养的报恩的机会。可惜，戈尔巴乔夫的能力素养却不能够正确发挥承担起党、国家、人民的重托。这实在是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二律背反”的政治逻辑。坚持一辈子“不”原则的葛罗米柯竟然“内外有别”，实在是一生之失败。 《十年》一书（第167页）中说“葛罗米柯期初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一切讲话和建议。……然而到最后连他也陷入沉默。他年事已高，很难工作，何况是在这样一位总书记手下工作。”窘境产生，葛罗米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还没有以足够的政治警觉。还有，另一则记述“没有多久，年迈力竭的葛罗米柯就放弃了战斗。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疲倦和病态。他痛苦地环顾四周，显然为自己参与造成国家悲剧而内心受到折磨。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政治局发言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发言，也往往讲些老百姓的苦衷和自己的回忆。……”一个受党教育一辈子的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老资格的外交家、政治家，苏联的国家元首，一个爱党、爱国家、爱人民、信仰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已经痛感无力回天了，以自己在党领导下走过的人生经历，“王顾左右而言他”，戈尔巴乔夫岂能领会“老臣”的良苦用心。对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一代一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党内老同志既要言传更要身教，把老一代政治家的为党、为国家展示的卓越智慧、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创造的伟大贡献、特定时期坚守原则坚守岗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的艰辛付出，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树立崇高的榜样，提供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的勇气和智慧；同时，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把党、国家走过的历程中所遇到的的困难所采取的对应办法甚至无可奈何状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特殊措施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重大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表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措施和造成的影响，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提供工作借鉴，有益于为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规避风险避免曲折；还有，把自己一生在党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的感受、所犯错误的根源以及遵循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人生感悟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提供精神支持，有益于为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更大的成就，使党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促进人民利益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共产党内必须形成端正正确的党风，才能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在党内形成传帮接代的好制度好风气好传统，党，才能顺利、胜利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 《之谜》一书说到葛罗米柯，叙述到：“曾亲自参与‘补充军备’决定的葛罗米柯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说：‘无需向美国人作出新的让步。否则近25年建造起来的东西就会付诸东流。不能指靠美国人的正派。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单方面让步，他们也绝不会与我们‘平起平坐’的进行谈判。’据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说，葛罗米柯在退休后曾一再地说：‘在危机形势下适量使用武力是可以的。’一次他对自己的‘教子’感到失望，怒不可遏地说：‘不配。’接着又归纳到：‘既然以自己的和平主义感到自豪，那就别坐上泱泱大国领导人的交椅。’”葛罗米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了维护苏联利益的国家立场、坚持了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展示了清醒的政治态度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也从侧面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乃至后来，更严格地遵循党的教导、严肃地否定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表现！他说“不配”，彻底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表现，彻底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合格性。他指出：“既然以自己的和平主义感到自豪，那就别坐上泱泱大国领导人的交椅”。也可以清晰看到，他的否定、他的悔恨、他的无奈、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清醒。 苏共中央办公厅同志瓦列里·博尔金同志始终关注着党的发展、关心党的建设，他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寄托着良好的愿望，《十年》一书（第25页）中说“早在1982年11月，苏共中央的局势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国家的发展令人恐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局的决定根本没有被执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盼望着发生重大变革。”博尔金同志，作为党内的高层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显然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能够领导人民前进；同时也认识到，核心领导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国务大事，无暇顾及。但从另一面，也是产生新的力量，推进社会发展的一种良好期盼。瓦列里·博尔金同志也是苏共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十年》一书（第291页），展示了他本人的态度，“六年之后，他从总统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尊敬。更确切的说，他是作为失败者被迫下台，因为他失掉了国家，抛弃了把他推到权力顶峰的党。对于这六年，有些人则说是一场悲剧，它导致苏联的解体，带来经济崩溃，使人民饥寒交迫。在美国看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六年执政的结果是西方对“邪恶帝国”的胜利；而在我国，人们把它看作是民族灾难，是共和国的解体，是对经济、科学和社会道德的大破坏，是贫困、饥饿和兄弟间残杀的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却掉以轻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辩证法就是：为敌人所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戈尔巴乔夫在岗位时，经常跑去美国、英国，成为“单身一人”之后，更是如此，并且颇受欢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奖他一枚“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想见，他——“为他的国家都干了些什么”！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瓦列里·博尔金记述到：“正准备庆祝自己百年诞辰的党不复存在！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使她声名狼藉、使她斗志涣散、使她组织解体没有花多少时间。此前一个月，我还认为没有谁能预言，苏联共产党会如此迅速地灭亡，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党，70年来作为执政党，领导着一个大国取得惊人的成就，深受人民爱戴。”苏联党、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故，教训极其深刻，令人痛心。也必定使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更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化，规避风险，继续前进。 瓦列里·博尔金同志《十年》一书（第281页），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党的工作、党的威望来说，总书记的影响自然至关重要。但是，公正地说，应该指出，如果当没有挑选这样一位领导，如果党自身没有处于如此严重的困境，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力这样彻底摧毁它。 我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最高层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越来越感到党内很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局势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人的智力低下；二是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同主张和实践方面缺乏任何竞争。 一开始，问题出在最高领导丧失权威。 他（指列宁）的接班人则是一位素质不那么杰出的政治家。然而，斯大林虽不能言善辩，但无疑还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阅历丰富，组织能力很强。遗憾的是，他成为不以法治为基础的体制走向极端的象征，给党留下不可愈合的疮疤。 我看过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文章和决议。他对众多决议文本所做的精辟修改显然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手笔，语言运用自如。他书房不少书籍留有他的很多批注，看得出涉猎很广，不但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对持敌对观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作品也很清楚。”了解苏联情况的同志，其分析不可谓不中肯，其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在国际共运过程中，在党的建设方面必须严肃严谨严格，永远不能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十年》一书（第282页），“纵观几位总书记，除智力方面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年纪偏大，没有个性。这就是后几任（尤其戈尔巴乔夫）显得鹤立鸡群的缘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无疑有才华出众之人，但他们的影响很小。” ——智力因素，一代不如一代，年纪偏大。在我们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时，瓦列里·博尔金同志的看法，岂不是画龙点睛之神来之笔？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在国际共运史上，在《十年》一书（第294页）说“共产党是全社会组织最严密的力量，······然而，当被弄得声名狼藉，······他未能将全党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他在普通党员中的威信扫地，导致整个党组织的毁灭。”统揽国际共运史，一个必须汲取的教训是，必须在党的章程中加设“党的总书记”特殊情况下的离岗程序。戈尔巴乔夫早就应该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但他没有自知之明，戈尔巴乔夫早就应该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推荐新的同志，但他极端利己主义。党在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个无能之徒并且还把他推荐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这是今后国际共运史上党的建设工作不能不予以警惕的。 一声惊叹，无用；重大“失误”，无益。 《十年》一书（第179页）“可见，利加乔夫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生存、演进、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对规律的反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逆规律而行。也再次反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规律不容抗拒，只能把握顺应遵循。 克留奇科夫在一次关于改革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坦言：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十年》一书第286页）。“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应该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进苏共中央工作之时、或者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时，这两个时间节点，“漏掉”戈尔巴乔夫应该是安德罗波夫责任。 克留奇科夫无罪。 一声惊叹，无用；重大“失误”，无益。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汲取前人的成就丰富自己、吸取前人的教训发展自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为前人的失败而灰心而应该为后人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创造更强劲的政治上层建筑，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阶段、新境界。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