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

　　谁在真正主宰在着国家事务？

　　书中（第83页）说“赖莎不仅统治他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她就不遗余力地参加政策的制定和人事安排工作。最重要的是，她造就了总书记的性格，帮他行驶在充满暗流的危险的政治海域…….但不管怎么样，这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损害了他的威望。”

　　戈尔巴乔夫实在太苦悲了。《十年》一书的（第261页）说“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激进改革时的同事如今所剩无几。有的被他撵走，有的自动出走，只剩下我还陷在这里。这种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

　　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这是在团结人民一道前进吗？这还能团结人民一道前进吗？

　　二、戈尔巴乔夫个人智慧达不到领导国家的程度，不具备管理国家、发展社会的能力

　　1、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不错，作者说的完全准确、正确。列宁的党是“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党，这是一个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之光的党，可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所以，“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戈尔巴乔夫以一己之可悲，令全党可悲、全国可悲、人民可悲。在《十年》一书（第187页）中“从1985年春往后，党开始从戈尔巴乔夫多卷选集中、从党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寻找指南，这样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作者的判断太精准了，可是，“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

　　作为对作者认识的补充，作者引例说明，在《十年》一书（第139页），“姆雷纳尔日1985年春天在接受意大利《团结报》采访时回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他说：‘米沙这个人具有很多非凡人物的特点。不过他很自信，这可能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何曾是让他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让伟大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这个强大的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这个伟大的民族付出了不能承受的代价。然而，姆雷纳尔日说这话的时间是1985年的春天，戈尔巴乔夫刚刚就任党的总书记，他是先见之明？还是胡言乱语？为什么却是不幸而言中呢？只能说，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把握的太精准了。而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就怎么没有能精准把握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呢？

　　在《十年》一书（第208页）“党和国家形势越严峻，他在与各界代表秘密会见时的态度就越变幻不定。”他本身就没有主宰国家命运的能力。为什么“变幻不定”呢？他对具体的事项根本不了解，他对具体事项需要采取的对策不能完整性确定，他不具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能力。事实是，他根本不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恰当能力，他根本不具有处置恶化形势的能力。事实是，他不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下述资料能够深度印证：《十年》一书（第6页）“事情越来越明显，为挽救苏联而进行的斗争已演变成为保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支持率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不能带来任何决定性的变化，就排除了任何取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相反，他相继抛弃了一个又一个政策，但这并不是说他想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他太缺乏勇气和力量，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戈尔巴乔夫在玩一个复杂的游戏。”他的智慧，连一个简单的游戏都玩不了，更何况是，他自己把简单的游戏因缺乏智慧而演变成了复杂的游戏，导致了智慧障碍、智能障碍，他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更加一无所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应当具有把形势引向胜利和成功的方向，逐步推进，实现事态的良性优化。他既没有这样的智慧逻辑，也没有这样的逻辑智慧。可以进一步认识（第7页）“所有了解戈尔巴乔夫无能和犹豫品格的人都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这个已达到崩溃和内战边缘的国家急需有人采取行动。”问题很明白，国家被无能的戈尔巴乔夫作塌的一塌糊涂了，国家必须抛弃无能的戈尔巴乔夫。事实也正是如此，（第88页）“当戈尔巴乔夫向总书记这个目标做最后阶段的冲刺时，他在政治方面还很不成熟。”怎样理解呢？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成熟，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能力不成熟，管理苏联国家的经验不成熟，实际就是发展国家的智慧不成熟。他本身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更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他不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责任和智慧。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十年》一书（第47页）“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当着很多老部长的面做出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不变，退休金、公费医疗……一切保持他们生活水平的待遇，都予以保留。

　　遗憾的是，曾几何时，这些历尽战争年代艰难困苦、为国家辛劳一生、没有积下个人家产却负债累累的老同志都被逐出住宅，福利也大都被剥夺。”一个极端任性的人，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他所具有的只是阴谋诡计的伎俩。在书（第147页）“总书记食言，是他班子里的许多人感到不安。这不只是因为降低了他的威信，而且也表明，一旦他认为你无用了便会一脚把你踢开。……他对不再用得着的人不感兴趣。他的秘书们把这些人从过重大节日发贺信的名单上划掉了，戈尔巴乔夫显然把他们从自己的记忆中划去了。身居高位的他如此轻易的改变面孔、左右舆论，同事一旦受难便把他们抛弃，这使我十分吃惊。……”人格品德的缺陷，总使此人，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破坏党的权威和威权，他的威信在下跌，党的威信在下跌。比如，雅克夫列夫（第155页），“毫无疑问，雅克夫列夫为人自负，但很有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每次讲话都流露出他的观点。但他和总书记的关系时有不顺，戈尔巴乔夫总是想办法阻碍他发挥主动性。他对下属大都如此，很少让他们独立工作，……”还有（第149页），“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干部，他的全部罪过是说真话，以及显示自己对经济理论的谙熟。我几次为他美言，然而戈尔巴乔夫心怀嫉恨，根本听不进去。”显然，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人事工作，他没有也根本不能够恰当正确地处理与同志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他所表现的全是错误的人事关系的做法，这实质是是严重缺陷的人品人格修养引起的一种恶劣表现。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他本人、他的夫人、他的家庭为所欲为，放肆无忌，岂能不恶化身边人事工作环境？岂能不影响党内正常工作人事环境？他缺乏党的工作所必需的正常的人品人格修养，也根本没有任何优秀境界的人品人格修养的表现，只能说，“德不配位”，更何况他根本没有管理国家的智慧、能力，行笔至此，可以想见，党之难、国家之难，仅仅六年，对国际共运史来说，对人民来说，来的是多么的迅速啊。有此人身系党的命运、身系国家命运、身系人民之幸福，还有其夫人、其家庭，实在是让党蒙羞、让国家蒙羞、让人民蒙羞。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戈尔巴乔夫不单是不会正确处理正常的人事关系，不会正常的处理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且，他始终是在错误的处理正常的工作人事关系，显然，他的工作智慧根本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程度，也丝毫不存在卓越智慧的境界，能够游刃有余的驾驭党的事务、国家事务，也就根本不存在通过个人的工作行为感召同事、属下为着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而团结、奋斗。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49页）说：“坦率的说，就我了解的决策过程内幕而言，决策的深度和性质其实并不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我认为，如果把改革的目标和采取新措施的必要性向中央委员们解释清楚，他们全都会投赞成票的，这首先是因为工农业管理人员和党的工作者有经验，早就知道国家的弊端所在。其次，他们信任政治局，对他提出的来的规划深信不疑。而这些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并不比老人更忠诚、更听话，有些人竟批评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敢于反对他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议。”消极现象的出现，完全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工作行为的结果，以他的修养，以他的智力程度，他根本不能够清醒，不能够政治自觉。从瓦列里·博尔金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根本就不会工作，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更何况他本就没有端正正确的工作作风。

　　在《十年》一书（第188页）中，作者指出：“ 到1987年，……从那时以后，政治局变成加盟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两方代表的大杂烩，根本无法决策，也起不到团结核心的作用。它标志着整个政府和整个党的机构即将垮台。”“到1987年”，“从那时以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错误的做法、错误的作风、错误的思考，对党、国家的影响已经相当的强烈了，——方方面面、时时刻刻的消极的量的积累，终于出现了阶段性的质变，“1987年”是“拐点”、是旧的量变的结果，是新的量变的开始，——而新的阶段的量变的演进，使党、国家终于质变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政治局的权威没有了，政治局的威权消失了，政治局的威严丧失了，政治局的严威荡然无存，政治局进入了功能无效的状态。政治局是大杂烩、政治局不能决策、政治局不是团结核心，——这全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结果，他不仅正确的东西什么都不懂，他连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都分不清楚，“整个政府和整个党的机构即将垮台。”——这是必然的演进趋势，也必然迎来必然的结果。

　　下边的资料是对上述论证的最佳注解。作者在《十年》一书（第208页）说的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改革开始没落的呢？这有个过程。最初的迹象是戈尔巴乔夫言行无定，开始到处寻求管理的新办法，害怕承认自己的过失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到处讲话，仓促决策，毫无实效。改革的没落也许开始的更早些，即在政治局、党中央和政府不再协调行动之时。我看得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情况心里很明白，但仍然言不由衷，表现出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显然，他在期待奇迹发生，把他从毁灭中挽救出来。”戈尔巴乔夫永远不明白，他所期盼的奇迹根本不会发生，他想“从毁灭中挽救出来”完全是痴人说梦、完全是痴心妄想。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身上体现的辩证法规律，其矛盾性特征、其对立统一规律的演进，其质量变的规律体现，他必然走向毁灭，不光毁灭自己、还能毁灭党、毁灭国家。

　　作者更详细地、更具体的进行注解（第168页）“政治局辩论时往往针锋相对，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也众说纷纭。在大部分问题上，利加乔夫往往和总书记的意见不一致，但两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其实大家都承认改革必要，但改革的时间表不一致，对戈尔巴乔夫削弱军队、军事工业和党组织的做法也颇有异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理解总书记言行不一，经常背离既定方针，以及左右逢源的做法。有些委员或直接批评戈尔巴乔夫，或对其某些决策消极对抗。”“对戈尔巴乔夫削弱军队、军事工业和党组织的做法也颇有异议”，这是国家核心之核心的事务。根据当时苏联的国家形势，“削弱军队”，如何削弱，可否削弱，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削弱”是指她的外形，非实质性内容，也就是她的威慑力，保卫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利益的威严是绝对不能削弱的，不管怎样调整军队事务，军队的严威必须永存，否则丧失对外、对内威慑力，党、国家的安危就会受到致命威胁。这是军队事务的底线和必须遵循的底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对于保卫无产阶级成果都有极其严肃的论述和强调，无产阶级军队始终是无产阶级处于专政地位、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柱石。但是，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削弱，是彻底地削弱了。

　　下边这个事例，我们真的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内容，可是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却有这样的印象：在《之谜》一书（第136页）中，“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叶利谢宫举行首次单独会晤和长时间的谈话，事后密特朗对自己的幕僚说：‘这个人的计划很吸引人，可是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如果试图落实这些计划，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位新领导人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的决心，显然给密特朗留下了印象。法国总统未必知道列宁“不要怕乱”的呼吁，却肯定晓得勃勒东关于‘建设性破坏’的见解。”——“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以自己丰厚的人生经历、领导国家的经验，竟提出如此之问题，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治国安邦管理国家的糊涂，几近没有政治家的素养。“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这是怎样的思维？苏联在1985年之前几年的情况，显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是了然于胸的。应该怎么做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显然与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是不相容的。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懂，而且也不会做好，足以说明，他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智慧。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智慧，与苏联党、国家、人民的需要真是风马牛不相干。

　　在《六年》一书（第196页）中：“从1917年开始，苏联一直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二战后又要和美国进行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这就使国家的投资重点出现问题。苏共把巨额的财力物力投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而轻工业、机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则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结果，这些部门的产出一直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和人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戈尔巴乔夫革新苏联外交政策，全方位地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1917年以来，苏联所承担的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苏联党和国家、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艰辛。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机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度的调整国家内部资源的分量和效力，是思想家需要解决的，也是需要政治家运作的。“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大概，实在是小题大做了，否则，“可是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如果试图落实这些计划，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老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会发出如此感叹。

　　到底该怎样认识自己国内的国家事务？怎样开展推进国家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六年》一书（第186页），作者指出：“改革者对经济改革缺少深思熟虑，单凭想象办事，随意实施改革措施，这样就不可能解决真正应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当权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真正懂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苏联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戈尔巴乔夫对他想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种现代、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和高技术的工业经济，但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想法。1990年夏他在推进经济改革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经济改革和经济变化与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所启动的政治进程纠缠在一起。最后，戈尔巴乔夫所得到的结果是所有可能的结果中最糟的，这似乎是必然的结局。毫无章法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大削弱了‘指令性’体制，使其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继续运作，但‘中央计划’和政府控制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另一种可行的机制——市场机制的出现。······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随着各种困难的积累而更加深重。”第一个意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遵循哲学方法论就能解决，但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有这样的工作智慧，他的工作行为全是极端主义、由个人主义发展到唯意志主义，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第二个意思，显然是个人工作能力问题，错误的思想认识，低能的工作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工作恶果。

　　另一本书（《十年》第65页）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看法：“对改革含义的这种粗浅认识就导致了他仓促做出决定，采用与以往迥异的管理方法。最糟糕的是，各级政府人员，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开始被频繁更换。还没有执行完一个专家组的建议，他就开始对别的专家的意见感兴趣。人员象走马灯似的更换，各种意见象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这可能也反映了总书记自己心里的恐慌。”他什么也不会做好，如同他什么也不会做，实际是，他不做还好，做了只能更糟，然而，似乎，他非常勤政，他不停地做，党、国家如脱缰的野马，朝着毁灭的方向和结果，一去不回头。

　　从重大事项，从微弱细节，不管是国家战略还是具体的社会事务以及人事关系方面、包含内政外交，他都没有展示出能够领导国家繁荣兴盛的超群拔萃的卓越智慧。甚至，与国家事务相匹配的工作智慧也没有，一个党、一个国家由着他的任性肆意践踏着，人民的利益丧失的一干二净。

　　2、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归纳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进程，也是党、国家毁灭的过程。“由于观察家们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微妙变化和苏联社会变动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他们对“新思维”的推行程度就有不同的分期方法。然而人们一般都简单地把这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解段：

　　1、从1985年到1986年末；

　　2、从1987年1月到1989年1-2月；

　　3、从1989年3月到1990年2月；

　　4、从1990年3月到1991年8月。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上述每一阶段都标志着改革方向的重大转折。

　　1、加速发展战略（从1985年到1986年末；）

　　2、从上层开始革命（1987年-1989年）

　　3、来自下层的革命（1989年-1990年2月

　　4、应付危机（1990年-1991年）。”

　　前边讨论过了，他什么也不会做好，如同他什么也不会做，实际是，他不做还好，做了只能更糟，然而，似乎，他非常勤政，他不停地做，反而，让党、国家如脱缰的野马，朝着毁灭的方向和结果，一去不回头。按照这个分期，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分析此事：“加速发展战略”是对前边遗存、淤积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从上层开始革命”是推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重大步骤；“来自下层的革命”同样是推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重大步骤；经过一系列的重大过程即便时间更长一些，国家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赢得了国家繁荣兴盛的局面。实际上，根本不是，1990年之后，国家进入“应付危机”阶段，而且，可怜的是仅仅延续到1991年底，在《之谜》一书（第362页）中，作者记述到：“他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确实，因为他的任性，任何事情都没有依着他的思路运行。

　　在《十年》一书（第3页）中“前一个星期我一直在住医院，几乎每天都要打静脉点滴，觉得身体很虚弱。但是看到国家即将崩溃，我很担心，便不得不把个人的身体状况置于脑后。”作者叙述的时间是1991年8月下旬，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苏联共产党队伍中的高级领导人，他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际上，他的心在流血。作者继续说，“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总统非常担心，他指示安全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准备一份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他听了他们的建议，却没有做出决定。”这是“应付危机”的时间段最严重的时期，“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而他“听了他们的建议，却没有做出决定”，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没有政治智慧，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时间回到1985年春天，在《十年》一书（第49页）“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观点是……”说明：契尔年科逝世时，党中央同志们的看法和期盼。作者在本页继续披露“很多人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是仍有人表示怀疑。一些顽固的州党委书记尽管承认他的能力，但觉得他缺乏足够的经验，对经济问题的了解很肤浅，而且对工业生产一无所知。”显然，他不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而此时，大家对他意识形态思想的错误还没有警觉，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在《十年》一书（第56页）中，作者说：“一位新领导人的当选并不意味着他的变革就一定有道理，也不能表明他为了保证在社会各方面实施变革已经建立起全面而系统的体制。作为总书记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犯错误，而且得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责任，这个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深感不安。幕后的小动作和耍花招及宫廷阴谋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人民期待着真正的变革发生，而现在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变革。”“幕后的小动作”、“耍花招”、“宫廷阴谋”，已经确实没有什么用了，如果用了，就是党毁、国灭的危险。然而在六年的时光里，他依然在用。“人民期待着真正的变革发生，而现在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变革”，然而在六年的时光里，即便人民提出：你为我们的祖国做了什么？他也没有回复。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严格要求着党在带领人民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斗的过程中，紧紧地与人民在一起，密切地团结人民。人民期待的变革，是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幸福。“作为总书记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犯错误，而且得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责任，这个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深感不安”，他是否清醒的认识到，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呢？可能他根本意识不到，因为他没有丝毫的自知之明。

　　在《十年》一书（第64页）中，作者说：“我想要强调一下，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到1987年间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他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令人民引以为自豪，应该继续发展下去；神圣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最初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思想都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排斥了其他一切。以这种态度对待过去的传统，自然与大多数人的感情相符。人民希望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革，社会快些实行民主化。他们希望除了原来已经习惯的社会保障以外，党委和党组织能有更多的自由，并且能有一套新的激发积极性的体制。全党一直很支持戈尔巴乔夫，特别是他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成就保存下来。”他的智慧，显然力不从心，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几乎为零，他什么也做不来，什么也做不好。

　　然而，不单纯是他的实干精神不够，而且，他的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差的太远，“他的思想”为什么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很远呢？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足还好，事实是，他本人根本就认识不到，在《十年》一书（第65页）“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农业只要摆脱了旧的束缚，让农民自由选择各种租借方式，一两年内就会有足够的粮食。但是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脱离的有多远。”太多的事例，清晰地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思维局限性，他根本不具有务实性，他的政治责任的素质和个人工作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的热血期盼太格格不入了。他的影响，也干扰了中央书记处，《十年》一书（第156页）中说：“一度有权威、有影响的书记处如今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当选为副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伊瓦什科无力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一度坚强有力的党的影响链而今松动了好几个关键环节。这个多层次结构开始衰落，最终走向崩溃。”国家运行机制受到破坏，国家结构开始逐步崩盘。社会经济方面，问题逐步显现，重大矛盾尖锐突出，人民在思考，更在觉醒，然而更加混乱。在《十年》一书（第141页）“对他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他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党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开始流露出与总书记意见不和甚至严重分歧的迹象。”问题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不会“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更不会恰当准确决策。1987年之后，财政经济的恶化，全国局势日趋紧张，这时候，不是党与人民利益的分离，而是党的代表总书记与党的分离，与人民的分离。随后，不单是党的代表总书记对党的抛弃，不单是党的代表对总书记对人民的抛弃，而随着事态进入相互抛弃之后，残酷的恶果出现，党的总书记个人进入了国家的政治游戏期。“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成了党之问、人民之问、国家之问，成了历史之问。

　　他破坏了政治局的运行机制，也破坏了政治局的工作气氛，主要是他不会做好。在《十年》一书（第163页）中“在当初，政治局讨论问题是充分的，决策是共同做出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匆忙。戈尔巴乔夫的权势越来越大，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见，一听到对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评，便搞孤家寡人政策。……神圣的集体领导和意见一致的原则遭到侵犯。……如今在政治局会议上实行的是某种独裁。委员们往往胆怯的相互看看，以表示对改革建议的惊奇，但都沉默不语。”“神圣的集体领导和意见一致的原则遭到侵犯”，这个原则，是对党、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原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长达六年的时间，他对党、国家的破坏，为害有多么的深。

　　书记处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十年》一书（第179页）“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缺乏创新和协调。从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间就有一种敌对和不信任的气氛，有时发展到摊牌或以辞职相威胁。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职责的分工不可避免的造成党的领导人之间互相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出现在利加乔夫和雅克夫列夫之间；出现在利加乔夫和尼克诺夫之间；出现在雅克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这几对人都处理同一事物，都有平等权利，谁也不肯让步。”戈尔巴乔夫在听之任之，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他不能警觉到严肃组织纪律的程度，而一切消极、错误的事项，都或与他的工作作风有关，或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关，或与他的工作思路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的工作能力低下有关，马克思主义工作智慧贫乏有关。对消极错误思想，根本不是转化、改正，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清醒。这是他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表现。

　　下边的资料，说明什么呢？只能更具体更真实更精准印证前边的一系列认识：在《十年》一书（第180页）“广为宣传的利加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党和国家受到极大伤害。雷日科夫不断抱怨党中央一些工作人员插手经济事务。他开始同利加乔夫，后又同斯柳尼克夫是死对头。鉴于政治局委员间普遍存在的不和，其他有些高级官员建议戈尔巴乔夫解除他们职务。这种紧张关系也妨碍着政府的正常工作。在其他国家或组织，不和与争吵可能不会太影响工作，然而苏联是党政一体，经不起政治局成员间这种勾心斗角。

　　戈尔巴乔夫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我始终不理解，是他有意制造紧张关系从而便于控制政治局呢？还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或缺乏经验所致？不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委员们各弹各的调，很难达成一致。激烈争吵贯彻始终，有时令人作呕。”在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成员之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个人性格”、“缺乏经验”、“故意制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本身就是“‘幕后的小动作’、‘耍花招’、‘宫廷阴谋’”这样一个低级趣味之人，称他“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实在是绝妙的讽刺，然而，其实，毫无效果，他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了。

　　毫无疑问，正常的党的高级领导机构逐步都会不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活动了，一切对党、对国家负责任的政治行为都在弱化，政治效用都在消失，这是必然的，事物都在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好的结果，背离正确的方向必是糟糕的结果。在《十年》一书（第181页）“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逐步下降。会议的次数减少了，会议总结记录越来越短，决策更匆忙，有时是一人决策。有时几个月内未形成任何决议，使党中央全会大为失望。中央委员们看到一度强有力的党正在衰亡，他们正在目击祖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构消亡。政权的瘫痪日趋明显。”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作者在《十年》一书（第66页）指出，“净说华而不实的废话也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必然结果”。他的智慧、能力，昭然若揭。

　　根据对戈尔巴乔夫的考察，下边的事项，不知算不算缺乏自知之明。他自以为个人智慧一切，其实，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事业的成就，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十年》一书（第66页）中，“他几乎总是在党的机构里工作，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他的脊骨没能坚硬起来，仍然非常柔软。结果，当他的改革遇到实际困难时，他很快就会失去兴趣，把注意力转向其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只做一些演讲，在报纸和电视上作报告。他还常去西方旅行，在那些国家，他作为苏联的代表，会受到隆重的接待。

　　那时，他不仅要对党的命运负责，而且要对全国人民的幸福负责。老百姓希望他们的新领导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许诺上，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听腻了华丽的语言。现在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在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路线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他们想使事情变得好一点，至少不要变糟。我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他的天赋和能力已经无济于事。当1998年开始影响深远的试验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政治局、党和公众看到说出的话并没有见之于行动，就开始对他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大为沮丧，开始四处寻找灵丹妙药，接连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想法。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受一些显然在其他几个国家已获得成功的建议，他先是提议效仿匈牙利模式，然后又提议效仿瑞典或奥地利模式。”他不知道工作的着力点，他也不知道工作智慧的基础，他更不知道工作力量的源泉。客观的社会状况，已使他焦头烂额，以致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再谆谆告诫并且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事物把握规律的精神武器，如果如同戈尔巴乔夫所说，他们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且赖莎·戈尔巴乔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那么，他本人应该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可是，他根本无法应对愈加复杂的局面，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戈尔巴乔夫丑态百出。他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在《十年》一书（第67页）“戈尔巴乔夫感觉到党和中央委员会现在对他产生怀疑，他又紧张又沮丧。而这时，他也远离了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在1988年到1991年间，犹疑不决是他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既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因此疏远了很多激进的派别，他也不去团结那些支持强硬路线的传统派别。各级党领导，以及要求民主的公众，眼见戈尔巴乔夫不明确和不连贯的政策将会使他们一无所获，就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这对戈尔巴乔夫，对党，对全国都是一个悲剧。他最后终于孤立了，被党内的同志所蔑视，被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所嘲讽。”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可悲的状态，作者认识到1988年到1991年，对党、对全国都是一个悲剧，何止如此，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是一场悲剧。“他最后终于孤立了，被党内的同志所蔑视，被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所嘲讽”，这是事态演变的必然结果。从前边的考察过程，他的个性气质、他的品格涵养，最终的演变归宿，就是这样的结果。

　　在《十年》一书（第184页）“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的前期，中央全会集中精力具体解决专门的问题，而后来就专门为政治辩论而政治辩论了。党不再处理具体问题，全会成了为个人或宗派利益而角斗的战场。”以戈尔巴乔夫的水平，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必然产生的。本身的智慧和能力，限制着他，他驾驭不了复杂的局面，他更驾驭不了因他驾驭不了复杂局面而产生的更加难以驾驭的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恶性循环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以致到了党失控、国家失控的程度。在国际共运史上，戈尔巴乔夫的历史阶段所出现、所发生的实践和最终结果，确实让人目瞪口呆，世所罕见。他个人的缺点实在太鲜明了，在《十年》一书（第231页）“关于玩弄手腕的戈尔巴乔夫，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使人摸不着头脑。他可以告诉马克思主义强硬派：他在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而战，他绝不背离这条路线；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由市场派允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按照奥地利或瑞士模式扩大市场经济、实行民主自由。总书记这种多元化理论越发挥，人们就越糊涂。”到了这步田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糊涂的形象更加鲜明。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愚蠢是连贯性的，也是全面的。在《十年》一书（第270页）“由于中央政府无力领导国家，就必须将权力分配给各地区强有力的领导人。很多人觉得这样做至少可以推迟灾难的来临。苏联总统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自己和中央政府保留维持总统府及其它象征性的权力。而即使争取这些可怜巴巴的权力，中央政府也要奋力相拼、不择手段。”在事态进入大势已去的状态时，一切都已无药可救了。“中央政府无力领导国家”已经实实在在说清楚事态的真相——戈尔巴乔夫不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而将权力分配给各地区强有力领导，从策略上都是大错特错，一个多民族、广地域的国家，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然后，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针对具体的事项，采取合适的或者对应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模式；同时，必须注意到，任何管理模式都有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性效能结束，模式结束；时效性结束，模式也要结束。戈尔巴乔夫既无对立统一规律性的把握，更无质量互变规律的把握，也无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把握，所以，他不能够把握任何事态的演变，也不能够驾驭事态的运动，更不能通过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作用影响事态的运动和演变出最终的结果。“而即使争取这些可怜巴巴的权力，中央政府也要奋力相拼、不择手段”，按照行政机制运行程序的规则：下级服从上级，而事态的演变早已破坏了运行规则，国家行政管理失序，社会运行失范，局势已经彻底不可控制。有些学者曾经指出，1991年的8·19事变干扰了历史的进程，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的考察、通过对管理国家推进社会进步的素能考察，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素养，纵使没有1991年的8·19事件，党的解散、国家的解体也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即便没有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对苏联的阴谋，党的解散、国家的解体也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不会在1991年发生，但肯定在1992年发生，绝对不会延续进1993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偶然性引发的是必然性的内容。从1950年以后，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日起，苏联共产党对于青年干部的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视几乎没有，戈尔巴乔夫所接受的是陶里亚蒂、葛兰西的思想。而这些“二十大的产儿”，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等这一领袖群体，都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合格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假使1985年春天，不是戈尔巴乔夫胜出而是其他人，当然国家状态会是另一种情况，而这个偶然性所展示的则肯定是另一种事态的必然性。戈尔巴乔夫在基层工作，实际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人品个性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的严重缺乏，却深得安德罗波夫的赏识，这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党风、全党的组织纪律的严肃性都已涣散，这是戈尔巴乔夫能够进入中央的根源。而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没有人对他个人缺点的观察与纠正，使他任性的让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这个逻辑过程不是偶然的。充分说明，党的高层接班人培养制度的严重缺失。

　　在《十年》一书（第286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克留奇科夫在一次关于改革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坦言：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实际上，这是实实在在的荒唐与滑稽。克格勃，是一个使命特殊的组织，同时也是对党特别是中央高层尤其是党的核心首脑直接政治负责的特殊组织。在她的业务范围中，“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这就是逻辑方面现实版的“二律背反”，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政治方面的无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张金鉴同志在其翻译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最主要的是1985年3月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即‘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党的领导，主张施行多党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民主’、‘全民国家’；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主张私有化；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

　　事实证明，‘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条亡党亡国的路线。由于实行这条路线，在6年多的时间里，具有93年悠久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彻底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全国党派林立，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遍及各地；经济危机日趋加深，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全社会发生危机，民族冲突迭起，社会治安恶化······国家最后走向彻底分裂和崩溃。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国家继续动荡不安，有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有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叶利钦在促使苏联崩溃方面是很有办法的，但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对其内部的动乱却几乎一筹莫展，西方人戏称他为戈尔巴乔夫第二。

　　毫无疑问，研究苏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研究苏联演变的教训对于解决中国人民在改革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不无裨益。”        从这里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戈尔巴乔夫六年的全过程，从宏观层面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如此的逻辑过程，在这个逻辑展示中，仍然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素质在起作用。他所推行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而他实质上也没有搞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两个没有搞清楚，使他在理论方面思路糊涂。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的警觉，不是偶然的，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小题大做且掌控不严运行不畅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非暴力革命阶段，对国家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彻底性颠覆性改造，实质是灾难性活动。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阶段性淤积一些矛盾或者需要实质性进行调整，是正常的现象，采取的措施都应是渐进式的过程，而不是根本性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是缺乏经验和认识。以落后的旧有的社会思想取代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显然是与人民愿望截然相背离的，也是与民族传统文化不相容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必然决定着错误的社会发展方向，导致社会实践混乱失序，社会矛盾叠加淤积。国家最后的彻底分裂与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六年的苏联改革过程，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一代政治家群体的表现，深刻证明了30年时间段，苏联共产党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过程的系列性严重错误。苏联改革的教训，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关注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正确的思想路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团结人民的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

　　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运动中，党的建设始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出现背叛党、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重大政治事故，实在是罕见的又确实是现实的。在《六年》一书（第95页）“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在70年多年中‘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矛盾的顶点。在改革过程中，戈氏及其支持者既表现的传统和保守，同时也表现的特别激进，比以前激进得多。从这方面将，戈尔巴乔夫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苏联共产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努力解决的问题。可是，他唯一成功的地方只是告诉人们：他的整个革命工程是绝对不可行的。

　　人们最好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位过渡性的领导人。他伴随旧事物走到终结，但却没有能力洞悉新事物。”“他的整个革命工程是绝对不可行的”，这是经历党被解散、国家被解体之后认识到的深刻之教训。一个党、国家的领导人，具有洞悉新事物的能力，更具有控制新事物发展进步的规律性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六年工作表现的典型性，着实令世人吃惊。剖析戈尔巴乔夫的成长过程，特别是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更应引起深刻反思。

　　在《六年》一书（第97页）中“从1985年到1987年初这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经济状况的迅速转变。虽然当时已经开始采取着眼于较为长期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还是希望立竿见影。这样，各个方面的需求，诸如高额国防费用，现代化工业所需要的资金，以及更为重要的，戈尔巴乔夫希望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方面取得快速进步，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短期内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来得到满足。

　　遗憾的是，这些用来实现加速增长的措施却在推行过程中导致了相反的后果：

　　1、它们使苏联经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而不是减轻了。

　　2、它们使各种经济力量活动起来，然而却迅速变得无法控制它们。

　　3、它们使后来开展的制度改革很难进行下去（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动过程。所谓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作用，也是在遵循事物本身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更加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用来实现加速增长的措施却在推行过程中导致了相反的后果”，就不是稀罕的现象了，他自己也一再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这就是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髓、更加不懂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的结果。理论的欠缺导致立场的错误，立场的错误导致哲学观点的变异，致使完整科学的方法论变成完全无用的教条。他的决策频繁错误且无效，招致行政运行过程杂乱无章。从1985年到1987年，如果是一个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能够把握人民的意志，稳妥解决经济和社会运行问题，然后加强军队的严威和威权，通过军事隐蔽工程或科学技术的尖端威力强化军队工作的威慑力，大概，苏联国内问题就解决差不多了，适度调整国际关系，努力加强并扩大国际空间和经济融合的力度，大概苏联的命运会好一些。

　　然而戈尔巴乔夫，他根本不懂，在《六年》一书（第117页）中“苏联社会的各个部分是由于官僚们的专横干预和党的无法无天的压制才凑合到一起的，而这些正是戈尔巴乔夫想要清除的。这些东西一清除，整个国家很快就开始分崩离析。”这些东西一清除，整个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了。他的具体做法荒唐且无聊，《六年》一书（第125页）中：“苏共必须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负责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1988年9月对党的中央机构的改革取消了党对经济政策的控制。1990年的改革又将政治局变成联邦机构，只负责党内事务。这些改革还消除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党内和政府中同时任职的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自己却继续同时在党和政府中任职，因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原则。”

　　然而戈尔巴乔夫，他根本不懂，在《六年》一书（第114页）中“政治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部分。然而，几乎完全是政治改革及其引发的问题最后导致了整个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在《六年》一书（第130页）中“新的行政机构如总统委员会、联邦委员会、部长内阁和原来的政府各部门同两个议会的责任关系始终没有说清楚，机构的频繁变化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