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从马克思主义
政治管理学角度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三十年的思考
李立功
作者按：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的政治闹剧。
在苏联解体研究上存在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认识方法：一种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苏联解体;另一种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片面地、静止地看待苏联解体，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主观主义。这两种认识态度和方法，在苏联解体研究的每个重大问题上都存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错了，苏联解体使苏联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文明轨道。由此，他们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结到“十月革命”，归结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说什么是僵化的、缺乏生机活力的体制并且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而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认清苏联剧变是历史的倒退，是一场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巨大历史悲剧。有人否定斯大林和列宁，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为搞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
如何判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责任人？
显然，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认识是不深刻的。他不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方面严肃的思考他对于国家责任的承担。他本人始终不知道，他个人的智慧远不能够承担对国家发展的责任。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更没有领导国家发展的坚强意志，其综合素质之差，最终散党烂国。
对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分析，主要参阅：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同志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本文简称《十年》），他这本书，使人们得以从很近的距离观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发展过程，他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得以亲眼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一言一行和苏联政权核心的运作情况，并且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性格、作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于了解和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研究苏联解体具有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英}雷切尔·沃克著、张金鉴译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本文简称《六年》）。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的《戈尔巴乔夫之谜》（本文简称《之谜》）。
一、戈尔巴乔夫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
1、他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1985年春天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底，宣布苏联解体，长达六年的时间来考察，戈尔巴乔夫并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从他的领导党、国家，以及处理苏美两国裁军的活动和东欧产生巨变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说，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认识问题、把握大局、制定决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显然也根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实现党对国家、社会的正确领导完全是奢想，实现人民安居、社会进步同样是奢想。
在开启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社会实践之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自那时起，特别是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斯大林都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50余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胜利推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于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成长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党内没有足够的政治警觉。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苏共高层党的领导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方面显然是严重缺失，并不是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年》一书（第88页）就很清晰概括了这个现象：“如果不提及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的牢固掌握程度在他事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实在是我的失职。他熟知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作品，并且经常运用这些‘家底’。这使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及至后来莫斯科的党组织中都显得出类拔萃。很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几乎不记得什么列宁的作品——这并不奇怪，多年来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治事务，还要管理经济，这些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在场合需要的时候引用一些列宁的片言只语，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前辈的著作。中央书记们都配有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助手，当然这并不能替代他们自己对理论原著的了解和掌握。”
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思想根本没有触及，显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的本质思想根本没有掌握，更不存在对他本人成长历程所起的指导性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全党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列宁理论体系的弱化。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引起党的建设工作重视的是，太多的行政性事物，占去了党的各级领导层特别是主要领导太多的时间，不能够足额时深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导师的原著。毫无疑问，不管党配备多么优秀的理论助手，客观上，都不能代替领导者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的理解、把握和运用。应该意识到：处于战争年代、处于夺取政权阶段的一代党的领袖们，他们为着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斗争问题将如饥似渴或者说不得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汲取革命导师的卓越思想智慧，而处于建设、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相对的，行政事务增多、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间机会在减少，客观的说，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性远远没有第一代革命者的坚定、坚强。
谈到戈尔巴乔夫，对他思想成熟过程的研究更是今天必须重视的内容。在《之谜》一书（序言）中指出：“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采取行动。不过，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却正好选择了改革之路。这绝非偶然。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在戈尔巴乔夫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二十大、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哥穆尔卡和‘布拉格之春’”。说的很清晰，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的形成，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何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立场、哲学观点和科学方法？何来共产主义思想？何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运动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精熟基本思想的同时，同样能够涉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汲取伟大的智慧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而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显然会误导世界观的基本根底。戈尔巴乔夫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显然，在进行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方面必然是混乱一片。在《十年》一书（第224页）中：“从哈尔科夫来的代表、卡车司机L▪苏霍夫回忆起他在党的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过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真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依我看，您也没有能逃脱夫人的影响。我准备投您的票。但要记住我的话，要使人民确信我们正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显然，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民昭昭？人民要求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戈尔巴乔夫以自己的智商、以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难答复给人民的，更何况，通过他也根本实践不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显然，不是人民没有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不是人民没有建设共产主义的愿望，而是一个苏联党、一个苏联国家的最高领导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汲取的教训。
谈到戈尔巴乔夫，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有的是个人极端主义，没有的是千百万人民的利益。《十年》一书（第73页）中：“戈尔巴乔夫以很高的荣誉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回斯塔夫罗波尔……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有良好理论修养的年轻共产党员回到自己的故乡，急切地想努力工作，飞黄腾达。”由此，单纯考察戈尔巴乔夫本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丝毫没有一个踏实、本分、忠诚、敬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心态，而所具有的则是年少轻狂、心术不存、骄傲自大的素养。
党的事业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千百万人民利益的需要，——形成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摆在了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他们全被困难所吓倒，背叛了党、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十年》一书（第90页）中：“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对此还没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思想何时开始发生变化的也是一个谜。
很可能他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并不能烧毁链接历史的桥梁；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改革的进程还没有启动；或许他压根儿没明白顾问们向他建议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无论如何，他在1986年2月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再一次宣称苏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在焕发生命力的明证。”
显然，六年的苏联演变史，清晰的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成为苏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前，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的一员，但他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共产党员到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武装并且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和国家的最高事业运动中，他缺乏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虽然他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
所以，二十几年后，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从国际共运史角度来考察，戈尔巴乔夫就根本一个共产党人，就根本不是合格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在主导苏联党的发展、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其前途必然是糊涂中的混乱、混乱中的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根据前边内容的引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结论：从赫鲁晓夫之后，苏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阶段对党的建设工作特别是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素养又没有深度强化，致使“苏共二十大产儿”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一塌糊涂，从这个角度考察，苏联出现重大政治事故，是必然的。在苏联的党史、国家史上，如果没有选中戈尔巴乔夫本人，而是同一代人，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再好些，或许党史与国家史，可能情况会好些。
但是，历史不让我们假设，所让我们能做的是吸取的惨淋淋的血的教训。
2、严重错误的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是一个工作人员综合工作素养的全面体现。工作素养是决定工作成功、事业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苏共党史、苏联国家史是他严重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展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给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造成巨大的损失。显然，在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由党的领导干部乃至每一个党员的作风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十年》一书（第171页）中，这样描述了这个年轻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位充满朝气、锋芒毕露的年轻书记的到来打乱了政治局的平静。很明显，有些委员不愿意接受这位从斯塔夫罗波尔来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他和柯西金处的不好，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年长部长的关系也很紧张。……”资料清晰展示：这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何谓冒冒失失？显然是狂傲、轻浮，丝毫没有沉稳、规矩、踏实、本分、忠诚的气质，这是缺乏理论修养、缺乏工作教养的表现，尊重、团结，是一个最高领导集体对每一个组成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和柯西金处的不好，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年长部长的关系也很紧张”。为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互相尊重、亲密团结，而这一气氛又被戈尔巴乔夫所冲破。完全可以说，这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缺点的展现，是修养严重缺陷的展现，而这显然与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根本不相容的。还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不合格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调走呢？中央书记处，这是党和国家人民事业的根基所在，这是祸根的起点。
《十年》一书（第33页）中：“戈尔巴乔夫耍花招的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党的高层工作中，每一个领导集体的成员，都是身系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的是沉稳、大气、坚毅、亲和、果断的工作素养。戈尔巴乔夫个人缺点的暴露，而不是收敛，对他个人、对党、国家、人民都是灾难。
他继续暴露他的缺点，或许他本人根本不认为那是他缺点的暴露，或许他也丝毫没有认为他的缺点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他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展示的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缺陷。极端个人主义，是完全排斥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利益的。党的中央书记处，实在不是这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书记处书记任性恣肆的地方。《十年》一书（第33页）中：“这也意味着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调配工、农业党的干部上，他很想把所有新任命的人都控制在他的手下。有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他对利加乔夫习惯于把人事问题直接交给契尔年科很不满。‘他不向我请示，而是直接就去找他（契尔年科）。’他恨恨地说，‘我没想到利加乔夫会这样’”。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在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量，还是在争个人的权利不够大，显然是自大狂的体现。
今天，我们能够尽兴地审查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还在没有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所具有的严重的作风缺点和个人素养的缺陷，而这些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层面会必然给党国家人民带来危害。《十年》一书（第87页）中：“在谈到升迁的必备条件时，戈尔巴乔夫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最低限度的掌握了这些技巧。……他很快掌握了玩弄花招、妥协折中和取悦他人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可能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他就学到了。他成功地学会了莫斯科各级权力机构普遍使用的一些基本策略，包括口是心非、狐假虎威、笑里藏刀的技巧”。显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没有汲取正确的人生常识形成个人的素养而是追求低级趣味类的内容充实在个人的素养中，人生的情趣决定人的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他缺乏清醒的理智，更缺乏是非观念，必然导致其认识问题处理事情，产生一系列的严重恶果。显然，他虽然处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然而，他并不具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者的胸怀，他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低级趣味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形象。事实也正如此，在他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在党的中央、党的政治局、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书记处，表演的全是阴谋家的伎俩，在他眼里，满眼不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心中不是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利益。《十年》一书（第169页）中：“利加乔夫直言不讳。政治局和党中央很多委员都知道、至少是感觉到他与总书记有分歧。很多人支持他。戈尔巴乔夫忧心忡忡，把他看成正在兴起的领袖，能把各派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很快，新闻界开始攻击利加乔夫，给他扣上受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于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政治家，这样的指责前所未有，需要立刻回击。戈尔巴乔夫却不愿站出来为最亲密的战友说话，虽然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不相信叶戈尔会受贿，他不是那种人。好多事他都可能干，但不会受贿。’
……戈尔巴乔夫不再担心利加乔夫是个潜在的领袖，便开始限制他的活动范围。……书记处会议不再常开，一度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的利加乔夫如今成为孤身一人——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和污蔑他受贿的人很想见到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戈尔巴乔夫不是在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不是在为国家负责，他不是在对人民利益服务。他不具备崇高的人格修养，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思想境界。
下边还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第一件事是《十年》一书（第167页）中列举的——“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后，尼古拉▪雷日科夫亲赴现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从那时起明显走下坡路。雷日科夫在亚美尼亚的所作所为使很多人又惊又喜。他不知疲倦的工作，解决地震带来的种种问题，电视上几次露面也给人留下精明强干的印象，这次访问后，对雷日科夫的支持率上升了，戈尔巴乔夫对此大为不悦，因为他自己的威望已开始走下坡路。”第二件事是《十年》一书（第167页）中列举的——“雷日科夫新的独立性很可能进一步加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间的裂痕，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即使在那个时候，雷日科夫也在要求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来恢复国家秩序，强化纪律，这显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非难，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最后把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看成是自己的对手，抓住每一个机会批评他们。不久，雷日科夫因健康原因辞职”。前述是，戈尔巴乔夫施展阴谋诡计，陷害利加乔夫同志，后边两例是破坏雷日科夫同志的工作。利加乔夫同志是苏共中央分管党务的书记，雷日科夫同志是负责经济的部长会议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面，每一位同志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为着党的事业、国家命运而承担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也体现着个人的光荣。
显然，戈尔巴乔夫严重的作风缺点和个人素养的缺陷，破坏了党的团结，毁掉了党的凝聚力。葛罗米柯同志，长期工作在党的高层，目睹戈尔巴乔夫的胡乱作为，不能不有所警觉，在《之谜》一书（第281页）中，“他（葛罗米柯）回到家里对儿子抱怨说：‘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情况愈来愈糟。戈尔巴乔夫好多事情都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干，向党内同志隐瞒他自以为很巧妙的举措。’说到这里，葛罗米柯一反往常的字斟句酌，对自己所推荐的人做出严厉的判决：‘我是担心我们生活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的领袖之上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好多事情都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干，向党内同志隐瞒他自以为很巧妙的举措。”——更清晰地说明，戈尔巴乔夫极端个人主义的色彩，刚愎自用、不自量力，毫无自知之明；“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情况愈来愈糟”——他严重背离民主集中制原则，他的所思所作所为，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苏共、毁了苏联国家、毁了人民的生存命运。
苏共党内一个毫无自知之明、又不自量力且刚愎自用的党员，毁了苏共、毁了苏联国家、毁了人民幸福的生存命运。
3、他破坏了干部队伍的完整性、革命性
戈尔巴乔夫，他不仅破坏党的高层的团结，而且，他还破坏干部队伍的完整性、革命性、阶梯性，使党的战斗力丧失，导致国家混乱的后果。下边几个事例，能够引起我们的警醒。
《十年》一书（第299页）中：“作为苏联总统和国家元首，他主持部长会议，不把部长会议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自直接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工委员会、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显然，他破坏了党的分工协作、民主集中的原则，在党的领导的岗位上，他变成了一个自大狂。党的机构、国家的行政机制，是领导社会的一个有效集体，具有强大的政治责任。他的作为，最终使党瘫痪，社会混乱，国家解体，而他又毫无自知之明。
《十年》一书（第293页）中：“六年间，政治局委员全部更换，部长会议主席换了三任，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也几乎大换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换了三任······高层领导的频繁更迭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大失误，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显然，他不是在为党的事业工作，他把自己演变成了权力狂，高层的动态充分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工作，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工作，他只知道自己在使用权力，他不知道每一份权力的政治分量，每使用一次政治权利所承负的政治成本，一切政治成本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党的凝聚力愈益涣散，人民与党愈益背离。斯大林同志指出：“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选择、干部的调整，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是关乎党的生死命运的重大事项，戈尔巴乔夫实在是政治幼稚狂。
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他本身就根本不懂干部政策。每一件事情的运行，都有前因、都有过程、都有结果，他不究其前因、他不审查过程、他不预知结果。而综合事件的运行，在他的主导下，必然混乱不堪，不可收拾。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十年》一书（第286页）中，我们注意到：“有主见的委员他都一一罢免，专门启用寡言少语、唯唯诺诺之人。这样，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能力下降。频繁的人事变动把大批平庸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新人无力承担这种重要工作，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受影响。这是总书记的严重失误，如果不是他的有意举措的话。”显然，戈尔巴乔夫的素养不具备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
《十年》一书（第286页）还提到：“戈尔巴乔夫本应逐步的提拔新手，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提高他们的权威。……但戈尔巴乔夫嫉妒心强，不会帮助任何同事提高权威。”在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并且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经常的发现干部，还要经常的培养干部，提高他们的工作素养，提高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通过工作过程的锻炼提升工作素质和工作责任，同时提高他们的工作权威和威权，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项。而这，对于有着工作作风严重错误、严重缺陷的党的领导人，只好带进党的工作中、带进国家工作中，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业。
他根本不懂干部工作，他又破坏了干部工作。他丝毫没有领导党和国家的素质。
4、人格修养严重缺失，毫无自知之明。
前边已经讨论过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工作作风的缺点。实际上，他的霸道、狂傲等消极素养都是浑然一体存在于他本人一身的，这些缺点对他实际是致命的危害，只是，他本人根本不认为。瓦列里·博尔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十年》一书（第44页）中，作者有着自己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戈尔巴乔夫从最初普通的农业背景迅速升到权力的顶峰，已经超出他对社交风度和文化的驾驭程度，他的傲慢和对助手的蔑视态度我早已清楚”。傲慢和轻狂，是最不受人尊重的素养缺陷，戈尔巴乔夫注意不到这些。
一个私心极重的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素养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会有所表现。戈尔巴乔夫夫妇对权力的迷恋几近疯狂的程度，也正是狭隘的私心，限制了他的思想境界。瓦列里·博尔金同志举了一个例子，在《十年》一书（第100页），瓦列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对权力的迷恋不亚于他国内外的‘先贤’们。博尔金50岁生日那天正陪戈尔巴乔夫乘飞机，戈氏夫妇开了一瓶葡萄酒，请了几个同事为他祝寿。聊天时，赖莎突然开口：‘让我们为我们的事业干杯！为忠于米哈依尔·谢尔盖维奇·戈尔巴乔夫干杯！我要你们起誓，永远忠于他！’博尔金等人尴尬异常，遂王顾左右而言他。”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做法，显然，连起码的常识性修养也不具备，这样水平的“贤内助”对戈尔巴乔夫，不知是福还是害。而作者（第100页）继续说：“我们致力于同一个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毕竟不是忠于任何个人或其配偶，而且也不是生活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人格修养，他们何止是对权力的迷恋，他们连起码的人品人格修养都没有。作者又说（第101页）：“强求别人发誓效忠，甚至在34000英尺的高空，无异于强调对个人忠贞不二。这是把别人视为自家奴隶的皇家恶习。”可以看到，作者的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夫妇毫无政治清醒。在前边资料的展示中，在后边的资料中还要继续展示，戈尔巴乔夫夫妇，何止是迷恋权利，他们早已把党、国家当做自己的私人利益了，——终于明白，戈氏夫妇在党的活动中、在国家事务的活动中，是何等的恣意妄为，是何等的无法无天。作者聊聊几语，把戈氏夫妇毫无党性原则修养、毫无国家责任、毫无自知之明的无耻、无聊勾画的是何等清晰、明白。
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不单是修养的某一个方面欠缺，实质是整体人品人格的欠缺。缺乏自知之明，就意味着不知天高地厚。
根据作者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十年》一书（第141页）中说：“不久，戈尔巴乔夫成为西方的偶像，一会儿给他发奖金，一会儿给他受金牌，期刊把他捧为“年度名人”，电视报刊给他专访，其实都在巧妙的利用此人的虚荣心。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批评过去、摧毁现行制度容易，而建立新制度就难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苏联人不买总书记的帐，为什么德功无量的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说句实在话，西方人不是不理解，人家是在巧妙利用他的虚荣心，实际上人家是把他作为猴子在戏耍，而他自己恬不知耻，反而沾沾自喜呢，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把党的人丢尽了、把国家的人丢尽了。西方人，无论是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还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者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以及美国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人家早已森严壁垒，更加虎视眈眈，气势岂止是咄咄逼人。
他的缺乏自知之明，还有下述表现，简直是愚蠢到了不知何为无耻的程度。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82页）中说：“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爬到高位后更忘乎所以，他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以致脱离实际，为自己的垮台铺平了道路，而自己还意识不到。”可怜天下人民心，一个如此无聊之徒，竟是党的总书记！竟是苏联总统！也由此可以分析，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的真实面貌，党的建设工作、干部培养工作的真实面貌。这样的总书记、这样的总统，还在说（第272页）“总统……以乐观的语气最后说：‘只要我还是苏联总统，我就不允许国家毁灭。……’”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痴人听。戈尔巴乔夫他始终不明白，正是他这么个总书记，正是他这么个总统，国家才毁灭的。国家的毁灭，不是你这个总统允许与不允许，而是在你这么个总书记、总统的主导下，国家才演变走向毁灭的。
面对伟大的国家，戈尔巴乔夫还说了一句话，这还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他始终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素养的人，一个根本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他怎么能领导一个庞大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呢，他怎么能率领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呢？！在《之谜》一书（第362页）中，作者记述到：“他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
他是一个权力迷，他是一个权欲狂，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他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人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遇到社会主义国家这么一个如此素养的人，他们真的捂嘴在偷偷窃笑呢。
5、人格修养严重缺失，不能知人善任
在《十年》一书（第182页）中说：“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爬到高位后更忘乎所以，他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以致脱离实际，为自己的垮台铺平了道路，而自己还意识不到”。忘乎所以、冲昏头脑、脱离实际，这样的领导遵循这么一个逻辑规则，那么，也是必然的——“为自己的垮台铺平道路”，而他“而自己还意识不到”，一个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贡献智慧的身份，一个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贡献智慧的岗位，竟演变成了最可怜的身份、最无价值的岗位，——该干好的一样也没有干好，——不该干坏的全部干坏，党发展到此时，国家发展到此时，只有滑天下之大稽的逻辑才能解释。
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54页）记述到：“戈尔巴乔夫看到利加乔夫的作法，颇为嫉妒。他很想知道书记处会议进展如何，讨论了什么问题，通过了什么决议。……这里有人与人之间惯有的那种勾心斗角。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阻止别人侵扰自己的领地，想向每个人表明是他驾驭一切。”显然资料展示了戈尔巴乔夫权欲狂的形象。这不是一个端正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极端利己主义分子的小丑形象。
回到《之谜》一书，本书的序言中说：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关心党的机关的年轻化，也希望物色一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便在1985年从乌拉尔招来鲍里斯·叶利钦。两年之后，此人的政治野心已昭然若揭，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朋友甚至建议将叶利钦发落至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个偏远的国家去当大使。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当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改变国内的状况时，其竞争对手叶利钦却正虎视眈眈，一心夺去他手中的权力。
事例再次印证，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他同样根本不懂知人善任，相反，无数次在破坏党的优良传统、践踏党的组织原则。
6、一个自大狂的家庭
戈尔巴乔夫生活在一个自大狂的家庭中。这样涵养的家庭，他还能给人民贡献什么智慧呢？太多的事例，印证了一个自大狂家庭的真实性。
在《十年》一书（第372页）中记载：总统卫队长梅德韦杰夫以偶然的、确实正确的说法表达了克里姆林宫侍者对于国家元首行为的看法，他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上可以看到她的自大狂。”在他身上能看到她的自大狂，这是什么逻辑？显然，“她的自大狂”是内容，“他的自大狂”是“她的自大狂”的表现形式，——这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的逻辑关系，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她的自大狂”为什么是“内容”？“他的自大狂”为什么是“形式”？显然，这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家庭。把一个党、一个国家交给一个“自大狂”的家庭，这是党之福？这是国家之福？这是人民之福？
在《十年》一书（第25页）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私人生活不为外界所知，工作、野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从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踏实本分忠诚的人，个人虚荣心实在太强烈了，一个党的领袖或者说一个党的核心成员中的重要分子，其工作作风的踏实，对党的组织、党的事业的忠诚是非常重要的。对成功的渴望是建立在个人主义野心的基础上的，一个涵养狭隘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生活工作的全部的归宿，就是必然的失败。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素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对国家事务，她的思想水平、工作原则性、纪律观念以及工作境界，到底如何呢？作者记述了戈尔巴乔夫视察的事项，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恰恰在这件事上，赖莎·戈尔巴乔娃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十年》一书（第58页）中“（对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首次视察莫斯科市期间出现的造假行为）我个人觉得，对这种欺骗行为应毫不留情，想要愚弄总书记的人应对此负全部的责任。然而赖莎却非常惊讶：‘你想要怎么样？当你邀请客人去你家的时候，难道不也是把屋子收拾干净，把最好吃的食品摆出来吗？’
要反驳她很难。如果有客人来，我当然会把家收拾干净。但我的客人不是一个高级代表团的成员；而且家庭的住宅不同于一所医院或其他国家单位。这是政治访问，不是老朋友间随随便便的聚会。我想要指出总书记不是客人，而是国家的领导人和主人，但是我没有说，我怕被误解。”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国内国家事务的视察，是极其重要的国家事务。事情的真实性，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决策方向，涉及国家命运、人民利益，可以说，视察的过程就是为了发现问题，提升决策的质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系国家责任，身系民族前途命运。可以说，赖莎的认识水平实在太肤浅了，毫无国家责任意识、人民利益观念。延伸分析，可想而知道，这么一个自大狂家庭能对党、国家、人民承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谈到：“妻子的性格和态度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
凭着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她立即端起了苏联第一夫人的架势，在这一点上比她丈夫真正觉得自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时间短。她经常大言不惭地通过电话向总书记的助手和其他几个政府成员，特别是她熟悉的人发号施令。她以贵妇人圈子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自居，从不允许别人对她的权利有半点疑问。”显然，“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态度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对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的因素是“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那么，我们就能研判党、国家、人民的命运了。——她，真的是“自大狂”。
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表演还在继续，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记述到：“赖莎决定结识外交使节的夫人们，因此她要在1986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为她们举行一次招待会。……几个月前赖莎就让我给她写演讲稿。她有自己的助手，这个人实际上也是总书记的幕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她不喜欢他的风格。她是一个非常挑剔而又反复无常的人，很难与之合作。她看到自己认为应该删去的文字，就立刻进行指责，还经常说一些挖苦讽刺的话。……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流逝，写这样的材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尽量避免重复。我急切的想要找出一个办法，以免她对我的工作挑刺，进行侮辱，况且这还不是我的本职工作。”通过具体事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观察这个第一家庭的特色，显然，这个第一家庭确实影响着党的工作、影响着国家的工作。赖莎·戈尔巴乔娃的“非常挑剔”、“反复无常”、“很难与之合作”、“立刻进行指责”、“还经常说一些挖苦讽刺的话”，这些语言为我们描画了一副自大狂的完整形象，这样的修养、涵养、形象，实在是家庭的悲剧。
下边的资料，确实给人矛盾的理解，或许并不矛盾。这份资料是《十年》（第76页）：“赖莎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在大学里教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持的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常说，在他的家里……其他人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而赖莎是‘我们这个家庭党组织’的头儿。她不仅是头儿，还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制定标准的人。而且，她也不仅在家庭党组织里制定政策，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只是稍微有点夸张。”我们不仅特别纳闷：“教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一个彻底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还是本页的下述资料，观点非常清晰，“戈尔巴乔夫性格温和，常常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常常受到他妻子的影响。”那么，六年的苏联党史、国家史，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丝毫没有半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丝毫没有半点共产主义气氛，戈尔巴乔夫怎么没有受到半点“他妻子的影响”呢？原来是“戈尔巴乔夫常说”，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撒谎。而真实的情况是：“她也不仅在家庭党组织里制定政策，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这，显然才是真相。赖莎·戈尔巴乔娃，通过家庭过程，干预了党的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过去，党内往往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现在是“第一家庭凌驾于党之上、凌驾于国家之上”，这是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严重破坏党的威权、威严的犯罪行为。有这种表现的第一家庭，事实也确实表明，这不是党之福、这不是国家之福、这不是人民之福。“戈尔巴乔夫常说，在他的家里……其他人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而赖莎是‘我们这个家庭党组织’的头儿。”按照此语的逻辑，遵循排除法，他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或者，遵循三段论逻辑，这样的家庭到底都是多么坚定的苏联共产党分子呢？达到列宁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斯大林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赫鲁晓夫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勃列日涅夫的坚定程度了吗？或者说，超越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了吗？六年的苏联党史、国家史，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背叛了苏联共产党、背叛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背叛了全国家人民的意志，天下有这样的“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的家庭？结合六年苏共党史，结合六年苏联国家史，我们看到了真相：“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即使时间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看到这一真相，也依然令人甚感确实骇人听闻，令人甚感确实匪夷所思。赖莎·戈尔巴乔娃，毫无党性原则，毫无组织纪律观念，是个人家庭的自大狂，是国家的自大狂，毫无清醒、理智、本分的教养。透过这个真相，我们还清晰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不具备领导党、管理国家的能力，是靠着夫人的出谋划策在运作党和国家的事务，这与党的发展历程最终致毁灭的恶果是相符的，这与国家的演变最终致解体的恶果是相符的。这个真相，是贯穿戈尔巴乔夫阶段全过程的。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个第一家庭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家庭。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书（第77页），作者严肃指出，“在这里我不想提及具体的政治家的名单，但是一些领导，包括几个部长，都是因为赖莎的缘故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受了对其忠诚和勤勉程度的严峻考验。”这说明了什么？这何止是“家天下”？赖莎·戈尔巴乔娃是在违纪、违法、犯罪，插手党务、插手国务、破坏党的干部制度、破坏党的干部队伍，“他们都经受了对其忠诚和勤勉程度的严峻考验”——“家天下”、“私天下”——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同样给党的事业、国家事业、人民利益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可惜，这个第一家庭“毫无清醒的政治头脑”、“毫无清醒的自知之明”、“毫无清醒的反躬自省”。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国家事业、人民利益带来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必须接受国际共运史的审判、谴责。
在《十年》一书（第78页）中：“雅克夫列夫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和他妻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特别小心不招惹她生气。即使这样，他还是在几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这里很滑稽，雅克夫列夫“还是在几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是雅克夫列夫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是分歧，肯定是性质不一样的内容！显然，雅克夫列夫不可能展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戈尔巴乔夫夫妇展现的必定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可是，怎么不在党的事务、国家的事务中展现出来呢？！似乎，——实际是完全是，六年党史、六年国家史，全是朝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方向奔跑，而不是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斗！“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说实在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这是对的，“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对的，可是，“十分重视”和“也重视”了，怎么不在党的建设、国家发展中体现出来呢？——很清晰！赖莎·戈尔巴乔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养，应该是很糊涂的，否则，这样的哲学家庭，这样的政治家庭，经常的讨论党是、国是，集思广益，全党的党性应该更加健康，国家事业应该更加蒸蒸日上。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以一家之理论糊涂致全党之理论糊涂，以一党之理论糊涂致全国之社会混乱。以一家之糊涂、一党之糊涂、一国之混乱致一党之毁灭、一国之解体，这不光是一个逻辑的推演过程，更是事件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结果。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苏联党散、国破，赖莎·戈尔巴乔娃能逃脱出因自己胡作非为而带来的责任吗？能免除国际共运史对自己的责任追究吗？
更清晰的事态是：在《十年》一书（第78页）中：“事情越来越明显：总书记夫人已不仅是他的顾问或者是在影子内阁中的一个成员，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不仅在出访中，而且在国内也要表现自己。她在很多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使得党和政府中的许多政要没有立足之地。”这只能说明，赖莎·戈尔巴乔娃，缺乏理智、缺乏清醒，她以自己的作为，在破坏这个党、这个国家，她不仅仅损坏了这个党的、国家的优良传统，而且，还伤害了这个党、国家的肌体。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负面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十年》一书（第80页）中“大多数苏联人也对赖莎的言行不满。他们凭直觉就能感到是谁在真正主宰着国家事务，于是人们写来越来越多的上访信，以表示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