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吸取苏联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训
——兼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孔润年
摘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我们要警惕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把选择性继承和实用性修正当作创新的危险。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为主要代表的苏共领导人，都以主观主义、修正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列宁、毛泽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同时也是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我们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要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既要防止固守教条主义的危害，也要警惕滑向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要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个发展观的问题。概括言之，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只有在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坚持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点，代表先进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能够推动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理论创新，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要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除了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方面的因素之外，仅从思想方法上看，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就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
只讲“坚持”，不讲“发展”的教条主义也被称为“本本主义”。早在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在中共党史上有深远影响。修正主义也是实用主义，二者融为一体。如果说“修正主义”是一种方向，那么“实用主义”就是一种方法，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他们都不考虑全面、系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而是任意选择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为自己的主观需要服务。或者以形式主义、标签主义或偷换概念等手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他们常用的伎俩。
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看，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提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又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特别是要坚持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活的灵魂。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将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对立起来的现象。归结起来，就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守正创新”，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做到既能守正，又能创新，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我们要警惕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把选择性继承和实用性修正当作创新的危险。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为主要代表的苏共领导人，都以主观主义、修正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苏联解体30年之际，从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高度，总结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忠实继承者，也是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和科学发展，就不会有列宁主义。斯大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既有功绩，也有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建立了过渡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没有科学“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早在1908年4月，列宁就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在列宁看来，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例如，“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1]
在斯大林之后，具有代表性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1年（1953年至1964年），执行的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路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8年（1964年至1982年），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并且变本加厉地发展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6年（1985年至1991年），明目张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尤其是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所谓“新思维”积极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三）
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联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于1956年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后实施去斯大林化的改革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中苏两党相互批评，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指责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记述了这场论战的细节。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路线的看法。
吴冷西回忆说，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大逆转的那场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20大”之后，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刘、邓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20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根据这一判断，中共先后于1956年4月和12月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论战性文章。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为这些文章的问世投入了很大精力，专门召开过多次会议集体讨论并亲自修改论战文章，从此时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中心工作便是开展与国际共运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1960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看法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刘少奇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对苏共强硬反击。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公开点名相互批判，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2]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度假，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以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一项绝密决议，实际发动了倒赫政变。13日，赫鲁晓夫从疗养地返回莫斯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阴谋算计，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与会者指责他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要求以“自动退休”解除其职务。第二天清晨，他签署了别人为他起草的退休声明。这样，赫鲁晓夫被他的“战友”们打着“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幌子，赶下台了，从此淡出政坛至1971年去世。
（四）
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并使之深化、发展了。对内更加巩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央地各级掌权者的贪腐和奢靡之风更加肆无忌惮，对外将大国沙文主义演变成霸权主义，不仅派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还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挑起武装冲突，甚至想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勃列日涅夫为了替自己辩解，抛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等理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苏联报刊大肆宣传，“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而一国的主权是“有限度的”，实际是指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签署国的主权都是有限的。根据这一理论，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苏联以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抛弃苏联模式，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是苏联所不能允许、并必须加以干涉的。他们说，“当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方向的时候，当出现了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苏联就有权对这个大家庭成员采取军事行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权“决定”家庭成员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苏联当权者还认为，“历史的发展将提出这样的任务：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性的专政”变成“国际性专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一国的利益，都与苏联的利益有关。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意在强调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家长的地位。苏联领导人还宣称，在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了这些共同规律”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如果哪里出现了这种情况，苏联决不会袖手旁观，就要向“兄弟国家提供一切援助”。这里所说的“共同规律”，显然是指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后来人们把“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论”等理论，统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对苏联贴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标签的霸权主义理论的一种概括。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继任勃列日涅夫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安东罗波夫在位(1982年-1984年)只有15个月，就于1984年2月病逝，由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第二号人物，成为政治局的核心成员。契尔年科在位(1984年-1985年)只有13个月就病逝了。
（五）
1985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和1986年2月召开的第27次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戈尔巴乔夫的最高领导地位，并确立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教条，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这个政策在东欧于1989年内导致了一系列“颜色革命”事件，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还发生了发生了暴动，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于1989年12月25日被处决的事件。
俄共中央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政策时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这一政策辩护的关键人物，是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身份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由此，他成为戈尔巴乔夫智囊团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机器后，雅科夫列夫开始通过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到处灌输反共思想。与此同时，雅科夫列夫开始任命自由派人士出任苏联主要报刊的总编辑，以潜移默化的破坏性言论和行动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让社会迷失了方向，消磨了群众回击反共言论的意愿。”诺维科夫还指出，“苏联的解体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行动的结果。不幸的是，华盛顿实施的破坏性活动在苏联内部找到了合作者，由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实施。苏共领导层中的戈尔巴乔夫支持者弃守关键性意识形态原则和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当代俄罗斯共产党人需要汲取的最痛苦的历史教训。”[3]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党主张完全放弃对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越权取代，放弃几十年保留下来的由党委承担不属于它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做法。”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发动了“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三天，他被释放后发现他的声望渐坠，当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的声望大涨。
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8月23日签署了“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同日，他还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联总统一职，1991年12月25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他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最后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期间，最大的错误是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的坚持，尤其是放弃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别处心裁、自以为是地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早在1899年，伯恩斯坦就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因此被称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教父”。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工会组织）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
第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民主社会主义由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步变为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它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原则，时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精神。但无论怎样变来变去，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完全从自己的纲领中排除了出去。
第二，在对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民主社会主义从最初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目标，逐步发展为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进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选项中排除出去，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它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在资产阶级制度条件下管理社会。[4]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因为它既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目标，又不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也不应该是世界观，而只能是一种方法论；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宏观的批判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应该被更加微观、更加量化的市场经济学或企业经济学所取代；在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问题上，他们主张完全放弃阶级分析方法、以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甚至于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无疑是一种形式化、标签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
《诗经》有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5]。众所周知，列宁、毛泽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同时也是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我们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要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既要防止固守教条主义的危害，也要警惕滑向修正主义的危险。
参考资料：
[1]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原文载于190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15—26页。中文版《列宁全集》，第17卷。
[2]以上资料均来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俄共中央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本报专访记者韩显阳：《苏联解体是以美为首的西方集体行动的结果》，《光明日报》2021年12月9日第11版。
[4]孔润年《论真正的“启蒙与救亡”》，乌有之乡2021-11-20
[5]《诗经.大雅.荡篇》。
本文修改完成于2021-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