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过时了？

　　（三）“改革性革命”的特点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指出：“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是新一轮改革的特点。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31]经过40余年的“改革性革命”，长期形成并积存的利益固化格局也浮出水面。为此，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一方面，要防止自身自觉或不自觉地蜕变为利益固化的受益者或西方利益的代理者，就需要敢于将自身利益服从、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改革作为触及既得利益的一场深层革命，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危险和代价，就需要自觉担当、勇往直前。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治国治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反“四风”等，都是改革者自我革命的集中表现。正如习近平所说，“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32](p.26)必须“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33]

　　有舆论认为，我国党政干部的思想、组织、作风的教育方式和目标，就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公务员教育体制看齐，强调西方国家思想作风教育治吏体制已经很成熟。这是严重的误论之三。美国资产阶级治吏体制导致各级众多官员私心多、公心少，个人主义至上和选举至上观念流行；导致以本党、本地区和本单位的狭隘利益为言行准则，而不顾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官官相护、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合法或非法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普遍化。只有真正认清美国式、北欧式、印度式等资本主义思想教育治吏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完善和发展我国干部思想、组织、作风的宣传教育体制，使党政干部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促进各项事业的全面改革。

　　（四）“改革性革命”的先导是理论建设

　　思想观念的认识论革命总是一切伟大革命行动的先导，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凝聚最大共识以进一步正确理解并全面推进“改革性革命”。例如，在“改革性革命”的根本性质认知上，必须反对“改革开放就是与西方制度接轨说”，坚持社会主义之道与改革开放之术相统一。“改革性革命”到底有没有性质与方向？这是关乎新时代中国改革与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6](p.348)试想假如“改革性革命”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与资本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区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乱改，甚至为了所谓发展生产力来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就必然逐步和最终引发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根本改向，进而妨碍生产力和民生又好又快的提升。与中国“改革性革命”大体同步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否定社会主义的“改向”，其败绩十分明显。对此，习近平辩证地提出告诫：“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34](p.15)

　　有舆论认为，尽管现阶段我国改革的效果好于俄罗斯，但俄罗斯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最终效果会超过中国。这是严重的误论之四。事实上，苏联被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政变后，导致民族矛盾突发，一个与帝国主义美国平起平坐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分裂为十几个弱国；导致俄罗斯在经济上变成三流国家，主要依赖出卖资源和军火等来维持国计民生；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发生剧变，其中有些国家协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包围俄罗斯的军事东扩和经济制裁。只有真正认清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通过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的“改向”而国强民富的客观事实，方能肃清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科学把握“改革性革命”政策措施的正确方向。

　　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向后续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意义上的“过渡性革命”我们正在并将长期进行“改革性革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4](p.4)对此，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误解乃至曲解，以为“改革性革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永恒状态，并将其等同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这里“没有完成时”意思是指“改革性革命”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绝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更不可能有始无终，必须进行到底以实现最终目标，即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和社会形态过渡，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向后续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意义上的“过渡性革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完整内涵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35](p.5)而这个最高理想“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3](p.204)笔者曾“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或终极的标志，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直接标志”，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切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都必然通过“过渡性革命”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4](p.683)当今世界，虽然全人类离实现“过渡性革命”的最高目标还很遥远，但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项基本特征是明确和清晰的。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务必“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17](p.65)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与“过渡性革命”的各项基本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体现。

　　（一）“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三大旧式分工的消失”与“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p.538)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不足所带来的三大旧式分工——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造成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而“过渡性革命”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p.52)逐渐使“三大旧式分工”对劳动者的束缚归于消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⑦

　　第一，实现“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的智能化与工作日的缩短，固定且强迫的异化劳动将最终被自由、自觉、自主的劳动所取代，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旦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志趣全面而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劳动能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发展。第二，实现“自然界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前所未有的全面社会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6]把自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以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自然界的自然力最大限度地充分合理利用与循环再生。第三，实现“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每个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展不再相互对立，而是互为条件。这样，个别的力量将充分合理地组织起来，从而使社会劳动的结合最大限度地产生出集体的联合力量。简言之，“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整个社会“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8](p.436)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特别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激发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切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物质条件。

　　（二）“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三大经济关系的消灭”与“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将促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商品经济这“三大经济关系的消灭”，从而实现“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第一，在所有制上，消灭私有制，确立全社会公有制度。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总根源，因而最终必须“消灭私有制”，[17](p.45)但是“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7](p.685)从而建立全社会的全民公有制。“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10](p.517)以达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7](p.200)第二，在分配制度上，消灭按资分配，确立全社会按需分配制度。所有制决定着分配制度，因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就等于消灭按资分配。在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个人消费品分配将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8](p.436)的原则。第三，在调节制度上，消灭商品经济，建立全社会计划经济制度。⑧经济调节制度同样是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私有制下商品经济竞争的盲目性往往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旦全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经济将被消灭，整个“社会生产内部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8](p.564)简言之，“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是有内在联系的，只要真正贯彻落实，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经济条件。

　　（三）“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三大政治主体的消亡”与“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

　　在“过渡性革命”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逐步消灭了私有制与剥削制度，阶级存在的客观性便被否定了，随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与政党也成为多余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阶级、国家与政党这“三大政治主体的消亡”，势必促进“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来管理社会。第一，实现政治发展的“公共形式”——国家的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8](p.338)但是社会依然需要一定的权威组织来管理公共事务，这个机构将逐渐失去阶级性而真正完全彰显出公共性，到那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8](p.195)第二，实现政治发展的“自主形式”——国家形态的民主向社会生活的民主转变。当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参加并学会实际独立地自主管理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38](p.253)第三，实现政治发展的“联合形式”——“自由人联合体”。[24](p.96)未来社会不可能立即全部废除国家，先要经过以巴黎公社为典型标本的“社会共和国”[17](p.47)作为“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39](p.155)然后实现社会最高的政治形式——“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10](p.193)总之，“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将彻底消灭一切压迫，社会关系实现高度和谐，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是自觉以“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为依据，使得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彻底推翻、打碎和摧毁了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国内外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尖锐，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而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权和利益”。[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更加切实有效地实施人民民主。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政治条件。

　　（四）“过渡性革命”的思想特征：“三大狭隘眼界的消除”与“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社会意识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面镜子。

　　在“过渡性革命”中，一切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以及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实现，带来的是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由此，全社会成员作为共产主义新人实现了“三大狭隘眼界的消除”与“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

　　第一，在精神觉悟上，消除自私自利观，树立大公无私观。“过渡性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p.52)这里的“传统观念”即以私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自私自利观，包括各种拜物教观念以及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而与此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是让“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41](p.488)

　　第二，在理论觉悟上，消除愚昧的世界观，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大世界观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主要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落后低下和阶级对立。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走向消亡、社会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先进科学文化广泛普及，人们也将“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42](p.225)第三，在道德觉悟上，消除个人主义道德观，树立集体主义道德观。利益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当“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7](p.335)时，“过渡性革命”将在每个人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以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的集体主义道德观，由此，“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43](p.100)总之，“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精神条件。

　　综上所述，“三重革命论”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全过程。全面、完整、准确地深刻理解这一科学内涵的三重规定性，有利于我们澄清种种对“革命”意蕴的误读乃至曲解，从而树立起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革命观，并在此基础上，始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革命的主体，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胆略和定力，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和轨道不断前行，“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7](pp.597-59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阶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注释：

　　①参见商文斌：《英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论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②参见[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③参见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此文首次提出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实现有效联合行动的6个具体性方案。

　　④参见轩传树、于明：《国外左翼对共产国际的纪念与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⑤周新城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经济制度”，参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⑥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不少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多次撰写文章支持和倡导“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参见刘国光：《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卫兴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十三个理论是非问题》，《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吴宣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生产力来源的“三大自然力”：“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即劳动者生命力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界中自身所存在的客观物质力量）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劳动中的劳动者通过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集体力），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表现于“三大自然力”的发展程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428、702、720、443页。

　　⑧于鸿君认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种种致命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定会再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参见《经济体制选择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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