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带领羌夏盟族创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

第二节  有夏部族及其后裔鲧部族真实存在的古史新证

在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已解决城市与文字之间内在连续这个大课题的前提下，本章就来以其出土文字证据链主导下其实物证据链与相关古籍记载相对证所集成的如山铁证，实证石峁遗址内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恰恰与西方权威赞赏的“解释”相反。

石峁文化根本不是“独立于夏文化”，也根本不是“史料没有记载的族群”，而恰恰是与夏文化、即夏禹部族及其父系——鲧部族和与其结盟的羌族文化，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且为诸多史料所记载。继诸多古籍记载“大禹生于西羌”、“禹兴于西羌”、“禹父鲧者……家于西羌”之后，迄今诸多学者在夏文化和甲骨卜辞的研究中，发现羌、夏部族的密切合作是先夏文化发展和夏王朝创建的中流砥柱，如徐中舒(1979)说夏朝“以羌族为主创建”，饶宗颐等（1994）发现“羌戎与夏似有不可分之关系”，王慎行（1991）发现“羌夏同族”。与这些古史新证相印证的是，我们依据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考古材料梳理的先秦部各族族号及其相关文字的时空分布体系显示，这两个分别成长于相距较远之甘青与中原地区的部族，在中华文明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由初级走向成熟的转折关头，走到一起实现了大联合，对这个大转折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之主体——炎黄民族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羌夏盟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实证，是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和重建中国先秦史的关键。

更深入地看，与本册头五章证实的羌部族在甘青地区集仰韶文化之大成，于公元前3200年前后率先建成初级文明社会的过程同时并进的是，是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实证的黄帝族团由陜东经晋南豫西挺进中原，以“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之势，与中原地区各地原有的仰韶文化相融合，而促进其发展向在公元前3300年间组建有熊国为中心的初级文明社会前进的过程；推动前者的羌部族掌握著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铜器制造技术，推动后者的有夏部族掌握著最能适应当时气候变化的观云候风测雨治水技术，正是这两大部族的大联合，以其交汇这两大异质初级文明的杂交优势，产生出超越其他初级文明的强大生产力，实现了中国文明化大势由满天星斗向以中原为中心之多元一统趋势的大转折。这是决定中国文明发展前途和命运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根本性大转折，也是决定中国文明以何种途径和方式来实现由初级到成熟之转折的根本性大转折。羌、夏两大部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开始结为盟族，正是通过推动这个根本性大转折发挥关键作用，来推动中国文明由初级向成熟的转变的。既然这两大部族的结盟，是以在西北和中原业已开展的文明化过程为前提的。那麽，在前五章证实羌族在西北地区建成初级文明社会之后，这章就有必要先对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所证实的有夏部族所在的中原地区在黄帝族团主导下开展的文明化进程作一概述后，进而对羌、夏部族结盟的过程作出实证。

黄帝族团由陜东经晋南豫西东进中原，以“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之势，与中原地区各地原有的仰韶文化相融合，而促进其发展向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组成有熊国为中心的初级文明社会前进的过程，由苏秉琦先生（1965）所发现的“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的“花朵纹”、即王仁湘先生（1999）所解读的“旋纹”为开端，而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宣告了黄帝时代的来临。经过大约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大扩展之后，到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原地区各地文明化进程进入了形成早期邦国的新阶段。

一、黄帝族团于公元前3300年在中原组建的有熊国

通过将关于距今8000-5000年之间华北平原洪水灾害的环境考古材料，对证古籍有关“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云名”的记载，联系到甲骨卜辞记载有商代祭祀“帝云”的典规和《周礼•春官》所载的“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的礼制，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证明了：周代观云测雨的礼制和商代祭祀云神的典规都来自对史前先祖观察云象之习俗的礼制化和神化，并以现已积累的考古标记材料证实了史前先民观察云象之习俗是从黄帝族团入主中原的有熊国起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