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砸钱”是砸不出产业升级的

2021-5-30 10:34|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754| 评论: 5|原作者: 从大地到星辰|来自: 游无穷

摘要: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充满了信心。但是笔者对当下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下，发生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很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砸钱的事儿，只要简单粗暴的砸钱就可以造成产业升级。这当然是很愚蠢的想法。

这些企业往往开在各种有各种优惠政策开发区里，持有土地、厂房的成本，几乎是零。仅此一项，就意味着他们是立于不败之地了。企业主没有拉来单子的时候，工厂里的几个骨干凑在一起打牌都没问题。如果看整个市场的势态不好，所有的厂房和设备都可以直接盘给愿意接盘的下家。而这些资产，往往本身也是从上家那里盘的了二手，甚至三手、四手。

这些企业主，甚至没有更多的更新先进设备的意愿，因为更新更先进、自动化设备更强的生产线，必然会产生一票工人阶级，掌握控制先进的工业技能的劳动者，这些操作、管理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的人，拥有更高的劳动力议价权。这是他们所不乐意见到的。

而真正产生大成本的时候，也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接到了大订单的时候。

接到了大的订单，当然立刻就要采购原料、增补生产线、扩充库房、多雇佣点儿工人。这个时候劳动力资源不够，从劳务派遣公司找来人，只要简单培训一下，安排点儿管理人员以及食堂等后勤人员就可以上岗了。而金融机构也非常喜欢这种情况，因为企业主可以拿订单合同以及预付款到账证明去向银行申请贷款。

这种金融操作，在全世界的后发工业国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名曰订单贷款。

因为工厂收回成本的概率极大，所以这种贷款的不容易成为坏账，所以利息并不高。

等到这个企业将所有的货发出去，获得尾款之后，支付了所有的人员工资、原材料、水、电、银行贷款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净利润了。

这么一个工厂也许一年只有忙那么两三个月。而两三个月内的时间里，就能够完成一个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订单。假如这个工厂完成这笔订单，能够完成一个价值1000万的合同，利润有10%，那么这个企业主手里就能留下来100万的利润。

这100万的利润，哪怕拿到美国去用，也足够一家人在美国过上中产阶级中比较靠上的生活了。

哪怕是这个工厂在剩下来的九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再拉到订单，这个工厂主仅仅依靠这两三个月的忙碌，就可以留下100万的利润。很多人都跟笔者吐槽过各种企业里的裙带关系非常的严重，老板的老婆管财务，老板的小姨子管后勤，老板的小舅子管采购等等。因为内部的裙带关系，让私企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内耗十分巨大，而老板明明知道这些内部的政治斗争、内耗很大，也不愿意改变这种任人唯亲、裙带横行的情况，是因为对于老板来说，老板的家族成员搞出来的这点儿成本，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忙碌时间里所能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可控的。是远远的低于工人们以拥有更强的劳动技能而挟技向企业主更高的工资；或者工人们组织起来向企业主要求更高的工资待遇的成本的。

至于这个企业的税务问题，中国现在的主要的税是流通税，主要通过增值税发票进行各种税务作业。而且出口企业还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待遇。企业主获得100万利润之后，还会想出来很多心思来避税，比如中国的法律规定，企业雇佣残疾人可以减税税。真正的税务负担非常的轻。企业不生产就不会产生税负的问题。

而这家工厂在生产中所产生的污染成本、税务成本，必然要涉及到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就产生了哪些企业主更有社交能力，更能够与当地政府的官员建立起来利益关系；哪些企业主的税务负担就更小、更容易生存的情况。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表述——逆淘汰。

那么大家看出来问题了吗？类似这种企业主赚钱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持有的资产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不仅如此，很多本来他们应该承担的成本，比如环保成本，也都通过各种官商关系回避掉了。

按照一般的社会伦理，持有越多资产的人，就要通过缴纳更多的税收的方式，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现在的中国的情况是：富人所持有的资产数量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够成为正比。

现行中国以间接税——或者说流通税——为主要征税方式的税务机制，对于各种经济实体所持有的工厂、土地是没有任何直接税的。所以，各种企业主，他们拥有工厂实际上就是利于不败之地，至于能不能赚钱，就是看机会了。

这种情况，在轴承这样的基础机械零备件的生产上是同样的。中国现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轴承生产国，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名牌轴承生产国。据统计，在中国现在市场上流通的NSK轴承，90%以上都是假货。而且中国生产的假货的NSK轴承与日本原装生产的NSK轴承进行比较，用肉眼是根本无法发现任何差异的。即便是拿到专业机构进行金相学、材质的检验，也无法发现差异——话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算是中国人聪明的体现了。真正能够反映质量差异的，就是在安装在机械设备上之后，长时间负载运转起来后的可靠性、寿命差异才能比较出来。也就是说，对于一家生产轴承的企业主来说，他们找一个生产假冒的NSK轴承所可能产生的利益，要远远的大于老老实实的提高自己的品牌的轴承质量而产生的利益。

笔者一向认为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这背后中国普及基础义务教育的作用，还有高中就开始的军事训练教育，别小看这两点，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能够让一个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就拥有基础教育和军事训练教育的国家，一巴掌就能数的出来。

但是在中国的企业主目前赚取的是各种机会主义的钱，而不是赚各种依靠先进技术，强势劳动技能团队来赚“必然的钱”的情况下。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的才能被大量的浪费了；通过生产实践来打造先进、强大的生产团队的可能性被消灭了。

无论是在私营企业、国营企业里，类似的情况是普遍的。

最近几年来，人口红利这个词汇被屡屡提出。但是这个人口红利迟迟不能转变成为技术红利，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重物轻人”、“重机会不重必然”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极其庞大的同时，却只能在国际工业生产循环体系中占据低端的位置。迟迟不能完成的产业升级，拖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类似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里，在政治领域里同样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当下的中国，有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就是沿海仅有的几个财政盈余的省份，比如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养活着其他所有的省份。因为其他的省份(包括湖北、四川、陕西等所有的不沿海额的内陆省份)，都是财政亏空的状态，都需要被养活。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中国自从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依靠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进口石油、粮食、铁矿石以及出口各种工业制成品所产生的临水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的政府体系，实际上都是由向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所产生的劳动价值所养活的。

反过来讲，中西部的那些省份，因为可以有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吃，各种吃财政饭的包括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等庞大的财政供养组织。因为占据了当地政治、经济资源生态位，行为方式也转变的向上文中提到的那些机会主义的私营企业主了。

四月份的《半月谈》，曝光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中国北方的某个县，一年总共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个亿出头，但是其中有3000多万，竟然来自交通违章罚款。也就是说，交通罚款贡献了差不多1/3的收入。《半月谈》并没有专门提到这个县到底是哪个县，但是这个县的情况是普遍存在于中西部的广大区域的。

在今年两会上，有委员就专门举例：

有个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

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有1个是靠财政养活的。除去小孩，老人等需要抚养的人群，这个比例还要高一些。

显而易见，实际上，这个地方养人的负担很重。

最后的出路只有两个：

1，靠上级补，这也是转移支付。比如，上面这个县财政收入，只有3600多万，公共预算支出一共却有8.6个亿。窟窿怎么填？其实，就是靠中央、省级财政转移支付。

2，靠自己动手，最直白的，也就是上面说的“领导要钱就找交警等执法部门”。

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类似这种中西部的吃财政的群体，已经事实上沦为了寄生性的了。这种沦为了寄生性的吃财政群体，既没有能够创造足够的价值的能力；同时还对新的价值的产生过程产生了剥削。在已经占据了大量的资产的情况下，还要再搞点儿钱，就是机会主义方式的捞钱了，比如“领导要钱就找交警执法等执法部门”。而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本身，与中国东部地区里的那些掌握有大量的土地、厂房等资产的企业主的行为方式，并无任何不同。

都是在掌握大量资产——文革的时候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笔者称之为“法权资产”——的同时，使用各种机会主义手段来赚取金钱；同时还回避各种社会责任以及义务。

中国古人讲“慈母多败儿”，根源就是被母亲一味溺爱的孩子，只知道享受母亲的宠溺，而不能承担起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来，成为败家子儿。中国的很多私营企业主本质上与那些中西部的小县的吃财政的群体，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被慈母惯坏了的败家子儿。

如此看来，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内，这种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牟利方式，是不可能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提供足够高端的产品，以及在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内占据比较高的生态位来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锚定提供助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