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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砸钱”是砸不出产业升级的

2021-5-30 10:34|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753| 评论: 5|原作者: 从大地到星辰|来自: 游无穷

摘要: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充满了信心。但是笔者对当下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下，发生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很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砸钱的事儿，只要简单粗暴的砸钱就可以造成产业升级。这当然是很愚蠢的想法。

中国现在虽然生产力庞大，但是无论是从向世界出口的商品的门类上讲、还是从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上讲、或者是出口的商品的可替代性上讲、抑或是从出口的商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上讲都远远的不如美国。

自从当初当初2005年的时候，国内高级官员公开声称中国要“8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空客380飞机之后”，中国无论是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产业升级的呼声不可谓不高，对于产业升级的投资不可谓不大。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充满了信心。但是笔者对当下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下，发生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很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砸钱的事儿，只要简单粗暴的砸钱就可以造成产业升级。这当然是很愚蠢的想法。

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利用美国的科技优势对中国中兴、华为等企业开始进行打击，而中国表现的毫无还手之力。可以发现，虽然呼声很高、投资很多，但是产业升级并不理想。实质今日，在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中国依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商品的研发、设计、重要的零配件、最终销售市场，等等这些环节，全部都在国外。只有最基础，利润最低的加工，包装环节放在中国。整个国家产能依然在国际生产循环的低端环节里。

对此，很多利益集团的借口是：“中国才发展了几年，哪里能一口吃个胖子？”

但是对于已经投资了的巨额金钱却毫无进展的项目，他们永远嚷嚷说不够。动辄就拿欧美发达国家大公司的研发投资数量来证明他们拿到的投资太少了。

笔者相信大家都明白，加强研发，提高销售商品的技术含量是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附加值，进而对企业、对社会、对劳动者、对国家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很多人都高度关注过的芯片产业，从2017年至今，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的数万家芯片企业，投资上万亿。但是芯片发展到现在，是个什么结果呢？

除了听见连续不断的雷暴消息之外，好消息是真不多。那些一窝蜂搞芯片的企业其实都是在骗补贴、骗土地。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成为新的人民币印钞机，向市场注入通货膨胀压力。

用《让子弹飞》里面的台词来说，那就是：“我们没胆子剿匪、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有而且很大。”

这里套用一下，就是：“我们没胆子研发芯片、借研发芯片之名敛财的胆子有而且很大。”

事实上从当初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到川普利用芯片制裁中兴、制裁华为，后来的全国上下的芯片大跃进；再到后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专门提供给小微企业的“疫情贷款”。无一不是这个套路。那么这些钱、土地，到最后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读者懂；上层更懂。但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要收买一部分人，搞用空间换时间的把戏而已。

这个话题敏感，为了防止文章被夹掉不多说。

中国现在从经济上，完全可以说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中的一个成员。

荷兰的ASML同样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中的一员，ASML公司背后是台积电、三星、因特尔这三家世界上最重要的芯片生产厂家的投资。而且，现在对外公布的股权结构是典型的资金股权。而在大企业的组合投资过程中，大企业的技术力量作为股权折价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三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生产厂商除了资金注入之外，还有技术注入。而技术的承载体，绝对不是书本，而是劳动者。

再查一下最新的ASML光刻的供应商，更是五花八门。

最新款的ASML光刻机，由超过十万个零件组成，涉及到供应商有5000家，其中主要供应商17家。其中的大部分供应商都来自欧洲、日本、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省。在这些供应商之中，美国就有了9家，荷兰ASML几乎一半的零部件供应商都来自美国。其中最为关键的技术部件有来自美国的光源部件、德国的光学模组、荷兰本土的传送带等等，可以说荷兰ASML的光刻机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得以成功问世的技术产物。

真正可悲的地方在于，其中没有一家中国的供应商。

从最基层的层面来说，芯片产业绝对不仅仅是“芯片产业”本身。他本身就是整个工业体系所生长起来的。荷兰的ASML光刻机是很先进。但是一般没有制造业经验的人，都只关注到了ASML的光刻机先进，没有注意到ASML的光刻机上的每一根轴承、每一根光轴、每一根丝杠，甚至每一颗螺栓，都是制造业中的顶尖质量。中国有多少厂家能够提供ASML上的一个轴承？一根丝杠？一根光轴？甚至是一颗螺栓？

简而言之，中国现在需要去争夺的，并不是金字塔的那个塔尖，而是要想办法垫高金字塔的塔基。想办法造好轴承、丝杠、光轴、开关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业配套产品，才能在优质的基础性工业配套上进行系统集成，搞出来先进的精密设备。

前几年国内的各个地方政府、各种企业，一窝蜂的直接想搞芯片而不是从这些最基础的方面做起。就注定了这场芯片大跃进是注定失败的。

每次看到又有哪家大企业宣布要投资多少多少亿在芯片行业，我立刻就能想起来当年“大跃进”时期，遍地土高炉，各种土法炼钢弄出来一坨不知道是什么的黑乎乎的东西，郑重其事的系上红飘带，然后捧着去给上级献礼。

今年4月22日，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成立。这个集成电路学院号称：学院将瞄准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聚焦集成电路学科前沿，打破学科壁垒，强化交叉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实现集成电路学科国际领跑，支撑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自主创新发展。

笔者看了这个消息，真的是苦笑摇头。这个话说的好听，但是真的要造光刻机了，这个学院毕业的研究生，真的可能会去挨个解决光刻机里的每一个配件的问题？

大跃进的时代其实从来没有过去，只不过最近二十年来换了名字，叫做“跨越式发展”。

最近几年，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听到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工厂主们的各种说工人难招，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等等各种抱怨。以至于笔者在广东省的体制内的朋友，跟笔者抱怨，广东省内的很多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每次开会最多向政府要求的事情，就是要求平息各自企业内的工人运动。同时想办法为他们弄来更多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造成这种现象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赚钱了而是他们太赚钱了。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南非的商人从中国订购了大量的，一种名为呼呼塞拉(Vuvuzela)的塑料喇叭，南非足球迷用于球场助威。这个东西当时出口的价格是一美元，根据生产呼呼塞拉的工厂的老板说，每生产一个呼呼塞拉的净利润是2元人民币，其中老板赚1元，其余工人赚1元。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但是那个工厂在生产高峰的时候，雇佣了三四百工人。相当于一个企业主的收入，等于三四百工人的收入的总和。

这种收入差距，再想想我们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笔者只能说：呵呵。

自从改开以来，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恶疾：重物不重人。企业特别的重视硬件上的投资；但是特别的讨厌对员工进行深入培训和技能提升。因为企业最讨厌的就是员工产生自己对整个企业不可或缺的感觉。在政治上强调制度建设，在工作中强调硬件配套，但是对于真正影响所有产品的最终要素——劳动力，则是要用尽一切方法去保障不让员工产生自己没有被替代的危险的“自满感”。

因为决定一切系统运作最终效果的，并不在于写在纸面上的“制度”，也并不是在于各种先进的硬件。哪怕这些硬件是进口的最高端、最尖端的设备。

决定一切系统——无论是政治系统、工业系统、战争系统——的最终运行效果的，永远是构成这个系统的人。人如果要在任何系统里发挥足够正面的作用，一靠素质、二靠士气。

国内曾经有汽车配件厂家，很希望能够进入高端汽车配件领域，向德国博世学习，参观了博世的工厂，然后按照博世的厂房标准建设厂房，按照博世的设备供应商提供给博世的设备清单，进口了全套的设备。几乎是一模一样复制出来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汽车配件，质量均衡性、平均质量怎么也达不到博世原装工厂的水平。

最后国内的这家汽配厂家，无可奈何的总结出来一条经验：是中国的工人不行。而且这个人，还不是单个意义上的人。从单个意义上的人来说，没有哪个中国工人差。工人的整体年龄还比博世工厂的工人年龄要低，更加年轻力壮。受教育的水平同样不比博世工厂的工人低。

但是作为一个工作集体，中国的工人的能力要比博世的工人的水平差一大截。

回头再看，我们中国的企业，没有哪个能够生产制造荷兰ASML光刻机上的最基础的配件。中国最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投资规模连年上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罕见的。但是高等教育并不能制造出来合格的劳动力。

每年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几乎都是万中挑一的人中龙凤，为什么这些可以算的上是精英的人，他们集合起来搞不出来一个ASML同等级的光刻机呢？

这时候某些人肯定是会要跳出来说：中国才发展了几年，跟欧美先进发达国家有差距是肯定的。但是每次笔者都问他们：踢足球需要多少年的积累啊？为什么现在全国十几亿人口，挑不出来十几个踢足球踢的好的人？能够把中国足球代入到世界先进水平？

制造先进光刻机与打造世界一流足球队，哪个更难？

笔者曾经跟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到目前为止，能够用语言、文字进行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授的知识，绝对不足人类所有的知识的10%。越是在当代工业领域内，这种无法传授，只能依靠实践经验进行积累的知识，就越是多。哪怕是非常简单的一条螺栓、一个轴承、一根光杠、一个拨叉、一个销钉，想要造好都需要大量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只要配合适当的激励机制，在这样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真正的专家。也只有在生产、劳动的实践积累过程中，而不是仅仅抱着大学的课本以及教育机构所授予的学历，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生产专家。

而这些生产专家反过来又能够不断的冲击更高品质、更尖端的技术含量的工业品生产。比如光刻机，比如航空发动机。

一台ASML光刻，由十万个零件组成。中国所有生产零件的企业，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制造达到能够足够用的程度，将会产生多少个这样的实践专家？需要的恐怕是上百万个真正的生产实践的专家。

但是中国的所有的企业主，或者国有企业的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工人或者下属中，产生这样的专家。只要有这样的专家，一定是会对企业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力的时候，中国的企业主或者领导，就会如坐针毡。无论是想办法进口先进设备、或者是直接进口零件，也要打消掉这些“生产专家”可能出现的“离了我不行”的感觉——上位者的心态，就是唯恐局面失控，生产实践的专家挟技能而意图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议价权和政治权利。

后来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买办心态，买办行为方式，背后是有着现实的利益支持的。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拥有的庞大的人口红利，居然没有能够转变成为庞大的生产专家红利，根子就在于“重物不重人”的这种心态。

虽然国内现在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迅速的进入到垄断的时代，但是在笔者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是极度分散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制造业赚钱太多，太容易了。因为赚钱太多、太容易，所以，中国的企业主们不需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政治地位，并且建立起来足够的技能激励制度，来鼓励劳动者能够钻研技术，成为生产实践方面的劳动专家。

简而言之，中国的企业主们能不能赚到钱，并不取决于自身生产劳动团队的技能水平。

对无需重度培训的人力资源而言，“忍受旺季的人手不足”，是享受“淡季的低人力成本”的自然代价，仅仅如此而已。

“平时不养人”，对于这些季节性、低劳动技能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远比“忙时不缺人”重要。

对于一个工业从业者来说，某个工业企业要订购一批高质量的轴承，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NSK，或者瑞典的SKF。NSK和SKF是全世界生产制造轴承技术势力最强大的两家企业。类似的这些企业，他们赚钱，赚的是一种“必然性”的钱。因为他们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的机械制造领域里，就是高端、可靠、可以信赖的标志。所以，对于那些配件质量高度敏感的机械制造领域来说，选择NSK和SKF这样的品牌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同样的型号下，NSK和SKF的产品价格，能够超过中国产的轴承产品的10倍，都会被毫不犹豫的选择。

这里插播一点工业常识：类似轴承这样的零部件的质量稳定，涉及到整个成套工业设备的运行稳定，最简单的说，一套在地下运行的煤矿挖掘采矿设备，在高灰尘、高负载、高湿度的环境下运行，只要一个轴承坏掉，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整个矿井的停工。而一个矿井每停工一天所造成的损失，都可能超过百万人民币。

所以，类似的成套设备生产厂商，他们宁可花费国产轴承十倍价格来采购NSK或者SKF的轴承，来提高设备的无故障运行周期。降低运行中的不可控事件的发生频率。只要这种成套设备生产厂商如此追求设备的运行效果，那么NSK或者SKF这样的企业赚取这十倍的价格差中的利润，就是必然的。

而对于中国的很多企业主来说，他们赚的钱，更多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钱。

笔者很是认识一些企业主，他们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外面拉单子、找机会——这也是笔者所看到的，中国的企业主们可以算的上是世界上最热爱社交的一群企业主的原因之一了。而他们对于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关心度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企业主们低很多，而对于工厂员工的生产实践能力水平的提升，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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