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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团结 —— 美国的养老金问题

2021-5-8 23: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774| 评论: 0|原作者: BPER研究小组|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在杜鲁门、尼克松与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养老金结构出现了窗口期,在三个窗口期中,杜鲁门政府选择了建立以劳资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团结型养老金体系,而尼克松与里根政府的政策则使得美国养老金政策进一步市场化。  

  三、从养老金政策到福利国家

  通过对养老金政策变迁的研究,作者建立了一套分析美国福利国家问题的框架。在该书中,作者主要的对话对象是艾斯平-安德森。艾斯平·安德森指出,福利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的集合,而是国家、市场与家庭组合而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下,三者的组合方式是不同的。在福利国家模式下,由国家直接提供的福利保障,由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项目与没有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计划是最常见的三种福利体系。安德森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福利国家模式是一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就美国而言,由于国家直接提供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较少,整个福利体系实际上高度依赖企业对工人提供的社会福利。严格来说,美国的养老金计划更多的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计划。

  传统理论认为,当社会福利由国家提供时,会更倾向于去商品化;而当社会福利由私人提供时,则更倾向于商品化。然而,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在福利问题上,公共政策与私人福利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同时,国家主导的福利政策也并不必然比私人提供的福利制度更加去商品化。针对以上问题,作者在艾斯平·安德森的“非商品化”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养老金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团结-市场的二分法。

  就国家-私人的二分法而言,作者提出,在现实中,国家政策常常是与社会力量的行动缠绕在一起的,国家常常会主动通过包括立法或扩张公共支出等方式来引导或者倒逼企业提供社会福利。因此,政治权力是深深嵌入“市场行为”中的。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私人的二分同时又有现实意义,对工人来说,从国家处获得福利与从雇主处获得福利在影响上是不一样的。当社会福利由雇主提供时,劳动者获得的福利待遇是不均衡的,而当社会福利由国家提供时,劳动者获得的待遇将会相对平均。因此,作者指出,简单地通过公共福利-私人福利来划分福利国家的模式,是无助于理论的发展的,我们应当认真考察福利体系的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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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作者对福利模式进行了分类。由国家提供的风险共担福利模式被称为“普遍福利模式”,这一模式的团结程度是最高的。而由国家提供的风险个体化福利模式则被称为指向性福利模式,接受此类福利的人群一般存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比如经济困难、有育儿压力等等。而由私人提供的风险共担福利模式则被称为“集体谈判合同制”,雇主对合同工享有提供福利待遇的义务,而由私人提供的风险个体化福利模式则被称为“表现导向型福利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工人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作者认为这是最为市场化的福利模式,美国通行的401k计划就是这一模式的案例。在这一计划下,工人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他们如何投资自己退休前积累的退休基金。

  通过上文提到的实证研究,作者通过自己建立的国家理论框架,解释了“集体谈判”合同制在美国的兴衰。作者指出,美国养老金政策模式的形成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美国养老金政策是受到国家调控政策强势影响的;其次,养老金政策常常是国家在调整更广泛的劳资关系时的附带影响;最后,国家对养老金政策的调控受到劳资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形式的影响。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指出,从美国福利国家时代的历史看,政府一般会通过两条政策路径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一条是杜鲁门和卡特政府试图推进的团结路径,另一条则是里根与克林顿政府试图推进的市场化路径。由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工人阶级有强大的组织,同时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团结模式才有可能在危机中产生。然而,今天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劳工的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如果工人阶级能团结起来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那么,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可期的。

  四、作为“偶合”因素的阶级斗争

  本文笔者认为,在该书的理论建构部分,作者麦卡锡对阶级斗争因素的处理是值得注意的。他不同于包括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与杰弗里·佩杰(Jeffrey Paige)等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变量(Paige, 1975; 摩尔,2012),而是直接将阶级斗争排除出国家理论建构的主干,将其视为“偶合”(contingency)因素。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理论主张呢?

  Andrew Sayer指出,“偶合”意味着一种具体的条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对理论趋势起到强影响。比如说,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有着非常显著地亲缘性。在实际的资本主义运作中,性别、种族与不同文明或地域之间的等级化倾向普遍存在,并确实作为资本主义运行的有效载体。然而,在理论建构方面,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不应被简单地混淆在一起,而应当在不同的抽象理论模型下被加以解释,惟其如此,关于二者的理论建构才能是清晰的。在这个意义上,Sayer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分析父权制的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理论的抽象-具体关系,而是互为交织、互为建构但相互独立的“偶合”关系。(Sayer, 2016)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在单一理论路径下,无论是哪一层抽象理论,其研究的对象与核心都是不变的。举例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无论哪一抽象层次的理论,都应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或一个方面;而无论父权制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我们都应该在理论上清晰地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区分对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而言,都是有益的。[1]

  如果我们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下讨论本书的理论建构问题,我们不难明白作者为何将阶级问题视为“结构偶合因素”了。本书的理论建构部分所处理的是国家理论。因此,本书理论应当在国家理论的脉络中被讨论。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本书的高层次抽象领域,作者采用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在这里,理论研究的主体是国家;而在低层次抽象领域,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指出:国家需要对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控,而国家自主性理论则指出国家调控对社会运行有较大影响。此处两大低抽象层次国家理论依然是围绕国家进行的讨论。如果我们要对国家的微观理论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就可能会碰到国家制度或官僚组织问题,这涉及到国家在更加具体的外部干预条件下会出现的特征,这一抽象层次更加接近巴林顿·摩尔等人的研究层次。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本书在理论建构上的安排,虽然阶级斗争一直是国家理论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在进行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对二者进行区分。举例来说,葛兰西的“凯撒主义”概念解释了在一种具体的阶级斗争情势下出现的专制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应当被置于国家理论的谱系中;而“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概念则意在说明,在一种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为了形成霸权,主动吸纳敌对阶级进入历史集团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就应被置于阶级斗争的谱系中。当然,如果我们把一个个具体的研究进行孤立的考察的话,这样的区分似乎显得画蛇添足。但是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论的指导下,每一个独立的理论都应当被置于类似图1所示的理论谱系中,这一谱系告诉我们该理论究竟解释了哪一个抽象层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区分就十分重要了。

  注:

  [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将父权制或性别变量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者的交叉研究还是必要的。这一区分真正提醒我们的是,如果将性别问题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那这一研究依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反之,将资本主义的影响引入女性主义研究,那这一研究也同样应当被归入女性主义研究中去。

  五、结语

  《解构团结:资本主义政治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养老金问题》一书成书于2017年,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养老金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美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兴衰与内部逻辑。本文笔者认为:本书的理论建构、实证研究与成果都是可圈可点的。在理论建构方面,作者通过多层次抽象以及对“结构偶合性”的敏锐指认,建构了一套简洁、清晰、有弹性的理论。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不仅兼具美感与解释力,而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也有示范性作用。随着定量研究的起与宏大理论的普及,包括经济学与政治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越发注重微观理论的建构,而忽略了宏观理论的讨论。而本文作者则通过多层次抽象的方式,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分类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参考。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科史上看,这样的情况显得尤其明显。由于未能适当区分不同抽象层次的理论,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以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常常会显示出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并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淡出主流政治学理论界。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早先的功能主义理论已经大体上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修正,但是作者通过对不同抽象层次的指明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旧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该书作者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比较各类法案与文献,并辅以各种数据与二手文献,在材料考证上十分扎实。当然,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著作,细致、负责的考据是研究的应有之义。

  另外,从理论成果上看,作者在对这一理论进行求证或批评时,并没有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国家-私人二分的狭窄视域中,而是通过引入团结-市场的二分法对上述视角进行补充与修正。本文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创建是十分重要的。该书作者指出,福利国家模式是国家调控与阶级力量的共同运作下产生的,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运动都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一种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提到,国家权力并不是飘在空中的(马克思,2009)。如果忽略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于基础,那我们对国家制度或国家政策的讨论就有成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参考文献:

  Paige, Jeffrey.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lock, Fred. (1987) [1977].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in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Andrew Sayer《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批判實在論取徑》許甘霖、萬毓澤、楊友仁譯,高雄:巨流圖書公司2016年版。

  McCarthy, Michael. 2017. Dismantling Solidarity: Capitalist Politics and American Pensions since th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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