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4)文革向何处去?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第二回合的斗争，是围绕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斗争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展开，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各地也纷纷效法向本地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领导时期，根据师生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师生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作组进校后，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造反派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迅速转化为造反派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下，工作组利用职权，开始打击造反派。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明确表示不同意见，是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169]当时也没有说要撤销工作组。但是中央一线常委却无视毛泽东关于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交换看法，而是继续按照以往的办法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不论是刘少奇对北大六一八事件作出的批示还是对清华大学及北师大附中作出的指示，都是要求工作组对反对工作组的师生予以反击，这样就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央文革小组在调研中发现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出现的问题，几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但是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辞职表示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无法改变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无奈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只能将调研中的材料和相关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汇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看到，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却没有被中央一线常委所采纳。中央文革小组几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这样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反对工作组的不少造反派打成了右派。文化革命的形势稳定下来，逐渐走向低潮。这样文革就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

　　3、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大批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与造反派师生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不少工作组被赶出学校，大批师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分子，当时文化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

　　(1)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两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杭州的。为了祝贺斯特朗八十寿辰和会见外宾，毛泽东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杭州到达上海，十一月二十六日从上海返回杭州。为了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见外宾，毛泽东十二月五日又从杭州到达上海，十二月十五日从上海返回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南昌。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春节就是在武昌渡过的。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二月二十六日晚，毛泽东离开长沙，二十七日到达杭州，住汪庄。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罗瑞卿的问题，文化革命及其他问题。为了会见外宾，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效宾馆。四月一日，毛泽东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四月十六日至十二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为了会见外宾，五月三日，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从上海到达杭州。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为了回故乡韶山，六月十五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经南昌于十六日晚到达长沙。六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乘汽车到达韶山，住滴水洞。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途经长沙，乘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后住东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那封意味深长的信件。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七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170]

　　从毛泽东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离京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在外地住了八个多月。在这半年多时间内，由于召开会议或接见外宾及其他活动，毛泽东基本上徘徊于南方的杭州、上海、南昌、武昌、长沙这几个城市，其中在杭州和武昌居住的时间较长。回京前，毛泽东还回到故乡韶山住了十一天，在武汉给江青写了回信，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

　　现在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和同年七月畅游长江的情况。

　　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的陪同下，从长沙乘汽车直奔韶山滴水洞。

　　毛泽东坐在一辆吉姆车上，张耀祠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带路。毛泽东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前后轿车上面坐的都是警卫人员。

　　到了滴水洞，根据事先安排，8341部队一部分住进3号楼，毛泽东住1号楼，张耀祠和高文礼、钱嗣杰及一部分警卫部队住2号楼。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毛泽东在滴水洞住下后，关在室内看文件、材料、报纸等。随行的张耀祠后来说：“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171]

　　毛泽东除了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到韶山水库游泳外，没有离开过滴水洞。在韶山期间，毛泽东既没有接见韶山的乡亲们，也没有见之于新闻报道，只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172]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就要离开韶山了。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走吧!”

　　说着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汽车开到长沙大托铺铁路直线，大家上了专列，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张耀祠发觉毛泽东显得很沉闷的样子。[173]

　　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上井冈山以后，有两次回韶山。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六月。这两次回韶山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密切相关。这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韶山，正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纠“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时候。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全党努力也是不难得到解决的。从唯物史观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

　　文化大革命则是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权。从唯物史观来说，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过去的整风、社教、“三反”“五反”、“四清”以及文化界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因而才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无产阶级专政的存亡。因而毛泽东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地、全面地、反复地思考，权衡利弊以后才能做出决策。这就是毛泽东这次回乡的历史背景。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不过是这种思考的一个成果。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又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

　　七月十六日早晨六时许，毛泽东说：“上午8时去游长江!”张耀祠告诉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毛泽东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迈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多名游泳健儿。这些参加横渡长江的学生，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

　　学生游泳方队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江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着笑容。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泽东，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

　　看完学生渡江后，毛泽东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时，毛泽东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说着，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跃而入。毛泽东也兴奋地下水了，他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漂着走，非常自由自在。随行人员以为毛泽东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毛泽东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赶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他又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还说：“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 ，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174]

　　毛泽东这次畅游长江，是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一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三十华里。[175]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畅游长江》为题予以报道，并配发了照片，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际，毛泽东以七十二岁高龄搏击长江，挑战自然，挑战社会，挑战人生，不仅是他年轻时期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观的再现，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心和信心的展示。这不仅仅是一次劈波斩浪的体育活动，更是排除万难进行政治斗争的宣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紧跟毛主席的步伐，为完成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夕，就开始谋划文化大革命。[176]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这个时候毛泽东思考的中心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有了这个设想，却没有立即下定决心。因为他不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慎重考虑，还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他的意见，又要从组织程序上获得党中央的批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是谨慎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外地住了八个多月，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冷静分析，做出抉择。毛泽东回韶山居住的十一天，一直在反复权衡与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毅然做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及其在领导人之间的传播，就是将这个问题在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特殊形式的通报。毛泽东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的行动，就是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表态。这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下面我们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