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悬殊下的中国社会
赵磊 等
按：2012年6月11日，赵磊老师和同学们围绕“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很高，为何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参加座谈的有：赵磊、鲁保林、肖磊、肖斌、易淼、张朗朗、梁晓敏、邹坤秘。另外，李节提交了会外发言稿。
●赵磊：
根据经验总结，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之间是有相关性的，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就会出现动荡。根据理论分析，有个国际公认的指标是“基尼系数”，用“0到1”之间的数值来表示。0是绝对平均；1是绝对的不公平——这是两个极端，现实情况一般处于0到1之间。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毛泽东时代是0.3以下，现在很可能已经超过了0.5。
经验上看，基尼系数达到0.4的时候，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不稳定的警戒线。这些年来，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公布基尼系数。如果我们用经济人的假设来解读，这是否说明，公布这些数据会产生负面影响？
大概是一个月前，易淼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国基尼系数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已经在0.5以上了。既然0.5已经大大超过了理论上的警戒线，为什么我国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是易淼提出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这对大家的学习研究都会有好处。下面请各位发表观点。
●鲁保林：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增无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但是并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蛋糕”依然在增大，快速的经济增长预期给很多中下层人带来了改变生活的希望。
第二，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并承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增大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媒体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很大。
第三，中国存在大量的“啃老族”（当然“啃老”的程度不同），本身就意味着父母对年轻人的经济支持大大减轻了年轻人的压力。这也说明，“新三座大山”不是压在一代人的头上，而是压在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头上。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构成了一种缓冲机制。首先，尽管我国居民总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是从常兴华等（2010）的研究来看，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为0.373，城镇为0.323.所以，农村和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依然在警戒线的范围之内。其次，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0%多一点。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占36.7%（2010年的数字），这部分人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小，且不存在失业问题。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仍然拥有农村土地，当他们失业时，他们还可以回到农村种地，这就形成了一道缓冲失业和生存压力的防线。
●肖斌：
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两类看法：一是相关论。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偏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不管是来自可得的官方数据，还是民间研究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所以必须对这个警示信号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另外，从拉美国家发展的经验上来看，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基尼系数在传递信号方面的作用。
二是怀疑论。这种观点认为，基尼系数是西方国家的经验评判标准，不能简单地套用给我们国家。我国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0.4
警戒线，甚至达到0.6以上，而社会环境基本上还处于较稳定的态势，这是怀疑论主要的事实论据。
我个人倾向于下面的观点：把基尼系数大于0.4，作为对社会影响的警戒线，这实际上混淆了“收入差距判断”和“收入差距影响判断”的两个不同概念（魏杰2006）。同时，李实也认为，基尼系数只是观察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一定直接演变为社会不稳定。我认为，基尼系数在我国反馈效应变异的原因有：
（1）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客观上加强了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从经验数据上来看，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偏低，但是全国性的基尼系数就过高了。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造成了社会割裂为两个封闭体，人口和信息的流动都受制约，处于不同体系中的人们，对体系之间的贫富差距往往感受不是很强烈。因此，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现在就面临失控。
（2）基尼系数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基于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经验，对于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其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往往要高于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在我国，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别很大，而且地域辽阔，所以基尼系数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例如，在沿海地区3000元月薪，算是中低收入，可是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却算是较高收入。广东的低保标准是1500元，而在甘肃是225元。这样全国的基尼系数会很大，但甘肃的低保户却不因为这样的差距而维持不了生活，广东的低保户也不因为这样的差距觉得自己是富人。
（3）我国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弱化了基尼系数的负面效应。改革开放制定的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居民已形成一种共识或者心理暗示：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有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所以，这在主观上也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虽然在我国基尼系数偏高没有立即导致社会的大的动荡，但它是一个度量收入差距的科学指标。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的苗头：一方面国家的维稳成本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人报复社会的行为，在这几年集中性地爆发，社会仇富、仇官心理严重。
●赵磊：
我归纳一下肖斌的观点。他查资料得出了流行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有关论，即收入悬殊与社会动荡是有关系的；一种是无关论，即收入悬殊与社会动荡是没有关系的。而肖斌认为，应该对警戒线做一个界定，他似乎倾向于无关论。
●梁晓敏：
我个人认为，当下中国基尼系数很高但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原因主要有三点：
（1）由于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大部分舆论都是说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对于贫富差距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大。并且由于对于舆论的管控也比较严格，可能使得很多人对真实的收入差距没有那么多的直观感受，这就会使得人们对这种差距的认知没有那么强烈。
（2）另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以来，人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还是比较强的。虽然人们对于收入差距有不满，但依然会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解决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政府依然抱有期望。这也是大多数人存在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3）当前中国经济还有一定的增长可能性。我国GDP以每年不低于7%的速度增长，并在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下滑幅度，说明我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对于这种总量的发展可能带动的均量的增长，就会使得人们觉得跟自己纵向比较的经济状况是在不断变好的。
●邹坤秘：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美国在发达国家偏高，为0.46（2010年数据）。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至于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已经多年，但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中国特色。本人谈几点不成熟的拙见：
（1）基尼系数只是反映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在我国，老百姓更加看重的是国际公布的政府清廉指数，也就是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度更高些。至于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那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目前短时期内不可能跨入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所以“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目前国家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村社保等等，目的都在维护农民的利益，只要农民不出大事，国内是不可能出大事的，除非腐败问题继续恶化，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生存。
（2）我国政府的维稳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这些维稳费用缓和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一但遇到真正危机，例如大面积灾荒、战争，才会出现大的动荡。现在没有战争，政府通过维稳，把动荡尽力控制在爆发的临界之内。
（3）中国的传统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只要日子还能过下去，老百姓还能忍耐，就不太会强出头，成为社会动荡的不安因素。但是，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到达极限就不再只是社会动荡的问题啦，那就是动乱以至于更严重的情况。
（4）群众对基尼系数这个西方外来词汇不了解，导致对这个数字不敏感，关注度不高。这可能说明，基尼系数与社会动荡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基尼系数算出的数值与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不一致。
●赵磊：
邹坤秘觉得，“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很高，尚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个现象是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农民占多数，只要农民不出问题，天下就会太平。第二，是政府的维稳政策有效。第三，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为贵。第四，就是老百姓不怎么了解基尼系数这个概念。
邹坤秘的这几个理由，我认为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我这里插一句，如果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和为贵”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封建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都是世界之最呢？
另外，邹坤秘说，由于人们不了解基尼系数，所以才没有愤愤不平。那是不是说，人们只有了解了基尼系数这个概念，才会愤愤不平呢？或者说，因为人们愤愤不平闹出了乱子，才有了经济学家弄个基尼系数来做学术研究呢？谁是因，谁是果，恐怕要好好梳理一下。我觉得，邹坤秘的逻辑有些“倒因为果”了。
●张朗朗：
基尼系数扩大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上台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在扩大。所以，基尼系数扩大是一种国际性现象。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利，且后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言下之意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在70年代之前遭到破坏。这个“破坏”应该是指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所谓要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个人认为就是要困住政府手脚，加强资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支配作用。
资本的地位得到加强，作为对立面的劳动，其作用就会受到压制。这种关系也会理所当然反映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因此，基尼系数扩大也是新自由主义力量扩张的结果。关于基尼系数和社会动荡的关系，我个人观点认为：
（1）也许我们高估了社会稳定程度。不断增加的维稳费用和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说明，至少在局部上看，我们的社会其实很不稳定。
（2）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必要条件。社会动荡不需要收入差距扩大这个前提。例证：希腊现在就很动荡，但是希腊2003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没有超过0.35（欧盟统计局数据），甚至2008年以来还在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不是社会动荡的充分条件。这并不否认收入差距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它就像是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在其他因素的催化下被引爆。
（3）回到主题：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大却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换个说法就是在高基尼系数条件下，哪些因素延缓了社会动荡？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同一单位的货币购买力差异很大。一般而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购买力较强。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很大。但是人们的真实生活水平差异也许（仅仅是也许）没有收入差距大。
——社会阶层固化限制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知。
——总体而言，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前提之下动荡不容易发生，但是这不是绝对的。
——货币幻觉。超发的天量货币让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富有，但是却没有能够精确衡量通货膨胀水平。
——国民性。引用臧克家形容中国农民的几句诗：“压死了不作声，冤死了不申诉，累死了为着别人”。
但是，这些延缓作用都无法根本阻止动荡的发生。只要基尼系数扩大到一定水平，该来的总会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肖磊：
我谈一点想法。第一，我觉得0.4之类的警戒线都只是根据国外一些经验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所以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会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点就是，目前我国处于上升时期，是国运昌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人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在不断增大，大幅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以前没有肉吃，现在有肉吃了。所以，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这样，即使相对水平拉大了，但是这个加法的过程减弱了相对水平拉大的负面效果。
第三，是目前国有工人的工资高福利好，这一部分工人是非常稳定的，他们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因素。
第四，农民工是两栖的，身份是农民，工作时又是工人。他们在外打工，能够相对来说增加不少收入。所以，他们挣钱后回农村去花，生活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而真正会出现不稳定的是国企改革，因为这是做减法，收入因为改革而下降，这时候他们就会闹。
第五,就是现在的群体性事件都是经济层面的斗争，只要经济利益争到手，就不会出现政治动荡之类，以及社会动荡。
●赵磊：
肖磊说：“国有工人的工资高福利好，这一部分工人是非常稳定的，他们占了很大的比例”。我想插一句：现在国企工人占劳动者的比重很大吗？“很大”这个判断，显然不符合“改制”以来的基本事实嘛。现在国企工人占劳动者的比重不是“很大”，而是“很小”！千万不要以为，只要少部分人的收入和心态稳定了，社会就稳定了。
另外，肖磊说：由于现在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经济斗争，所以不会有社会动荡。我觉得肖磊的这个逻辑很奇怪，难道群体性事件就不是社会动荡，难道经济斗争就不是斗争(阶级斗争)？比如，最近欧美的劳动者罢工啊，穷人占领华尔街啊，这些群体性事件都是经济斗争，但谁又能说它们不是社会动荡呢？注意：经济斗争不一定就意味着政权更替，但经济斗争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美国出现的“99%的人反对1%的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一种社会动荡。
●易淼：
当前我国面临着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也就是高于理论上的警戒值。而最近有人根据某高校公布的全国调研数据，计算出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676。但是，为何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理解：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动荡的重要条件，也是绝大多数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并非社会动荡的充分条件，社会动荡的形成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很多因素。
社会动荡涉及的是集体行为，也可以说成群体行为。集体行为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相互之间的认同。认同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兴趣、爱好、利益、生活习惯、血缘等等。但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认同，最广泛也最强烈。许多群体事件的发生归根究底是经济利益惹的祸。同时，我们说收入差距过大，其实就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其中，处入生产关系中相同相近地位的人就会形成利益的认同。进一步地，分配和消费中的差异，以及处于更上层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差异会更加强化这种认同。其次，集体行为形成的相关条件还涉及有无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利益群体成员的参与程度、对相关利益问题的忍耐度、民众对正统途径（比如政府）的期待和信任程度等等。这些都是集体行为形成的基础条件，最后，集团行为的形成还需要动因。
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发生社会动荡的动因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收入差距过大。但是，当前我国社会民众的群体意识并不强烈，相同境地的人之间认同感也不甚强烈。另外，当前低收入群体也难以有合法的组织形式来组织运动提出自己的要求，虽然有工会等机构，但是这些组织又存在“功能性阉割”的嫌疑。再者，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这份信任不是某届政府的功绩，而是历史上历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德政结下的善果，是人民政府的优势所在。所以，即使目前出现严峻的贫富悬殊，但相对而言，社会还是基本上比较稳定的。
但是，如果官员肆意挥霍老百姓的信任，尸位素餐而放任相关问题继续恶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群体意识总会在日积月累中产生起来，等到老百姓的信任耗尽，而不再寄希望于权威，那么权威势必失去其合法性。到了这个时候，自发性很强的集体行为的出现，必然将一直蕴积的不满集中宣泄，其对社会的破坏性也必将是空前的。
●赵磊：
易淼认为，收入差距与社会动荡两者是有关的，而且是同方向的相关：收入差距越大，社会可能就越不稳定。另外，易淼说收入差距过大并非社会动荡的充分条件，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认同、信任等等。对于“收入差距与社会动荡”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思考：
（1）要历史地看问题。如果静止看，今天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在物质方面甚至比古代的皇帝都高——秦始皇有电视看吗，有手机打吗，有“爱疯”玩吗，有汽车开吗？这当然是值得现代人骄傲的。但是，如果有人总是拿“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如何高”，来证明现在天下指定太平，那就过于幼稚了。这就如同拿“今天打着手机的乞丐都比秦始皇牛逼”，来证明陈胜吴广已经不复存在，其实是多么地可笑。
（2）要辩证地看问题。作为一个规律，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关系仅仅是一些经验统计，是一个趋势性的预测，并不是精确的量化模型，不可能一加一等于二。科学对自然界都不可能完全精确量化，何况人类社会。比如，自然科学到现在也不能准确预测地震，因为其中的变量有很多还无力把握；同理，社会科学要预测社会的变化，其中所涉及的变量就更复杂了。
（3）影响社会稳定的变量很多，并非只有收入差距这一个因素。所以，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不是绝对地呈现“一一对应”的相关性。但是，收入差距的恶化如果不收敛，社会稳定必然向着恶化的方向演化，最终一定会导致“绝对地”相关。这就是该规律的客观必然性的力量之所在。
（4）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函数来表示：y=βx+θ。其中，y是社会动荡，x是收入差距（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β是常数，θ是随机变量（比如强力手段、传统文化、民族特征等等）。如果θ中所代表的强力手段足够大，那么，社会可以承受相当大的收入差距而社会表面上却很和谐。问题是：第一，强力手段是否可以无限增加？第二，强力手段增加的成本必然导致社会福利降低，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第三，强力手段的增加并不是释放不满情绪，而是以不满情绪的积累为代价。因此第四，类似于对毒品的依赖，强力手段的增加需要更大的强力手段来维系对能量的控制，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另外我提个问题，刚才肖磊说，“只要在做加法，天下就能太平”。一边做加法，一边收入差距在加大，天下也能太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做加法，然而谁都不能够否认这个基本事实：与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国民的心态已经严重失衡，对权势和富人的不满和仇恨正在累积。
其实，18世纪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就已经证伪了“只要做加法，天下就太平”这个想法。托克维尔的老爸是个贵族，被大革命的平民砍了脑袋。所以，他对法国大革命很上心，用心做了研究。他发现，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恰恰发生在“做加法”的时候。
关于“托克维尔悖论”，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写的《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的走向》。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托克维尔提出的悖论做了一些分析。
●易淼：
大部分人加了一点点，少部分人一加就加很多，这样肯定是继续拉大收入差距的，也肯定是有不满的。
●赵磊：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按丛林法则的标准，三十年前，人们的加法做得很不好，可是，像现在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案件，在那个时代还真的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收入差距很小。现在，人们做加法做得如此积极，可是为了一点点事情就要拿刀动杖，就要打打杀杀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可见人们的心态已经相当不平衡了。而这些情况，恰恰是在做加法时出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收入差距太悬殊了。
所以，我们的执政者一定要清除这种思想，即以为“只要在做加法，天下就能太平”。这种思想不清除，非出大问题不可。和这种思想相同的表述就是：“只要做大蛋糕，就不怕有人闹事”。其实，有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会苦口婆心地呼吁：做大蛋糕固然重要，但是分好蛋糕在当前更加重要！
●张朗朗：
如果除掉那些通涨之类的影响，我们的收入还是在日益增加，那社会还会闹事吗？
●赵磊：
不论怎么增加，你都一定会和社会中的其他人去比较，如果增加的比例严重失衡，你就一定不会平衡。如果蛋糕做大后，切蛋糕的人给你增加了一点点蛋糕屑，而他却把蛋糕端回自己家了，你会平衡吗？特别是，这样的现象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不断上演，随处可见，你说你能平衡吗？
●易淼：
我想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收入差距过大并且持续下去，使得消费和生产出现了矛盾，这样就会出现生产性的危机，整个经济出现问题，到了这个时候，想做加法也做不了，而只有让某些人做减法了。
●赵磊：
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张朗朗：
就像欧洲现在，现在想做加法也加不了了。
●赵磊：
是的，我们从欧美的主权债务危机可以看到，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做加法——靠借债来维持福利，肯定是玩不下去的。所以，只要还是资本私有制当道，在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做加法，绝不可能有天下太平！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恰恰也是这种厚此薄彼的加法，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你连加法都做不下去的。所以，政府现在必须要破除“做加法”的迷信，不要以为加法做好了，蛋糕做大了，问题就解决了。很遗憾，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正在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
●易淼：
而且这种加法里面还有很多是货币幻觉，比如这几年有的人退休金涨了近一倍，可惜还觉得生活水平下降了，退休金还越发不够花了。
●赵磊：
我记得79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是工作后再读书的，所以一个月有32元的津贴。我不否认，现在比过去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但看问题要做历史评价。我承认，那时的生活比现在简单多了，但坦率讲，那时候我感觉真的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看看现在，几十元钱能干什么呢？一顿饭钱恐怕有人都不够。
为什么现在几千块钱你都感觉生活紧张，那时几十元钱却没有生活压力呢？你们可以自己算算，那时候，学校食堂素菜一份5分，肉菜最好的也就是2毛一份，我中午两素一荤半斤米饭，也就三毛多钱；加上早晚两顿饭，一天的生活费7毛钱足矣。这里面有个关键，那时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学校住宿全免费，学费基本上也是免了的——现在没有几大千甚至上万元，你“吼得住”么？所以，当时生活真没有什么压力。那时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农村来的，学校给的助学金，十几块钱一个月，也可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了。这些情形是你们现在无法想像的吧？
我并不是要为过去的生活水准辩护，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所以，右派若要跟我算账，我欢迎；但若想给我扣帽子，我坚决鄙视。
附李节提交的文字发言：
基尼系数是一个货币形态的相对指标，属于分配概念。由于分配与消费密不可分，基尼系数的确能极大程度反映消费。在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收入低的能够交换到手的实物肯定比收入高的少，低收入者的实物消费结构肯定也不合理，低收入者全面的发展也就谈不上。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消费的绝对数量。中国低收入者多是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的消费的绝对数量底限及其态度和忍耐力，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一个人对消费的绝对数量的评价，既包含着科学依据，例如，人每天所必须的基础热量和活动热量对食物摄入量的要求，也会对比历史。过去吃穿不好，而现在好转，不满程度增长得可能就不快。0.5的警戒线是一个国际经验数据，既然是国际经验数据，能否适用于中国还需要看中国与外国的差别。例如，中国男性人均体重67公斤，而美国男性人均体重87公斤，中国男性人均的基础代谢热量消费就会少于美国男性人均这个数量。以上或许是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而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的原因。但实际上，规模数千人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不少了。说明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和判断形势一定程度管用。
由于基尼系数反映了贫富悬殊，因而对分析阶级状况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不能代替阶级分析，要正确分析和判断社会政治形势，更重要的方法是阶级分析。阶级状况、阶级意识、阶级矛盾如何，经济形势的演变和未来的经济危机对阶级意识和阶级矛盾的影响如何，由此出发是更管用更科学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