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维基百科）

 

日期：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地点：最早发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等地，随后相关的抗议活动扩展至中国各个大型都市。

起因：1、胡耀邦逝世。

2、中国经济通货膨胀。

3、中国政治环境腐败。

4、大量民众面临失业问题。

5、苏联政治及经济改革

6、东欧工潮

目标：1、中国在社会阶级发展上能迈向平等。

2、伴随着经济改革同时也要展开政治改革

3、开放有关新闻以及言论等自由。

    特征：于各大市民广场上绝食、静坐或者宣告罢工。

结果：以天安门广场为首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而宣告结束。

1、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北京实施戒严。

2、军队借由武力的方式镇压学生以及市民的相关抗议行动。

3、赵紫阳被迫远离中国政治核心并遭到软禁。

4、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渐缓。

5、邓小平其政治领响力渐趋减弱，最后宣告正式退休。

冲突双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中国各大学学生、工厂员工、知识份子、来自中国各地的市民。

指挥人士 政府方面：邓小平 李鹏 杨尚昆 赵紫阳 刘华清 李锡铭 陈希同

             学生方面：吾尔开希 柴玲王丹 封从德

    死亡人数：根据估计总共超过2,500人。

受伤人数：7,000人到10,000人左右。

六四事件又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在欧美国家则多是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来形容这次事件。狭义上的六四事件是指发生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之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民众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与通往广场的道路沿线爆发了流血冲突。而广义的来说六四事件也可以是指从1989年4月15日开始，学生与民众在北京安门广场所发起长达两个月的学生运动，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活动最终北京政府仍宣布戒严并派遣军队前往广场以武力进行镇压，随着大批民众死伤与流亡以及部分军人伤亡后示威宣告结束。

197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阶层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决定实施经济改革，这让中国从过去支持“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家，转型成为偏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法[1]。但发展到了1980年代末，一方面民众对于物价的通货膨胀渐趋不满，另一方面许多学生在经济转型之后随即面临失业的危险，同时经济的开放也促使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贪腐。而在国际社会上，苏联正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而东欧民众呼吁改革的浪潮正此起彼落（后来演变成东欧剧变），也间接促使的民众期望中国能有更多的改变。

1989年4月，被迫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的胡耀邦猝逝之后，许多北京学生以及民众便开始以悼念胡耀邦辞世为名发起了集会活动[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演以及北京学生发起之下，原本作为纪念前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会活动转型成为以天安门广场与周遭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3]。原本许多学生只将这次抗议活动定调成为要求持续性的经济改革以及自由化的示威游行[4][5]，但在越来越多民众聚集的情况之下活动开始朝向要求政治改革与新闻自由的群众运动[4]。这次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活动随即在数日之间演变成全国性的示威活动，在包括上海、武汉等其他重要城市陆续有发起和平示威活动，然而在西安市以及长沙市陆续有抢劫或者是暴动事件发生。事件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处理抗议活动并未有一致看法，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各自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文，将由学生发起的的活动定义为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这项举动引起许多学生以及群众的回响[6]；但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则在5月4日发表了五四讲话，借由肯定学生的举动来纾缓当时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满。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后到6月4日结束为止，整个抗议示威活动总共持续七周左右。虽然在5月20日时中共党部宣布实施戒严，但对于民众并没有立即展开军事行动。但到了6月4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其中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李鹏以及杨尚昆等人在这次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7]。不同于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实际上部队并没有对于广场上聚集抗议的民众强行以武装镇压，但是当人民解放军部队经由北京干线前往天安门广场时仍有进行实弹射击，借此来排除尝试阻挡通行的示威民众[8]。今日各方报告并没有提出确切的民众死伤人数，根据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从数百多人至数千多人不等[9]。

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大幅谴责中国政府对示威民众使用武力攻击，许多西方政府也借由实施经济制裁以及武器禁运的方式表达不满[4]。而在中国当地，自6月4日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时也开始镇压其他在中国各地举办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也禁止外国记者将有关事件的照片与影像纪录传往国外，并严格控制国内新闻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共产党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并将那些被视为同情抗议人士的官员排除于领导阶层[10]；而包括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以及多名高层领导人也要求下台负责，甚至赵紫阳在下台之后还被迫长期软禁。抗议活动亦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中社会主义强硬派的势力，并将事件爆发的原因归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些逼使得在邓小平前往南方考察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脚步渐缓[11]。而在邓小平退出政治活动之后，以在六四事件中成立、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渐掌握中国政治权力。直到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地区依然被列为一个极敏感的话题。尽管各方对于六四事件的看法仍存在众多矛盾，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的呼声也不断出现。

目  录

1 名称

2 背景：2.1 改革开放 2.2 经济危机 2.3 问题浮现 2.4 新思潮引入

3 发起 3.1 胡耀邦逝世 3.2 学运酝酿 3.3 罢课潮 3.4 三学生下跪3.5 四二二事件 3.6 四二六社论

4 升级 4.1 四二七游行 4.2 短暂缓和 4.3 五四周年 4.4 绝食开始 4.5 戈尔巴乔夫访华4.6 赵紫阳探望

5 戒严 5.1 颁布戒严令 5.2 人民大会 5.3 百万人上街 5.4 香港声援 5.5 撤退与留守

6 清场 6.1 清场令 6.2 木樨地抗争 6.3 进驻天安门 6.4 群众撤离 6.5 死伤人数

7 清场后 7.1 媒体报道 7.2 各地冲突 7.3 公开谈话 7.4 逮捕行动

8 反应

9 后续 9.1 新领导集体 9.2 媒体惩处 9.3 经济改革 9.4 香港反应 9.5 国际形象

10 影响 10.1 事件定调 10.2 事后补偿 10.3 政治环境 10.4 自由管制 10.5 社会影响 10.6 武器禁运 10.7 联合国报告

11 文化 11.1 歌曲专辑 11.2 影片节目 11.3 查禁书籍 11.4 其他作品

12 参见

13 注释

14 参考文献 14.1 中文资料 14.2 外文资料

15 外部链接

由于中国政府在6月3日到6月4日期间派遣部队前往镇压示威群众，这使得这天的清场行动成为整个1989年学运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生运动也被称为“六四事件”，甚至直接以日期简称为“六四”。这样命名的方式也与过去两场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抗议活动其命名习惯一致，这包括有1919年要求对抗海外列强侵犯中国权益的五四运动，以及1976年悼念周恩来所扩展而成的四五运动等。虽然“六四”所指的日期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日子，而实际上整个军事清场行动早在6月3日晚间便已经开始执行，但绝大多数人仍是直接以“六四事件”来称呼。也因此，狭义上的“六四事件”这一名称是指陆军部队进驻北京而与民众所爆发的冲突，而较为广泛的含意则包括有先前所发起的示威运动。

其他拿来描述整个抗议行动的常见名称还包括有以性质命名的“六四运动”、以发生时间点取名的“八九民运”或“八九学运”以及以活动地点称呼的“八九天安门事件”或“天安门事件”等等。一些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以及支持群众则在相关的活动和著作中，将这次事件通称为“六四屠杀”、“六四屠城”或者是“六四镇压”等较为激烈的字眼。而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为了能够限制相关资讯的流通而利用防火长城来将主要可能的名称列为“敏感”字眼，许多网络使用者为了应付网络审查以能够在搜索引擎和公众论坛上搜索相关资料，往往也会在互联网上使用包括罗马数字VIIV（VIIV=64）、8平方（8²）以及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等名称代称[13][14]。

自198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使用数个名称来形容六四事件，并借由字词转换的方式来逐步降低六四事件对之后社会的影响[15]。起初事件刚开始爆发时，中国政府将这起群众抗议行动命名为“反革命动乱”，之后更将其直接定调为“动乱”，事件渐渐结束之后则以“六四风波”指称。最后中共领导阶层统一将所有指称当天冲突的名称改成更加中性的说法，也就是今日仍在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类短语来形容[15][16]。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则习惯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者是“天安门事件”（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等名字形容六四事件，或者是拿来描述一系列群众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在过去欧美国家的新闻媒体也长期使用了“天安门广场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者是“天安门屠杀”（Tian’anmen-Massaker）这类称呼，但在近年来这类词汇于新闻上的使用频率开始降低[8]。原因之一在于六四事件实际上在天安门广场内并无激烈的暴力冲突，主要的伤亡处反而是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外围的木樨地地区[8]。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事件”这词语也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反而让人误认为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地区，事实上当时在整个中国的许多城市也爆发了数场声援性质之抗议行动[8]。

2 发 生 背 景

2.1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之一的邓小平，自1978年到1992年间担任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职。

随着197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也在怀仁堂事变中遭到逮捕；并且改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宣告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之后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中确立了改革开放之方针，意味着中国领导阶层决定发起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期望能够借此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以及贫困问题。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也被确认为实际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许多在过去文革期间被迫下台的中共八大元老也重回政治圈。中共一方面陆续在其经济体系下逐步引入许多市场经济的概念，同时在政治发展与限制上也较毛泽东时期更加开放，这促使了中国国内在思想发展上渐渐走向多元化。1985年中国政府宣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召回过去在计划经济理论中派遣到各家私营企业的政府代表，另外发展出一种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最初的几年内受到中国各地民众的欢迎[1]。然而相比之下中国于政治改革的脚步始终是缓慢发展，同时伴随着经济转往自由市场体系的因素导致官员贪腐情况越趋严重，有越来越多企业公司便企图借由裙带关系的方式大幅获利[17]。

此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仍使用1950年代以来采行的定价制度，也就是由国家规定各项商品的价钱并统一贩售，尽管这意味着政府能够长期让销售商品保持基本且稳定的低价格，但也大幅减少生产者愿意增加产量的诱因。在最初的经济改革中试图采用新制定的价格双轨体系，其中有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仍然由政府规定，而一些奢侈商品则允许采用市场波动价格来贩售。但这项政策在长期短缺可用商品的市场中反而出现了逆向操作的手法，人们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大幅购买各种商品，并按照外地市场的价格出售，这导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反而无利可图[18]。此外部分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必须扩大货币供应量，但是中国政府却在提供市场货币方面过于躁急。这导致中国政府在1988年时才赶紧降低货币供应量，却也让之后许多政府的工程贷款迟迟无法发下正确的预算金额[18]。

2.2经济危机

1988年时邓小平与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戴河区召开会议，同意中国暂时先施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所发展的价格体系，等到过渡时期结束后才实施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20]。但政府即将放松价格管制的消息立刻引起大众的恐慌，中国各地民众陆续前往银行领取存款、购买商品并囤积物资[19]。中国政府对于民众激烈的反应一时感到惊慌失措，并且立即撤销实施不到2个星期的商品价格改革，然而在这段时间所造成的后续影响却比原本预期的还要来得更长。自1988年底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陆续提到各种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人口流动失控、官员贪腐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等。

然而失败的物价政策仍然持续让中国经济急速通货膨胀，1988年初时中国各地物价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达到20%，到了年底时各大城市其通货膨胀程度更上升至26%，而大量的粮食、食用油以至于牙膏等民生用品均出现购买囤积的情况。随后粮食的减产更进一步加深了物资囤积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仍然会按照指定价格来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价格利润并无法与种植烟草或糖等经济作物相比，甚至政府也常常逼迫农民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此外随着政府财政短缺以及先前大量金钱提早流入市场等问题，也让农民往往只能够拿取政府收购粮食的借据，而不是进行实质上的金钱交易。

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的报告指出，北京在1987年至1988年展开经济改革时反而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提升高达30%，快速飙升的物价使得领取固定薪水的工人无力购买一般生活产品，进而造成了群众之间的恐慌[21]。此外在在新的市场经济引入下，过去的国有企业已经无法确保能够于中国市场中获取收益，部分公司开始为了降低成本而裁减工人人数，在各地也陆续有国有企业宣告关闭，这些原因都导致当时中国总共有数百万名工人处于失业状态[22][23]。在面临更加严苛的工作条件以及通货膨胀的生活压力下，各地工人陆续发起抗议活动以要求政府重视问题，例如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便有将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2天，另一家制药厂近1,100名工人则持续罢工3个月以表达不满[24]。同时中国社会除了那些尚未遭到撤职并持有“铁饭碗”工作者外，绝大多数人民过去所享有的医疗保健、住宅补贴等社会福利纷纷取消[21][25]。而此时中国各地的流动人口也急速增加，当时大约有4亿人散居在中国各地365座大城市中，同时平均每年还会有800万人流入城市以谋求工作。

2.3问题浮现

改革派领导人原本计划自1978年开始知识分子将发挥主导功用，从而领导国家实施更多有关经济改革的政策；但尽管相关的应对计划都有依照时间表进行，然而这种期望却始终没有发生[26]。原因在于虽然政府机关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和增加各校招生名额[27]，然而由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确实与市场结合，在面对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外国投资等市场的人才需求没有增加情况下，使得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专业科目的学生只能尝试挤入有限的就业市场工作[27][28]。此外私人公司也不再采用过去由国家分配毕业学生工作场所的方式，许多高薪工作人员的录取主要是因为与公司高层有裙带关系，这让普通刚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担任低层工作人员或者是面临失业的问题[29]。而尽管政府会将一些职缺提供给学生报名，然而这些职缺往往不是当时绩效十分差的政府部门，就是在地方上其地位十分小的职缺[21]。面对国内令人沮丧的就业市场，想出国深究或者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其机会也十分的有限，对于这些应得利益的失望让许多人开始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政治层面。北京各个大学校园陆续出现名为“民主沙龙”的小规模政治研究社团来进行研讨[30]，这也促使了之后学生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事务[19]。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内部贪污情况则令民间对政府感受更加恶化。根据统计，在1987年时便共计有15万名共产党党员因贪渎而受罚，此外还有近25,000人因此被开除党籍[31]。同时虽然中国共产党多次表示其意识形态仍遵守过去的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政府仍然持续引进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渐渐变成一种“名义”上的称呼，共产党内部也对于其合法性问题抱持着质疑的态度[32]。再加上尽管政府下令共产党党员每年都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22][23][31]，但是许多民营企业仍陆续贿络各个共产党领导人，期望能够比其他厂商享受更加宽松的法规限制，并借此赚取更多的金钱利润[21]。种种问题在过去不断强调“没有穷人”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出现，这促使了民间社会对于缺乏公平的财富分配感到十分反感，同时公众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了幻灭。然而当人们把希望冀求在政府能有其他改变作为时，仍然是由国家决定所谓的“正确道路”，而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参与或者对话的政治管道[32]。

但种种改革所造成的问题并没有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立即处理负面反应，甚至连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内俨然已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又被称作“右派”）认为应该渐渐转往有关政治方面的改革，借由提供政治自由化以及包容多元化思想的社会来作为民间表达不满的渠道，进而促使人民更加拥护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但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又被称作“左派”）则认为改革开放的部分已经过多，认为应该转往强化国家的控件目以确保之后社会的稳定，并让民众更加配合共产党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一些保守人士也多次批评经济改革早就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33]。然而尽管共产党已渐渐浮现派系间的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34]。

2.4新思潮引入

198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随着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开始尝试在苏联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这举动也对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广泛的影响。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亦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并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35][36]。

1986年夏天，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天体物理学教授的方励之返回中国任教，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巡回演讲。这些探讨有关于自由、人权以及权力分立的演讲议题广泛受到大学学生的欢迎，而讲谈记录也在学生之间不断传阅著[37]。然而面对方励之获得学生热情的响应，邓小平则收到警告指称方励之崇拜西方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以及多党体系的思想，将有可能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37]。

方厉之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公开发言启发了学生的想法，在1986年12月中旬学生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方面批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步伐过于缓慢，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实施民主选举和彻底以法治防范贪腐案件[38]。抗议活动最早是由方厉之住处的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这场抗议社会弊端的示威活动迅速扩散到上海以及北京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中央领导阶层对于学生的抗议行动感到震惊，并认为学生正在展开过去文化大革命风格的动乱。中国政府亦随即指控这场学生运动受到他人操控，并指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这起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的学潮，最终反而促使了对学生与知识份子抱持同情态度的胡耀邦下台。原因在于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中共八大元老指责胡耀邦面对这次抗议表现过于软弱，且在处理政府于学生间的权威树立上表现不佳。1987年1月共产党保守派份子指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破坏了社会稳定，并违反中共集体领导原则而展开严厉的谴责[39]。在种种压力之下胡耀邦被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请求，最终在1987年1月16日核准离职[40]。同时在整个1987年期间，中共中央也开始强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活动。而包括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于共产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也在胡耀邦下台后陆续遭到开除党籍作为惩处[39][41]。

尽管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已经被迫下台，为了能够确保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邓小平特意安排了与胡耀邦在政治见解上极为接近、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位，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意味着邓小平将赵紫阳视为自己之后的接班人。然而邓小平为了安抚以陈云、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直接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也提名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42]。

3  发  起

3.1胡耀邦逝世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来防范西方民主思潮对民间产生影响，但是社会大众到了1980年代晚期已浮现出不安的情绪。在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纪录片《河殇》时，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发当时社会热烈的讨论和关注。到了1989年时，包括方励之、北岛等知识份子要求政府把握契机开放政治环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结合一同推动，此时社会普遍处于希望政府能做更大改变的氛围下[44][45]。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而猝逝。尽管胡耀邦在晚年便因为八六学潮而远离中国领导中心，且随着他的辞职中国政治圈也一度陷入紧张[46]。然而先前他所表现出政治自由化以及模仿西方的想法与学生的抗议活动吻合，这使得胡耀邦在党内改革派、知识份子以及学生心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47]。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等中共高层之后，绝大多数人对此感到十分讶异与遗憾。邓小平随即要求夫人卓琳前往致电胡耀邦夫人李昭，并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来安排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也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而在胡耀邦逝世不到4小时，作为官方媒体之一的新华社也迅速作出报道，并形容他为“长期担任党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48]。

胡耀邦的逝世后外界媒体也开始密切关注其可能对中国政治界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与路透社均评论认为胡耀邦的死并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早在八六学潮之后他便已离开权力中心，但是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逝世消息的报道可能会影响尔后中国政治的发展。4月16日时，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耀邦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认为之后追悼的活动将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日时事通信社亦指出适逢五四运动70周年，在民众不满长期通货膨胀和官员特权等问题、以及学生间强烈要求民主呼声之下，提到“胡耀邦的逝世是否会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的事态，正受到人们的关注 [48]”

3.2学运酝酿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校园后，引起许多学生的热烈反应，并成为之后集结发起悼念活动的最初动力[3]。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于上海数间大学纷纷挂上大字报和挽联表示敬意，学生于海报上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同时也呼吁政府正视胡耀邦所遗留下来的贡献。但几天之后，绝大多数海报逐渐将主题转往更加严肃的的政治诉求，这包括有新闻自由、人民自主以及官员腐败等等议题[49]。例如在4月16日于上海市复旦大学举办的400人追悼会中，便有学生公开发言表示：“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