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性与中国左派之成熟度 ——我读项观奇“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2008-11-10） 项观奇先生是我的一位左派——不，准确地说是毛派、正宗毛派——朋友。他的近作“左派的右倾和软弱”，与他的其他大作一样，较之绝大多数左派言论，在理论上确有高屋建瓴、所向披靡之处，这正是该文的闪光之点，值得大大地肯定。譬如说其中有关“改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有关邓力群等老左真正“要恢复的一些东西，正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关左派“不敢要求民主，不敢反对一党专制，这是舍本求末。右派在那里反对一党专制，争民主；左派却在这里反对多党制，批资产阶级民主，这不是见鬼吗？”；以及不少左派只是“网上局限于发点牢骚，说点怪话，呼点口号，有时，哀诉对往昔主席时代的怀念”，……等等、等等。 但是，读罢全文，你又不能不为作者思考的巨大局限性而扼腕浩叹：他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看不到中国当代活生生的封建社会主义，几乎无不与毛泽东有关，无不是毛泽东的遗产；看不到中国至今还顽固地苟延残喘着的封建社会主义正是毛与邓的共通之处；看不到无论毛、邓之间有着多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但在“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他们实际上却是并无分歧、并无斗争，一直都是和衷共济的。 如果说，毛路线与邓路线也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实用型”封建社会主义，而两者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成功和灾难。 不过，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着重强调一点，毛与邓还有一个共通点，即：他们——以及跟在他们后面许许多多的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混入的变节分子和贪官污吏不算）——又都是将自己所至死都坚持的那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当作人民幸福的源泉来奋斗、来捍卫，来鞠躬尽瘁和死而后已的。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你本想进入这一个房间，实际你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语）其实，真正在“捉弄人”之历史表象背后起作用的，却是那不以任何人——即使象毛、邓那样权力无上的领袖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通过多年反思，尤其是在黑牢里所经历的巨大心灵阵痛，让我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和痛苦的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又使之不能不是一个——以小农社会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党，一个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小农“平等”乌托邦充满着孜孜以求幻想的党。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使之逐步地成了今天这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历史进步的封建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即使有如此结论，也并不妨碍我至今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在当年打天下的奋斗中，它那坚韧不拔的勇气，可歌可泣的奋斗，就象历代农民造反业绩一样，仍不失为我们今天为争取民主中国而奋斗的巨大精神遗产。它当年那种对平等、自由的乌托邦幻想，包括毛思想中那些理想主义的闪光颗粒，如果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加以改造和继承，就也仍不失为我们今天用以反对中国封建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武器。 这或许正应证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一段名言：一个阶级，当其处于上升的时期，处于革命的、进步的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当他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开始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了，它就逐步地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不赞同被法轮功和民运中一帮人吹得天花乱坠的那个什么低劣的《九评》中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坠地”、一个坏种；它一诞生就是一个大坏蛋，而不是经历了一个由上升、进步到堕落的过程，一个由此及彼的演化过程。 同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作为“红二代”的反毛的“少林”（又名：“小红花”）所一再反复强调的一个见解：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叛徒。似乎在他看来，毛泽东至死都还坚持着的那个使之最终演变为、也不得不演变为封建社会主义的小农社会主义乌托邦，不是数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似乎当年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时，就不是追求着要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一切”、从而主宰一切的一党体制；似乎今天中国的一切堕落和黑暗，都不是与这个一党独裁体制有关，而仅仅是毛泽东或邓小平个人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以上两者，皆属历史唯心论，所以我不能苟同。 看看今天的中国左派吧。他们全部理论的要害，仍可一言以蔽之：绕过或跨越万恶的资本主义，直达社会主义的美好彼岸。他们或者不甘承认列宁、毛泽东的失败，或者即使承认其失败却自信自己用其新左理论可以避免类似失败。他们用所谓“东方特色”、“民族利益”、“反世界霸权”为由，顽固地抗拒着那个给打上“西方”标签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总之，他们喋喋不休地眼睛向外数落着“全球化”就等于世界强权、世界霸权，而就是不眼睛向内也看一看：难道不正是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的一党霸权，才极大地窒息了我们民族蓬蓬勃勃的生命力，才使得我泱泱中华，难以强大到取得真正实际参与制定世界规则之强国地位？既然某种政治体制，可以使彼国迅速崛起，雄踞世界，乃至欺负我们，那么，试问，为何我们今天就不可以直接将其拿过来，加以适当改造，从而让中国也迅速崛起，去与之争雄？为何中国今天什么都可以“拿来”，就是那多党体制不能拿来？！为何今天中国什么都能改，就是这“老佛爷”的“领导一切”不能改？！ 尽管项观奇先生无疑是中国当代左派中的佼佼者，尽管他的许许多多的思想与我的一些想法“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的那种其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所向披靡一遇到毛泽东这尊神就嘎然而止的思维局限，却使之根本无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格——理论的彻底性。譬如，坚持唯物史观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之前因后果的历史承继关系；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当代中国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要打倒中国官僚特权阶级；坚持社会主义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是指：一种国家正在走向逐步消亡中的过渡型社会形态，……，如此等等。 作者想当然地说：毛泽东“要活到今天，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化，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是会很开放，大改革的。” 但我则要说，毛再开放、再改革，也不会开放到、改革出一个有可能让其当不成终身“主席”、有可能让共产党下台的多党竞争体制出来。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毛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之乌托邦代表人物的特征。记得文革初期，上海“夺权”时就有人提出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体制，结果却被毛以“幼稚民主”一巴掌给打了下去。此后，凡顽强地坚持着“巴黎公社”模式的造反派，就统统被当作“极左思潮”、“五一六”分子给打入了黑牢。 而被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所热情赞颂为“新社会曙光”的巴黎公社，即使在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却是自发地、也自然而然地实行着多党共存、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这是因为，这种政治文化早就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一样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文化惯性，也成为巴黎工人阶级可以从资产阶级——它当时正在浴血抗击着的阶级敌人——文明中立即继承过来的政治遗产——尽管其政治文明硬件即现成国家机器应当被彻底打碎。恩格斯二十年后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巴黎公社的这种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与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国家体制的天然联系：“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今天，中国的左派们无论将其“人民”、“劳工”的旗帜挥舞得多么热辣带劲，无论将其“平等”、“公正”的口号喊得多么震天价响，但若对中国今天的全部弊端、全部腐败和全部黑暗之万恶之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体制这件“皇帝的新衣”上装聋作哑、背过脸去，那么，就凭它屁股上的这道专制胎记，它就休想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休想占领我中华民族的道义制高点！ 事实上，被毛、也被邓、乃至被整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文化”来加以反对的，恰恰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也难怪，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从来都是资本主义的同盟军，甚至比整个资产阶级还来得彻底。而小农社会主义，则恰恰又从来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同盟军。事实上，从小农社会主义到封建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就一步之遥。 因此，很有可能，毛面对今天的世界，会将我的朋友项观奇，一位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毛派，当作“同情资本主义”的动摇分子一概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给请进“秦城”作客去。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这个应当打上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质言之，它不过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者们所仅能理解，且由于其生存环境、历史沉淀、文化熏陶又使之也只可能作如此这般理解的那样一种“专政”：将经过中国文化传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教，并用之消灭一切思想异端，包括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邓小平大反本来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却将毛泽东的肖像高悬天安门，将毛的战友打入黑牢；然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待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肖像和马克思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实，这正是低了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世代的文明，这正是中世纪的封建阶级的专政。这种在中国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恰恰正是生活在中国的小农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的、可以现存地随手拿来就能派上用场的政治文明吗——就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将资产阶级宪政文明拿来就用一样。 可见，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仅必须被译成为中文，还必须通过中国文化来传译。因此，那号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正因为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便使之有着让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的神奇功效；又还是因为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才使之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张献忠主义”、“李自成主义”、“洪秀全主义”、乃至“秦始皇主义”。事实上，从建党之初在根据地内大杀党内和红军内的“富农党”、“社民党”，到延安整风中的从肉体上消灭王实味，从建国后的反胡风，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其统统都一以贯之地秉承着同一个历史脉络：从小农社会主义到封建社会主义。这前后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雏形，一个是成形而已。诚然，当这种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惯性运转，当它仍然执着于、焦躁于其当初中国共产党得以发生、发展的那种“平等”乌托邦理想，从而不得不将这种理想之火烧到了“老干部”们的头上时，于是，从来就跟着毛泽东干着这同样一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家伙”们便不干了，他们要终止毛终生所坚守的那个创党时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理想了。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营垒才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于是，中国封建官僚特权阶级才不得不向那个数十年来屡禁不绝、斩之又生的幽灵——资本主义必然性——作点让步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邓记的“改革”和“开放”。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既要抛弃毛终生所坚持的那个小农社会主义的“平等”乌托邦理想，又要保留毛一手建立的那个封建社会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治遗产，于是便产生出眼下中国这种权贵拥抱资本的超级怪胎。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乐意于与这个危机四伏、如坐火山口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因为这种用过时的政治文明支撑着的政权，就注定了其休想赶超他们、休想与之平起平坐，从而也就休想危及其世界霸权了。这一点倒有点像当年追求民主宪政的孙中山却老困惑于一直得不到西方“民主列强”的支持，最后还是靠列宁的慷慨援助才成就了国民革命。顺便一提，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二十多年来老是徘徊于几个自甘傀儡化人物的喧嚣，其秘密也正在这里。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由集权专制社会向民主宪政社会，由落后的的封建专制文明向进步的、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转型的前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中国今天的种种制度性弊端，绝非资本主义文明健康发展的结果，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文明不发展、不成熟的结果。毫无疑问，今天中国正面临着的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变革，其性质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今天的中国人，还不得不面对着三百六十年前的英国人、二百年多前的法国人和二百年多前的美国人所面临过的同样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反专制特权！ 但是，与当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先贤们所处时代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在林林总总的革命理论中，又多出了一种理论：它既不从神仙上帝，也不从抽象人性出发，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来阐释资产阶级革命之全部合理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文明，那就必须在今天为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文明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经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再懦弱不堪，中国的左派、右派又大都犬儒化的二十年之后，或许，现在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自己声音来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中国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干资产阶级革命！ 高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旗帜，旗帜鲜明地干资产阶级革命，这正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我们比资产阶级高明在于，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并非我们的终级目标，这个革命最终在未来将转变为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今天，我们得必须承认，中国现今的革命任务是打倒封建专制特权阶级。即使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也比封建专制特权阶级那道貌岸然的特权等级制要强千百万倍。须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类历史要从特权文明演化到事实平等的文明，中间必须得经过一个权利平等的文明，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 至于中国共产党，它能否由一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动政党，被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左派，能否由一个曾严重依附于中国官僚特权阶级的御用派别，而脱胎换骨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彻底的自由左派？那就还得看中国无产阶级的成熟度，得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度，得看中共党内真正改革派的成熟度了。 写于 2008-11-10 ========================================= 附：项观奇：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最近围绕农村土地问题，左右两派好像分歧很大。正是从这个争论中，我看到了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当着左派看到，<公报>没有使用『流转』这个词时，兴奋非常，以为这是党中央接受了左派的意见。可是，过了几天，<决定>发表，不仅使用了『流转』这个词，而且基本精神，和胡锦涛同志在小岗村的讲话没有什么不同。左派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 这里不谈哪种意见对，只谈左派认识问题的局限。 过去，我写过<左派不左，右派不右>一文，其中的左派不左是批评邓立群等同志实际并不左，因为他们是跟着邓小平同志的路线走的，而且他们要恢复的一些东西，正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都表现了他们实质上的右，绝非真正的毛派。 现在，左派有进步，但是，还依然有这样的错误倾向。 我看，错误至少有三点。 一是,许多左派谈论经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违背了马克主义政治是统帅，政治占首位，政治路线决定经济路线这个浅显的道理。其实，搞一点资本主义，搞一点私有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究竟是我们领着资本主义走，还是资本主义领着我们走。左派既怕资本主义，又怕谈论政治，老是想回到毛主席那时的经济政策上去，这实际是走不通的。 二是,左派的论战对象，好像就是厉以宁、吴敬涟、张维迎、张五常这些经济学者，好像中国经济的方向和问题，都是他们出了坏主意的结果。这些人的意见的确不足取，有些人的御用气也让人讨厌和鄙视，但是，他们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只和他们论战，虽不能说简直是和风车论战，但不能解决问题是肯定的。右派是关心政治的，他们希望政治能进一步朝他们的要求发展，保护官僚特权资本的利益，所以，张五常把现在的政府称为他所见的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帮助他们捞了个够，而且还要更多地捞。 三是,左派并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现阶段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经常表现出左派的僵化，和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主席是个很实际而又很有气度的人，他总是总揽全局，大处着眼。他要活到今天，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化，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是会很开放，大改革的。可是，在我们的左派的眼里，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容不得的。不要忘记，改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把握住领导权，所谓『权为民所用』，那就等于牵着资本家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政治。 左派的这种局限，使他们的斗争软弱无力，不能真正推进解决问提。网上局限于发点牢骚，说点怪话，呼点口号，有时，哀诉对往昔主席时代的怀念，有时，痛骂一群帮闲文人的无耻，但这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实，对于真正的左派，真正的忠于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来说，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很清楚，三十年来的问题的要害在路线，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于这一点，就我所知，魏巍、马宾等同志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说左派今后的长期的艰巨任务就是批邓，反击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抓住了根本的。 一九六五年前后，主席一再说擒贼先擒王，就是要抓修正主义路线，抓要害，抓头子。三十年来问题的要害是路线分歧，是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一场无法调和的路线斗争。这是目前问题的纲。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的问题不可能解决。 十七大已经明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列毛主义无关，这个理论是邓理论、三个代表加科学发展观。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不是那几位经济学家所能决定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解决这个路线问题；而要解决路线问题，就要解决中央的路线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左派可能因为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没有言论自由，有些话不好讲。但是，这难道不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比经济问题更大更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可言?任何经济形式都会被拿来为特权者谋利益。对政治问题退让，不敢要求民主，不敢反对一党专制，这是舍本求末。右派在那里反对一党专制，争民主；左派却在这理反对多党制，批资产阶级民主，这不是见鬼吗？ 只去探讨经济问题，是不得要领的。以退让去处理任何问题，都不是斗争哲学，而是修正主义哲学，那不是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策略，那是机会主义者采取的策略，那样永远也没有胜利可言。修正主义是不让步的，是只有反攻倒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因势利导争取胜利。斗争从来不是允许了才能干的，恰恰相反，斗争的权力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不然何谓斗争？不要忘记，列宁说的真理，秩序是统治者剥夺被统治者的手段，你迷信统治者手中的秩序，你就永远没有争取解放的可能。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和邓小平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主席去世，小平同志重新上台，不但翻案，而且推倒了毛主席的路线，代之以邓小平路线。他的核心地位是自封的，是排斥了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窃取的，是他的野心和专制的充分表现，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是对集体领导这个全党已经获得的共识的践踏，邓小平同志的所谓核心地位没有任何合法性。要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当前首当其冲的就是破除对邓小平的迷信，把从对邓小平的『凡是』中解放出来。最根本的就是否定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确立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左派，要遵循马列毛主义的策略办事，一是揭露、批评胡锦涛等同志因循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对他们是治病救人，对群众是宣传教育；二是也是更重要更基本的是，发动全党、全国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纠正错误路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毛主席一九六六年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希望，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出孙悟空。大家就是要做孙悟空，敢于大闹天空。不是闹乱国家，是要闹掉修正主义。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还表达过一个思想，就是：只要人民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就能解决了。这正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左派唯一应该选择的正确的斗争道路。 2008、10、26、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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