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美国经济又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上

　　罗伯特·波林：COVID-19造成的经济崩塌的致命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这一个礼拜，有660万人提交了失业保险的初期申请。上一周是690万人，上上周是330万人。在这三周之前，提交申请的最高人数出现在1982年10月，当时处于罗纳德·里根双谷经济衰退时期(Double-Dip Recession)。那时，申请记录的数字累计到达650,000。1982年和今日的不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即便是我们考虑到今日和1982年美国劳动力的相对规模。这样，1982年65万失业保险申请占美国劳动力的0.6%。4月第一周提交申请的660万人以及之前一周的690万人都各自整整占据全美劳动力的4%。所以在劳动力百分比方面，这几周的失业申请比之前1982年的记录多出了7倍。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申请总计1680万，新增失业人口占据美国劳动力超过10%。预期这个数据在接下来的数周会持续上涨，可能会将失业率推高到20%，这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个深渊以来未曾见过的数据。

　　美国失业人民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拥有的是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份保险现在没了(译者注：失业便不能享受这种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3月27日特朗普签署的经济刺激法案并没有为正在治疗的感染者提供资金。彼得森-凯泽家庭基金会(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计治疗可能花费多达20,000美元，即使是拥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人可能最终也要自己掏1,300美元。因此，完全处于公司统治的精神以及极度不公的美国医疗制度之下，COVID-19会袭击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且就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还要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今日已经在美国实施，那么每个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被医保完全覆盖。

　　除了失业人们的情况，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一线重要职业岗位上工作的人们的情况。这些人正因为出来工作而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一份来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译者注：CEPR，位于华盛顿)，由Hye Jin Rho，Hayley Brown和Shawn Fremstad撰写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响应一线的六类主要行业雇佣了超过3000万美国工人(将近全美劳动力的20%)。这些工人其中包括杂货店收银员、护士、清洁工、仓库工人和公交车司机。整整65%都是女性。与这个比例不相称的是，她们是薪资很低并且缺乏医疗保险。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人正暴露于高度的感染风险中，如果他们真的被感染了，其未来将面临除健康危机之外的严峻的财务危机。

　　新冠病毒也最残忍地打击了美国的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社区。因此，在伊利诺伊州，由COVID-19造成的所有死亡人数中非裔美国人占比超过一半，即便同时他们只占据全州人口的14%。在路易斯安那州，迄今70%的死亡是非裔美国人，尽管他们的比重只有人口总数的32%。其它州也都大致如此。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无法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和不工作在家这样的同样方式来保护自己。

　　尽管对于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中的人们来说目前形势严峻，然而当病毒开始在诸如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当中传播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似乎比较温和，但是，它几乎是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冲击。首先，保持社交距离和自我隔离的策略在高收入国家已经相对比较有效地降低了传染率，但是这些策略在贫穷的社区中大部分不可能实施，比如在德里(Delhi)、内罗毕(Nairobi)或利马(Lima)，因为这些社区的人们大部分生活在非常拥挤的住所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管去哪里都必须依赖拥挤的公共交通，包括上班通勤，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在家待业的成本。这个问题还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条件而更加复杂。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大约70%的就业是非正式的，意味着工人无法享受雇主提供的福利，包括带薪病假。正如印度经济学家C.P. Chandrasekhar和Jayati Ghosh写道，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毋庸置疑地对任何经济低迷最为脆弱敏感。当这样的经济下行在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灾难之后到来时，忧虑无疑是成倍地增加。”

　　而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本来只拥有极度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而且已经被旅游业滑坡与出口收入和汇款的急剧下滑而重创。因此，近几周已经有85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请求短期紧急援助，这个数字大概是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中此类请求的两倍。情况很可能非常迅速地恶化。

　　C. J. Polychroniou：诺姆，新冠会终结全球化吗？

　　诺姆·乔姆斯基：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有记录的历史，实际上还可以更远。并且全球化还会继续。问题是，以怎样的形式?例如，举个例子，有一个是否要将一些企业从印第安纳州转移到墨西哥北部的问题。

　　谁来决定?纽约还是芝加哥的银行家?或许是工人和社区?甚至可能和墨西哥那边一起协调。人们之间有各种关联，他们中也有利益冲突，但是这个利益冲突不是和地图上的颜色相对应的。当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全球危机时，各国相互竞争的利欲熏心的场景凸显了结束基于利润的全球化以及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必要，如果我们希望逃脱灭亡的命运的话。这场危机正在提供许多机会，以使得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可以设想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并且继续前进去创造它。

　　新冠病毒可能改变高度脆弱的国际经济体系。这套体系是近些年形成的，由利益驱动，并且毫不考虑表现出的代价，例如由于复杂供应链内的交易导致的巨大的环境破坏，更不用提对生命和社区的破坏。所有这些都很可能将被重塑，但是我们仍要询问，以及回答，谁是领导角色的问题。

　　有一些朝着服务人民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朝着集权前进的方法。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发出呼吁，要建立进步的国际化，与特朗普政府正在打造的那些反动国家的全球化作斗争。

　　同样的努力可以采取多样的形式。工会仍然被称作“国际组织”，使人回忆起那些梦想，那些并非定要被闲置的梦想。有时的确并非如此。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译者注，原文为Longshoremen，应是指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简称ILA，该工会代表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墨西哥湾沿岸，大湖区，波多黎各和内陆水道的码头工人)拒绝卸货正是国际团结的行动。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层面，都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团结的例子。国家层面，没有什么能与古巴的国际主义相比。从皮耶罗·葛雷杰斯(Piero Gleijes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深度描述的古巴在南非解放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到2005年毁灭性的地震后古巴医生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再到今日帮助欧盟克服其防疫工作的失败。

　　在民众层面，我不知道有什么能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民对中美洲的声援洪流相比。那是为了帮助里根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以及在他支持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参与进来了，其中最专注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美国农村的教会群体。以我的了解，在之前的帝国主义历史中没有过这样类似的事。

　　总之，全球的交流和融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一些值得高度称赞，并应该积极效仿。

　　C. J. Polychroniou：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衰退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国会批准预备投入2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鲍勃，这足够吗？这笔资金是否能测试出美国还能承受的负债的极限？

　　罗伯特·波林：特朗普3月签署的刺激项目是美国历史上此类政策中最大的。2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GDP的10%，政府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其迅速分配掉。作为对比，2009年奥巴马两年的财政刺激预算是8000亿美元，或者说是两年中每年GDP的约3%。

　　尽管此次刺激的规模史无前例，然而不难看出当下的刺激计划还是太小了，并且因此在大多数重要的方面将鲜有成效。这时，将一切事情综合起来，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次的刺激给那些大型美国企业和华尔街提供了巨大的捐赠。也就是说这批人和11年前受益于奥巴马刺激计划以及相应的华尔街紧急援助的是同一批人。我之前指出的事实是，此次刺激计划并不给受到COVID-19感染的人提供医疗支持。它也只为前线抗击病毒的医院、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最低程度的额外支持。随着衰退扎稳脚跟，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经历税收的急剧下滑，包括收入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在2007-09大衰退期间，州和地方的税收下跌了13%。我们能预期现在的跌落至少有同等的严重程度。由于缺少来自联邦政府的大规模的资金注入，即大概三倍于目前为止通过刺激获得的分配额，州以及地方政府会被迫进行大规模的预算缩减以及裁员，包括学校老师、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人和警察，这些人代表着工资单开销的大头。

　　甚至是特朗普政府看起来也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太小了。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国会的民主党人都已经在讨论又一项数额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美国的确有维持借入这些巨额款项的能力。在外界的考量中，正像2007-09大衰退中那样，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市场可用的最安全的资产。这将会在全球市场为美国国债带来相较于其它信用票据的溢价。如果债务负担过高的话，美联储也有能力按需买进和有效地收回美国政府债券。没有别的国家或者任何类型的实体享有这样的特权金融地位。

　　在这种极其有特权的地位，美联储现在致力于为美国公司和华尔街企业提供基本上是无限和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仅在3月18日到31日，美联储就回购了1.14万亿美元的国债和企业债券，平均每秒超过1百万美元。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预测，到六月美联储的资产持有量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即美国GDP的60%，之后还会进一步的增长。对比来看，2007-09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债券持有量是1万亿美元。之后在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猛增至2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之后几个月美联储开始出手干预的1/5。

　　美国和全球经济现在的确需要庞大的紧急援助，以避免无辜的人们因为疫情和经济崩溃双方面遭受痛苦。但是紧急援助需要立刻聚焦于分派给每一个人他们需要的医疗物资补给，并且保证人民财务不受损害。

　　从更广阔的结构性视角看，我们也需要阻止美国所享有的巨大金融特权的滥用，这样的特权支撑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厦，使其在过去的40年间一直支配着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生活。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金融手段这个事实，使得它可以在过去11年间帮助巨头公司和华尔街两次摆脱困境。这也意味着它完全有能力控制那些最为机能失调的和反社会的私人公司。我们可以通过以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代替私人健康保险产业开始。联邦政府也可以取得，那些在接下来30年里无论如何必须使其淘汰的化石燃料产业的控股权。别的如至少部分国有化的目标应该包括那些航空公司，他们现在处于绝望的境地但却在过去的十年间滥用其96%的资金进行股票回购。那些帮助设计这种金融操作的华尔街的操纵者们，需要面对严格的条例监管以及来自大规模公共发展银行的竞争，这些银行能够为诸如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这样的项目融资。

　　总之，美国经济终将走出现在的危机，然而我们不能允许它又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上去。很明显，大衰退期间，一些最大的美国企业和华尔街公司离开政府的救生支援就不能存活。现在，仅仅11年后，我们又将重映这样的历史，只不过这次是在超大电视屏上。新自由主义学说40年以来的作用便是一直纵容大企业和华尔街，这使得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开口，他们的企业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就总是会有求必应。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积敛利润，同时根据需要把自己的风险转移给其他每一个人。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这些企业还想坚持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企业主谋取最大的利润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就需要中断他们的生命线。进步人士应该继续为这些原则而奋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