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方为例看“遍地文革余孽”哪儿来的

　四、“小圈子”统治激发的反作用力——天下何人不极左?

　　说教授和名流们“脸皮不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脸皮一个大钱不值可以随意抛掷，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显属经过“所得有甚于脸皮者也”的比较之后，才会那样不管不顾地公开发声的。当然，这个推测基于教授们不缺乏初中生的逻辑常识，估计他们对事实和逻辑的甄别水平不为零而言的。

　　从上表词频统计数字看，右边竖栏较为集中地说明了方主席的写作方法——以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为主，而左边竖栏的词汇大体上反应了方主席努力写作的胸中块垒——她想要透过这样的写作解决什么问题。正是在这一栏中间，我们找到了教授们不惜牺牲脸皮而发声的必要性与共情处——为了捍卫他们共同的政治需要或者理念，需要他们的合力发出响亮的声音。正是因为如此，方主席才会嫌道听途说的材料还不够力度，才怀着强烈的抱负和事业心，去“凭空生产”出新材料来，以服务于所需要的言说目标。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与方主席争论的不是左右而是真假;复旦大学的余亮先生说与方主席争论的也不是左右而是新旧。这些方主席恐怕很难听进去，她和那批力挺她的教授们的唯一问题意识和主要的政治追求方向，就是反极左和反文革。有些人就此说方主席言行不一，她一面嘴里说，健全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但只要一遇到反驳和批评，就祭起了极左的大棒抡下来，这是无耻的双标。

　　老田许多年来吃饱饭没事干，对文革这段历史超有兴趣，算是当今世界上在文革问题上花功夫最多的人之一。就老田所见而言，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对于文革和极左的憎恶，多出于现实经验和体验，并非无聊滴纠缠过去。就文革的经验状况而言，造反派的出现及其批判锋芒所指，往往与一个单位内部长期积存的小圈子政治有关，只要这个小圈子实际存在——少数圈内人不公正地排斥和打压圈外人，也就会同时激起圈外人潜在的批判性，这就跟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状态一样。小圈子排斥性越强，越是不公正或得罪人越多，圈外的造反派就越是强大，这个基本的对抗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变的。

　　文革造反派的一般状况是：越是单位领导不得人心，喜欢搞小圈子排斥多数，平时积怨越多，造反派人数就越多，造反或者批判精神就越强，最极端的情况下，会达到举目皆敌的状况。而另外一个极端上，如果一个单位领导越是得人心，造反派就非常少，即便是有也挑不起什么风浪来，例如河北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那儿，就近乎不存在着造反派。由此可见，造反派或者文革余孽这样一种批判性力量的存在，仅仅与领导方式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造反派的批判性多数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文革时期就是如此——对于刘邓到底是不是走资派或者变修了，多数造反派其实无感;而文革后学界和文坛的小圈子统治的普遍化，是一个显著现象，这就近乎塑造了那种“天下何人不极左”“圈外处处皆余孽”的现实，这样的批判性也是依然具体的，并不意味着反改革或者反对共产党执政。方方们之所以把此种十分清晰的具体不满和批判性，上纲上线为反改革，参阅后文“讪君卖直”部分的分析，有趣的反倒是，是方方们自己那一拨才是真的要搞反共事业。

　　小圈子统治除了塑造出特殊的单位政治对抗性之外，还会显著影响到学界与文坛的意识形态生产特点。方主席这群新三届神话群体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建立起小圈子统治，文坛就只剩下文学表扬了，再也不见了文学批评的踪迹，学界也没有了严肃的学术批评和同行评审，小圈子变成了一切。这些当然不只是方主席那几个人主导搞的，但肯定也不体现各种明示的改革设计方向，作为一个共时性事件——自打方主席这一波“新三届神话”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都盛行小圈子统治了，这其中的内在机制到底是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老田预备另外写一篇文章尝试剖析一下。

　　小圈子统治的普遍性，当然会一样到处激起对小圈子的反感和怨气，故方主席也时刻体会到文革的潜在威胁就在她身边——她们就这样一边搞着小圈子统治，一方面认真埋怨着对小圈子的怨恨和潜在威胁。顺手在知网上查了下挺方教授群的“学术成果”，如果放在今天，同等学历情况下的新进教师，过半的人恐怕连讲师都评不上，更不要奢谈什么教授博导院长或学科带头人了，这说明小圈子经营的效益还是刚刚的。

　　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了四十年之后，还原样保留着反文革反极左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她们不能够与时俱进，而是她们从开始到最后，就从来没有免除过来自圈外人的“造反派威胁”这种具体的批判潜能。又由于方主席这一波人在学界与文坛的小圈子统治的彻底性和长期性，除了他们的小圈子成员之外，几乎天下没有人不是造反派了，她们几十年来虽然有点特权，也着力经营着小圈子，但近乎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白色恐怖”威胁里。小圈子统治不息，就到处被“文革阴魂不散”包围着，这是再真实也没有的经验和体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间，反复提到“讪君卖直”的清流经营方略——一个官员越是贪腐无能，就越是要透过诽谤和攻讦体制和上级，去兜售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个经营策略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为了对外转嫁圈外人的批评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良知”和意义生产实现——越是毫无现实能力与贡献的人，就越是需要透过虚拟生产去构建自身的人生价值。方方们的批评政府，当作如是观——她们自己就是腐朽无能的现实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和支撑点，恰好这一部分人只要是得到了机会，就格外需要“讪君卖直”的经营方略。所以，反极左反文革，乃至于作出各种批判政府或现实的姿态，不仅是他们体验到的微观政治风险所在，更是他们自我保险和完成内心价值生产的凭借。

　　做完了这点初步的剖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方主席的日记写作，给出一个初步的评判了：她是透过道听途说(加上少量谣言：词频表中右竖栏)去经营“讪君卖直”(词频表中左竖栏)策略的，这个经营方向还得到挺方教授群的共同追捧，属于所有小圈子统治者集群的核心“既得利益”所在。惟其如此，才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到易中天和冯黎明辈的语言法西斯暴力意涵——对于触犯他们核心利益的人，不惜命名为“非人”或者“末人”——由此开出最大限度的敌意。在这里，可以看到坚持和享受“小圈子”统治的圈内人，会如何看待反对小圈子的圈外人了——他们是用对抗性矛盾的敌对眼光，来区分圈内圈外的。

　　五、一个小结：新贵们的社会存在状况及其言说策略

　　方方首先是后文革新贵，作为一个经验性观察后果，等到她们这一波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是“小圈子”统治了;而在小圈子范围之外，到处都是怀有造反派那种具体批判意识的“文革余孽”了;这个小圈子内外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新贵们最主要的社会存在状况。

　　然后方方们从自己的社会存在状况出发，产生了各种意识和策略——迫切需要就此向体制甩锅以转嫁政治压力了——为此就需要把圈外的具体批判性，扭曲解读为抽象批判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阐释学努力——依据这个“张冠李戴”的阐释，似乎圈外对小圈子统治的批判，不是针对他们的小私而是针对了大公(改革方向或者共产党执政地位)。对于方方这一波新贵来说，遍地的文革余孽是真的——这是她们的微观政治体验，但说遍地余孽反改革反共则是假的——方方们需要“扯大旗作虎皮”——用这个假装对“大公”的维护姿态，去抵挡对小私的批判压力。

　　因此，我们批判方方并不是目的，而是透过这种方法去接近和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毕竟文革后一代新贵的快速崛起，才构成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体验的显著作用力量。在这一波新贵崛起之后，我们这几十年的处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变化的原因在哪里?而且，和我们很难从明示的规则和改革设计，去理解小圈子统治的蔓延。这个在明规则中间，至今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我们就是遭遇到了还很难挣脱出来，为此，我们不得不寻求另外的观察和分析角度，去理解历史和政治演变对我们自身处境的影响，而批判方方并揭示其崛起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一个从微观视角、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角度，追寻我们自身处境塑造的具体过程——对照方方们的成功，才会理解我们大多数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同时，我们也透过具体的历史的回顾，找回理解方方们绝对批判批判姿态背后的扭结，他们这么说，除了讪君卖直的策略需要之外，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小私，还是为了改开的大公?

　　当然，也不是了方方们完全没有承担应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毕竟方方自身就处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内而非之外。就本次疫情期间的言说而言，方主席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主要是透过“普遍问题具体化”的策略而实现的，方方日记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方式，是在对资本化医改最不利舆论气氛中间，成功地把民众的批判意识，从医改资本化的要害问题上转移开来。正是因为有了方主席的努力，才有大领导能够毫无困难地说市场化改革不能停，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官宣都没有她的贡献大。比较一下，正部级高官李剑阁为资本化而正面言说，就近乎被人忽视了，近乎毫无成效。

　　而方主席的言说所取得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她把民众的批判火力从钱家身上，集中转移到赵家身上了，乃至于集中到赵家某几个具体人身上，这样，钱家就可以干净脱身了——钱家的罪孽就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产性，并不完全依靠正能量的直接辩护，也可以透过反向批判而达成——如果此种批判裹挟民众越多、耗费民众批评潜能越大，其效率就越高。而负责给方主席打下手的人，就负责包装良心、之光什么的，然后以圣母婊代表和唯一社会医生出场——这样方主席一个人就得到凌驾于众生的生存体验、思考和批评眼光之上了，各种反对或质疑者被扣上极左和反对改革的帽子，其影响力就彻底边缘化了。

　　方主席在赵家和钱家之间，有明确的的站位选择——东食西宿，这当然也可能意味着大粗腿的粗度不同。同时，方主席们长期沉迷于小圈子统治，这就有了“遍地文革余孽”的具体体验和真切批判意识，还因此拥有“新三届神话”群体的大批共情者。为了转嫁小圈子之外的持续批判压力，“讪君卖直”的古老方略今天还依然有效，同时这还啮合了钱家对于赵家的某些潜在隐秘意图。所有这些，都构成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在今日中国的言说方式和站位。

　　正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用审视的学术眼光去观察这一群后文革新贵，对于理解今日中国人的处境十分关键，而老田借助方主席的透明性所做出的初步解剖，还只是一个很粗浅的探索和尝试起点。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认真揭示我们自己的本真处境——毕竟与方方们这些新贵群体共处，及其各种相关实存状况，才构成今日中国学界与文坛中间，人们政治经济体验的决定性要素。

　　更为宽泛地说，方主席这一波人成为后文革新贵之后，真正的告别革命进程才算是完成了，称得上是告别革命进程的“组织落实”。小圈子统治方式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旧时代的工农干部及其领导方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后文革新贵还引导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彻底变革——由此整个旧有的、与革命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总和，也随之逐步湮没无闻了，后革命时代的种种均大不同于从前了。而透过剖析方主席这个准透明麻雀，还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这个新陈代价过程，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开。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初稿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