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大事记》完全否定了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定性 清源 写在前面的话 8964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这一点在将其性质定性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资产阶级性质的人那里均没有疑义，疑义在青年学生这个8964的主力军所代表的阶级究竟是哪个阶级。有的人说青年学生是代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也有将其性质定性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究竟8964中的青年学生是代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还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这个事件自始至终的主导成分是谁？我们从下面8964的大事记中完全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从这个《8964大事记》中，完全否定了有些人将其定性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说法。 -------------------------------------------------------------------------------------------- 《64大事记》 （此材料来源于“红旗一展满地红”的《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1、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 2、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 2、 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于逮捕魏京生，胡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 4、一九八O年全国人大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 5、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发“九•一八”学潮。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6、 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 7、 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 8、 198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政策 9、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同时，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组织召开大文化战略讨论会，武汉也组织类似讨论会。在“三宽”方针下，各种自由化观点出笼，宣扬其他学说应当同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10、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11、86年前后。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 12、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3、1986年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 14、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 15、86年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16、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 17、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18、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 19、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 20、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21、12月19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7时15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8时到12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5时45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22、22日到23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 23、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此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24、12月30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处理。” 25、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 26、12月30日邓小平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27、1987年1月10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检查，并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公报，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28、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先后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 29、1985年，邓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30、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的谈话：“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31、1月28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朱厚泽；1月底，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管制。 32、10月召开十三大，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突破了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3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价格闯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 34、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35、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 36、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 37、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 38、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39、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40、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在这样的气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41、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42、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 43、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提出七点要求：第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第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 44、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 45、20日新华门清场，100多名学生被强行带上公车。 46、21日吾尔开希等提出罢课主张，要废除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权力，各校相继出现一些临时的学生组织。 47、25日，有些学校出现占领校广播站的事情，这天成立了“高校临时委员会”。 48、4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即“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49、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50、“4•26”社论发表后发上引发强烈反弹，学生游行，要求撤销社论，认为不是“动乱”。各校纷纷集会、抗议，都贴出大宇报，其中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4月27日，几万学生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游行时也改变了策略，攻击、谩骂不见了，换之以“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 51、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座谈，但双方在社论的结论上互不相让，王丹等人不承认这次对话。 52、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 53、月4日，游行的学生由4.27的3万多下降到不足2万，口号有“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讲到：“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54、5月8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后经过删改，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 55、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56、5月13日，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三千多人。 57、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 58、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赵对戈氏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此后，游行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增多，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口号。 59、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 60、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 61、5月19日，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李鹏讲：“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天安门出现署名为“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称“要中央接受绝食学生得来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 62、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 63、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 64、5月21日，高自联对“是否撤离天安门”进行投票，主张撤离的占多数。但由于幕后人物的干预，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65、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 66、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 67、5月25日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 68、5月26日，北京学生大部分撤离广场，把地方留给外地的进京学生。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当天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69、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 70、5月30日，“筹委会”广播站称，公安部门抓了“工自联”一名负责人，于是北大约200人去游行，但响应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 71、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一、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 72、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广场上搞第二轮的绝食，吸引来上万人围观。 73、6月3日晚，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当晚，部队向市区开进。11时，部队接到命令可以鸣枪示警，强行开进。有的地方还释放了催泪弹。 74、6月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5：30结束。 75、6月6日，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近300。 76、6月8日，北京已经平静，部队开始清除路障，打扫垃圾。 77、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认为“4•26”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邓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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