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程恩富向察网的投稿】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向富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而引发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发展地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其讨论的问题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如何界定和衡量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或地位？如何评估中国角色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中国未来如何通过“一带一路”等框架与其他国家进行共赢式合作？在国际激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中心外围”理论阐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详细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发展地位和发展关系，有着较为广泛和重要的理论影响。但是，一个由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创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弗兰克（Frank）、巴兰（Baran）、阿明（Amin）、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于20世纪后半叶不断完善的理论，其解释力是否完全适用于研判现在中国的发展地位，是存在疑问的。究其原因，如果按照“中心一外围”理论的原意，在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体系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固化的等级关系[1]，而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的异军突起，显然出乎“意料之外”。即使是沃勒斯坦将该理论发展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模式，也没能预料到中国如今的发展地位。此外，他虽然承认处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有可能上升为中心，也可能会沉沦为边缘，可是他声称从半边缘上升为中心的“追赶式”发展不应该被提倡，外围国家应该做的是发展经济进而反对世界体系。[2]这一说法显得不够完美。既然同中心国家存在较大经济差距，需要通过经济发展为博弈和反抗积蓄力量和资本，那么外围国家就无法避免“追赶式”发展，而且通过这种发展，一些国家比以前要富裕，人均收入正在不断提高。[3]因此，本文主张外围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改变经济发展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态势，实现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有效结合的科学发展，并积极促进世界体系的公正化和合理化治理。
首先，本文将对“中心—外围”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和评价，进而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对于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解释力需要完善，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可定义为“准中心”国家，而不再是外围国家，但也未成为中心国家。其次，在贡德·弗兰克（Gunde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提到的指标基础上，重新确立若干重要衡量指标，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进行重点比较，力图说明需要用“准中心”的新概念来定义现阶段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中国完成从“准中心”到中心国家过渡的时间节点和战略要点。
二、“中心一外围”的理论内涵及其述评
“中心—外围”理论由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论证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是如何分工和运作的。他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全球分工是按照经济结构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一部分国家由于拥有明显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从而成为经济和工业的中心，而其他一些国家依赖于外部投资，技术落后，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异质性和单一性，客观上成为世界经济的外围。外围国家由于仅仅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制成品严重依赖出口，处处受到中心国家的剥削和占有。[4]“中心—外围”理论对不同国家的二元划分，其分析工具在于“比较优势”，目的是指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存在的极大不平等和不平衡，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存在剥削和占有的普遍情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学者巴兰、阿明、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根据“中心—外围”理论来批判资本的全球扩张，指出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衡。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外围国家没有重要技术、资金，只能依靠自己的原材料和能源等和中心国家进行贸易交换。由于始终依附于中心国家，必然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占有。譬如，阿明认为，外围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其资本主义部门一开始就是被从外部引入，而且以依附于国外市场的形式发展，在经济方面从属于中心部门的再生产，外围资本积累具有对中心的依赖性。[5]弗兰克则指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认为外围的发展是正处于目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内的，也注定是不发达状况的有限发展。[6]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沃勒斯坦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发展格局，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地区，这些地区过去曾经是中心或者边缘地区，是世界经济结构不可缺少的区域。他指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得中心国家获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获得剩余价值，实现对边缘地区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占有。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外围国家所面临的出路要么是推翻这个体系，要么就是在这个体系内谋求地位的上升，即从边缘上升为中心。[7]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中心外围”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换言之，是对其固化的二元结构进行细化分析，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从始至终都处于中心或外围地位。但是，沃勒斯坦还是没能跳脱出资本主义体系，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崛起的趋势。阿明（2011）也指出，“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第一个统一了全球的体系，“中心一外围”的二元制结构严重扭曲了现实，忽视了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选择，其宣传的是一种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这些变量的存在，多极化应该被提倡。[8]他还认为沃勒斯坦关于三个等级的划分其实还不如“中心一外围”的两极分析结构，因为三级结构无非是掩盖了和转移了中心国家对于边缘国家的直接剥削和掠夺。[9]不过，布兹加林认为“半外围”概念还是可以使用的。[10]
冈萨雷斯一维森特（Gonzalez-Vicente）（2011）进一步提出用“制造业中心”的概念来定义中国当前的发展。他指出，由于中国仍缺乏明显的技术优势，并非常依赖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因而可以把中国定义为“制造业中心国家”，但他也指出外围国家的分类已不足以定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11]其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技术方面的投入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更是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例如，中国在南美洲、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西方无法媲美的作用。[12]加拉赫（Gallagher）（2016）对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他指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崛起促进了拉美经济GDP增长了3.6%，人均GDP增长了2.4%，而在之前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20年里，这两项数据的增长分别为2.4%和0.5%。[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不同国家划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虽然IMF根据这一分类，指出中国是新兴市场，[14]但是在分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时，它又将分析数据分为三个类别：大宗商品出口国、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大宗商品出口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15]将中国的数据进行单独统计，原因无非是中国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过于突出。将中国简单定义为新兴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轻视了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影响力。事实上，正如普里（Puri）（2010）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16]德夫林（Devlin）（2008）则更加鲜明地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的主宰。因此，不管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从以上理论观点来看，都印证了卡多索（Curdoso） （1982）早先的评论，即“中心一外围”理论的缺陷在于二元制结构无法解释当代的结构偏离和变量。[17]而德赛（Desai）（2013）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高度等级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所统一的世界市场是一个需要霸权和主导力量的市场”，“新兴的多极力量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力量。”[18]
国内学者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做了研究，但缺乏对其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准确定位。张宇燕、田丰（2010）指出作为11个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19]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角色究竞如何与其他新兴国家进行区分并在世界体系中予以定位，还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王跃生、马相东（2014）曾经就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双循环结构，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第一层循环，以全球产业价值链为基础，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循环圈。第二层循环是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20]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第二层循环不免给人以中国复制第一层循环，即原来的“中心外围”模式之嫌，目的是在获得优势地位后，对拉美、非洲等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和占有。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中国的发展和对外贸易遵循的是平等互利的原则。诚然，中国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不像原来占据世界经济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那样，廉价或超低价攫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初级产品；相反，是中国对于原材料等的迫切大量需求，导致了价格的上涨，使得这些国家获益大大增加；[21]况且，中国的对外投资从不附加政治条件，也不存在通过借贷转移金融危机的情况，[22]所以这一层发展合作关系不能归结为“第二层循环”。此外，如果按照双循环模式发展的观点，似乎西方中心国家原来和那些拉美、非洲外围国家的联系就不复存在了，两层循环之间出现了断层和割裂，但是现实的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尽管“中心一外围”“中心—半外围一外围”这两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摆脱外围或依附或边缘的地位，不过，固化的二层或三层等级描述难以全面动态地定义和解读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终极，但中心国家的全面优势不断相对缩小，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这使以往“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层次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化。既然已有的中外理论研究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加以精准定位，而“准中心”概念也许可以达到这一研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