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

毛 泽东对共产党自身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判断，跟他对知识分子的判断类似，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本来没有认为官僚集团在蜕化为新的剥削阶级，而是有一点官 僚主义作风，通过教育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了，他只是强调，干部不要老摆官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等。直到1956年的时候，他还在强调我 们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多了会影响建设。

　　官僚主义作风发展最严重的时期，是大跃进告一段落和文革之前，即从1960年到1964、1965年这段时间。那个时期毛泽东已经退二线了。有 一个错误的认识，说毛泽东是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才不得不引咎退到幕后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决定要退到二线了。当时有规定， 只有一些重大的决策，刘少奇他们觉得定不了的，才需要去找毛泽东。涉及到宣传的政策方针必须要拿给毛泽东看，其他一些具体事儿他是不过问的。1957年的 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定下来要正式退二线，下一届国家主席不当了，这是党内的决定，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安排。还有人会说，毛 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说明他在党内外的威望下跌了。这也是不对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反击的开始，是他第一次清晰地对官僚集团提出尖锐的批评，指 出官僚集团在变成修正主义，要重走资本主义路线。前面谈经济发展战略和取向的时候，我们提到刘少奇曾经把大企业都收到中央来了，就是发生在1961年。刘 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那个时期，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建党，不讲民主光讲集中，光发展城市不发展农村，光注重干部的利益不注重群众的利益。那几年毛泽东 退到幕后，整天在读书，对党内和政府内部的具体事务一不发言二不插手。他在幕后观察到这个倾向，才又走到前台。

　　这是两种路线的斗争，而不是简单的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我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有几种矛盾凸显出来：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坐天下；是独立自主还是走依 附型路线；是自下而上依靠人民，鼓励人民的这种创造性、自发性，还是自上而下压制人民。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代表的两种发展取向的对决。例如，毛泽东尊重 人民的首创精神，鼓励老百姓造反，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这样的，他们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派钦差的方式。比如四清运动的目标是发动农民起来监督干部，但 刘少奇的办法就是派工作组下去，派工作组下去就是钦差嘛，先找老百姓谈，老百姓一诉苦说这个生产队有问题，工作组就收拾生产队队长。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之后，中央发出号召是要老百姓要起来造反的，结果刘少奇等人却力图把文革演变成另外一次反右，还是派工作组下去，一共派了 400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25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万人。一万人出去干吗呢？镇压老百姓，比如有大学生写大字报揭露校长有官僚主义作风，好，工作组来了就 给写大字报的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因为你反了当官了，你反了党员，所以你是反党，是反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控诉“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的历史背 景。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坚持的是两种不同工作方法，两种不同思路，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种道路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新中国，彻底的建设一个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全新的社会。在西柏坡要进北京的时候，他说，“再过几十年来看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 是客气客气，但毛泽东是当真的，可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所谓“跟着走”的那些人，未必也像他一样当真，觉悟上差了一点。他们没有那么坚定和彻底的革命理念， 很大程度上还秉承着农民起义的思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到革命公司投资入股，毛泽东带头搞革命，他入个股，打完天下毛泽东当皇上，我要个官当。很多人是带着 这样一种思想加入革命队伍的，革命成功以后还坚持这种思维，国家稳定了，这种思维也就跟着放大了，坐天下的范儿就出来了。毛泽东尝试要从文化改造入手解决 这个问题，他批判《武训传》，批评传统文化，就是为了要改造这种旧的思维，不能打倒了压迫者，却在文化思想上成为压迫者的奴隶，自己也蜕变成压迫者。毛泽 东希望共产党在打倒压迫者之后不当压迫者，这其实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改造文化。问题在于，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回头一看所有人都跟不上，他就很着急，可他 也没有办法。在那几年里面，他说过很多，但效果不好，表面上他的权威是不可撼动的，所有人都在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油盐不进。这与今天的 情况有类似之处，十七大开完了，精神层层传达，领导干部表面上都表态要好好学习，但不代表他心认同了执政为民的理念，真的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民生上。精 神不进到他脑子里去，传达和学习就只是个程序性的工作，喊完口号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在大跃进之后到文革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各级各地的领导干部， 口头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际上一天天在变得像官老爷。用毛泽东的话讲，他就像一个死了的活祖宗，牌位还在，没人敢公开对抗，可是他说的话没有人真的听。

　　所以1966年文革高潮期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那天讲了一段话：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 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 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 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的继续。

　　各位，请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段充满感情的话。很多人一边高调提倡不要从动机上对他人进行质疑，一边恶毒地揣测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发动文革阻 击旧秩序复辟，他们说毛泽东就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自我神化；毛泽东为了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亲儿子，他们说毛泽东是想搞家天下，让毛岸英去攒点履历好接班。 那我们就谈谈动机吧，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就是如此的高尚，高尚到另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即便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撒谎，在演 戏，那么一个人终其一生撒这样的谎，我也愿意当真话听。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斗争。有一个重点要提示一下，很多人说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变成了毛泽东的一个罪名，毛泽东在这点上是冤枉的。毛泽东不 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是挑动群众斗官僚集团，转移矛盾、调动群众斗群众的是官僚自身。官僚集团为了自保，会想出各种办法扭转斗争的方向，当群众运动的矛头 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蛊惑了另外一批群众，去抵挡斗他们的群众，发展到极端就是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是毛泽东一直在呼吁，工人 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不要内讧。关于这个复杂的过程，老田做了大量的卓越的研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找他的文章看。

　　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时候就结束了，所谓“十年浩劫”是为了对毛泽东进行污名化而派发的另一顶帽子。最后是毛泽东做了妥协，因 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有点天下大乱，又发生了武斗，军队也卷进来了，整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出现了问题，他只好退让了。毛泽东相信，官僚集团刚刚被老百姓斗过一 次，经过了一段群众运动的洗礼，其官僚作风会收敛一点。毛泽东的设计是，文革要七八年搞一次，慢慢来，不必一步到位。【2011注：文革的激烈程度取决于 人民对官僚的积怨有多深。在一次群众运动后，官僚主义必定会受到遏制，官僚在群众运动随时可能重来的压力下，会克制自己的行为，如此，在人民中产生的不满 程度会降低。如果有下一次文革发生，冲突的烈度必定会有所下降。按照毛泽东对文革的设计，群众运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将像趋于轻微，最后趋近于零。这就是 所谓的“从大乱到大治”。大治是靠群众的制衡得来的，仍然是“用战争消灭战争”的逻辑。后来，邓小平宣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在失去了制约之后，官僚集团就 毫无顾忌地走上堕落的不归路了。】

　　文革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否认，文革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混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人企图掩盖这个。但正是在文革结束后，也就是九大 后，毛泽东在民主制度设计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搞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就是说官员不是职业化的，是随机产生的，谁都可以当官，当官不是 靠选举，而是靠是抽签，是那种最本质意义上的民主。谁抽到签谁当官，而且当官不是一个特权，这才叫真民主。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工人副总理，出现了农民副总 理。大家都知道陈永贵，可是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些人不那么著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从一本杂志上读 到，原来还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叫孙健，这个人是天津的，1975年经正当程序成为副总理，1978年没有任何说法被免去职务。孙健1997年去世了，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当“经营经理”。陈永贵虽然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职位变动待遇不变，比如说陈永贵还在原村里领工分，就是工资待遇不跟着走。这是 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尝试，毛泽东企图切断当官跟发财之间的关系。陈永贵的工作方式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村参加劳动，还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调研。有人说，农业也不是农民管得了的，这是乱搞。的确，这是个问题，管农业跟种地不是一回事，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一想，不识字的 人可以当老板，他雇佣的人识字就行了，老板的工作是做决策。同理，农民当副总理也没什么问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懂技术性问题就可以了，他需要的是懂农民， 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更符合农民的利益

　　文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的，但决没有让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文革期间一直讲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没有把生产撂下来，要求的是工人在八小时工 作之外才参加革命。还要看到那个时候的成就，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两弹一星等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是文革前后产生的，卫生下乡、教育下乡等一系列举措更 是让农村的公共事业有了极大的改善。

　　【2011注：文革的历史很复杂，研究也远远不够，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掌握是有限的。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个分析文革和毛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弗朗 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中提出的。我阅读过该书的部分章节，目前手边没有原书，只能靠记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进行复述。值得注意 的是，该书出版于1968年，文革尚在如火如荼中，考虑到作者在研究中所需资料的欠缺，更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刻的洞察力。

　　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的，即是不是由人民来统治，最终反映在政权（State，一般对应为国家，但不确切也容易引起误解，还会出现‘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这种看起来就很怪的词）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上，即政权是压制社会的还是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的。

　　关于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有自由主义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从丛林状态或无知之幕的假设出发，认为人们为了摆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 争”的状态，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权，所以政权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侵害，是服务于社会的。但自由主义的解释有至少两个问题，一，这种解释 是非历史的也是非政治的，人类历史的演进不是这样的；二，这仅仅是一种应然的假设，可以用来批评现实，但没有能力指导现实。自由主义者们从逻辑起点（即对 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后，很快就忘了这仅仅是个假设，混淆了批评现实的功用和指导现实的功能，甚至将这种解释当作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概括。比如，“民有、民 治、民享”到底是描述一个理想的政权的愿景，还是对美国现实的描述？很多时候就分不清楚了，用乱了。我个人基本已经抛弃了自由主义，我不认为它具备任何阐 释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对政权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则即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对人类学成果的大量借鉴就是一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获得 了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且，政权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疏离（Alienation,指原本自然地同属一体的事物发生疏离的现象，一般翻译 为异化，容易引起误读），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便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终将如此，蜕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压迫力量。毛主义对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的 理解，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寻找到破解政权与社会持续疏离（异化）的方法，即防止政权蜕化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破坏力量，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社会对政 权的控制。

　　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让党成为理顺政权和社会关系的工具：通过革命的工具（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捕获（State Capture），将政权掌握在党的手中，与此同时，让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扎根于社会当中,代表社会的利益。即，代表社会利益的党行使对政权的控制权，政 权就被置于社会之下，不会成为一股异化了的恶势力。这是一个理论上完美的设计，毛泽东将共产党视为实现民主的工具，当作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摆渡人，所以共 产党不能有任何的私利，而且是要消亡的。共产党应该起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句中：“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这个理论上完美设计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群众路线。党控制了政权，不会有主观意愿放松，但党有摆脱群众路线的冲动。一旦党脱离了群众，不再 代表群众的利益，毛主义的政治制度就彻底变质，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对政权的掌握压迫社会，结果就变成一个最糟糕的体制。从1950年代出现的官僚主 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发展的趋势，他放狠话，说共产党有可能法西斯，到时候还需要人民起来打到他。美好的东西都脆弱，正如武林高手都 有自己的命门，毛主义的脆弱之处就在于难以持久保持群众路线的纯洁性，群众路线就是毛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