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0日《环球时报》有篇〈澳高校“妖魔化”中国贻害大〉，曝白一向以阳光包装者的阴暗： “最近澳大利亚一些高校忙于举办关于中国的各种‘学术’报告和讲座，据现场中国留学生反映，对中国的‘妖魔化’比以前更严重了。同其他西方高校一样，澳大利亚的大学也一向自诩学术和言论的‘自由王国’，但它们打着‘自由’旗号，实则鼓吹和强化意识形态偏见，越来越让人看清‘自由’的本质。” 显然，高举 “自由” 旗号者所著力挥洒的不是自由心灵的真善本质，而系西方中心利益衡量下对他者意识形态偏见的鼓吹与强化，如此发洩对外妖魔化快意，自能减释内部负能而助社会维稳。“自由”与否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感觉，对内禁口、对外狂吠一样能营造“自由王国”
；西方人的“自由”感很大部分来自对剩余世界的随意攻击，而这正是我们“不自由”的东方人所欠缺的。异常开放的对外出气口恰可反证内部监控之严密，君不见高压锅的蒸气不就沖的比天高？从今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澳洲朝野齐喷的口水中，吾人不难意识“妖魔化”外部世界所带给彼辈的“自由”快感： 先是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发表声明： “30年前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和平抗议的学生最终遭到军队镇压。澳洲与国际社会一起，缅怀那些在 工党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也作态： “这一残忍、悲惨的事件将永远被铭记。” 近年亲赴天安门广场的澳洲保守党参议员候选人约克（Sophie York）说： “我们感受到死者的亡魂。” 、“每个澳洲人都应该记得自己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屠杀发生时的情形，中共暴行惨烈得让人难以接受。” 学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则谓： “这些年我才开始了解，尤其是当我开始写《无声的入侵》这本书时，才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天安门屠杀，那是中共政权的本质决定的，中共的残忍本性决定的。” 获得澳洲勛章的牧师库尔斯（Bill Crews）更是大声佈道： “中共政府召集二十余万士兵用坦克、枪和子弹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估计有超过一万名中国最聪明、最棒的人死掉了。” “天安门屠杀” 、“超过一万名中国最聪明、最棒的人死掉了”云云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吗？我们就来看看 “当时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 “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 “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政府作伪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 “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那么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人功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众，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山的事实。” 可见万里外“悲惨丧生”或“死者的亡魂”之呼喊全都与天安门广场沾不上边，纯属谎言所煽动起来的泼汙而已。在丑化中国上义愤填膺的“自由人”其实该面对的是自身过去对原住民的灭绝人性，数字会透露历史真相，维基百科的叙述让人怵目惊心： “据通行估计，欧洲人在1788年最初接触土著人时，土著人口大约为314,000。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也有论点认爲当时澳洲可以支持高达500,000至750,000的人口，一部分生态学家甚至认爲高达一百万的人口也有可能。” “1900年时，有记录的澳洲原住民人口已降至约93,000人，……到1933年时到达最低点74,000。” “残忍本性”、“暴行惨烈”的帽子更适合谁呢？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就点破： “白人到来后曾对土著进行大规模血腥屠杀，其残酷可怕使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至今认为这个题目还是一笔带过为妙。” “自由”之妙就在借天安门事件攻击中国百无禁忌，对自家种族灭绝罪行却三缄其口。澳洲自外长以下对中国高压锅蒸气般的口水沖天仅仅证明──“民主”的伪善和“自由”的虚假，直到1967年仍把澳洲真正的主人看作“动物群体”不算入联邦人口者太恶心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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