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革命及其文化政治

四、争夺大众：媒体、文学与艺术

克林顿不仅从精英世界观和文化思想方面探究右翼文化政治的形成，还从大众动员、媒体、文学、艺术等方面考察社会文化运动中体现出的右翼文化政治。也就是说，克林顿在书中从思想、文化、社会这几个方面一以贯之地解释右翼文化政治。以往研究描述蓝衣社暗杀等暴力行动的同时，较少注意到蓝衣社同时期十分密集的文化宣传活动。克林顿注意到从1932年到1935年，中国有两百多个为法西斯主义做文化宣传的刊物是蓝衣社资助、领导的。[27]蓝衣社信奉暗杀暴力的同时，也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开设书店，发行报刊，进行文化宣传。

克林顿对右翼媒体、文化宣传的研究，大量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她借用“媒体场域”（mediasphere［s］）的分析工具，视大众媒体为一个动态的博弈场。[28]她展示了右翼媒体精英如何与流行媒体、左翼争夺大众，试图改变和引导大众的流行趣味。20世纪30年代中国印刷媒体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申报》和《良友》画报这类提倡民主、自由和开发多样化的流行杂志颇有市场。此时聚集在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文化人，更是创建了一批有影响、受欢迎的大众刊物。对于30年代的媒体现状，克林顿指出，右翼抱有一种看似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大众媒体给予的多样、自主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却积极运用大众媒体参与市场竞争，试图博得大众欢迎。与此同时，右翼还提倡政府管控大众媒体，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压制自由媒体。克林顿认为，右翼对媒体的矛盾态度，源于他们想统一“民族文化”。然而，30年代中国领土主权割据，殖民通商口岸特有的、多重主权独立性，以及其殖民地资本的发展，都使得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共生。克林顿指出，虽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都出现了文化思想封闭的状况，由于3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特有的历史境遇，中国并没能出现类似的文化思想封闭状况。但是克林顿同时指出，这并不代表国民党没有采取手段打压多种文化和思想的滋生，实际上，国民党右翼，与欧洲法西斯一样，也采取了激进的暴力手段实施文化统治。

蓝衣社信奉暗杀暴力，也搞文化宣传。克林顿认为这实际上并不矛盾。比如，她注意到，右翼暗杀史量才和柔石等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同时，《前途》和《社会新闻》等右翼期刊持续刊登大量文章，宣扬右翼革命理念、法西斯美学，提倡为民族复兴牺牲。克林顿选取了蓝衣社旗舰刊物《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做专著封面，认为这个封面很好地展示了右翼媒体是如何引导大众美学趣味的。[29]这幅印刷画以现代几何图形和红黑现代印刷色彩对比，再现周代六艺之射、御。图中勇士手持拉满的弓箭，在火红的太阳下，随战车驶向远方。血红色的马车、战士和太阳，与黑白各半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几何线条结合红、黑、白的色彩对比，非常巧妙地将传统儒家射、御理念与现代战争中器物和人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马儿扬起前蹄、弓箭拉满，预示着前方会有一场激烈、血腥的战争。这幅印刷画传递的信息十分鲜明：着眼未来、复兴民族。这样的法西斯美学及其传达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间接地为蓝衣社的暴力“正名”。

陈立夫、陈果夫等政治精英倡导“文化建设”，提出建设“民族文艺”。陈果夫甚至撰写了一部他眼中的“理想小说”，将其命名为《新人物》，并发表在《新生命》期刊上。 针对这样的现象，克林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政治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觉得有必要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实现其政治诉求？他们提倡的“民族文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她从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她将右翼政治精英放回到近代思想史脉络当中，强调右翼精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借鉴李孝悌、刘禾等的研究，克林顿指出，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倾向将文化概括成一个可以讨论、评判的，有整体性的对象，以此推动或延缓社会变化。[30]这种概念化倾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使得“文化”从士大夫个人修养转变为一个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文化、传统和知识的不同看法也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对待文化、传统和知识的看法，往往与如何组织大众以及国家-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左翼到右翼都认识到文化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蓝衣社和CC派成员多数都受过中等以上的良好教育，青壮年时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30年代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国民党骨干。克林顿指出，在这些右翼精英眼中，包括电影、漫画等在内的广义文艺载体是塑造、培养民族大众的重要场域。[31]

第二，克林顿指出，作为五四运动继承者的一份子，右翼精英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识到文化在推动或阻碍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区别。通过对蓝衣社右翼艺术家的分析，克林顿总结道，两个群体都认为：文艺是政党宣传、规训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文艺作品表达的意思必须清楚、明确，决不能让受众产生任何疑惑。两个群体虽然都对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抱有不满，但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和主张。左翼往往注重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文艺的阶级性，抨击其忽略劳工大众教育水平和日常生活。相比之下，右翼则认为资产阶级文艺作家，往往不能认识到其倡导的自由文化本质上是受市场控制的。右翼还抨击由放任市场衍生出的自由主义。另外，克林顿还指出，左翼、共产党知识分子都批判传统文化；相比之下，右翼精英却试图建构、推广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最后，克林顿将右翼“文化建设”和“民族文艺”的主张放到更广阔的，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视野下。她指出国民党右翼精英在大革命后，试图建立一个领土主权、文化和政治全方位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这个民族国家主体必须能够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严峻挑战，包括全球帝国殖民扩张、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危机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克林顿认为，国民党30年代的文化政策并不仅仅是防御、抵制共产党左翼意识形态（德里克的观点），其“文化建设”和“民族文艺”的主张更加体现了右翼精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欲望。克林顿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德里克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意识形态的研究。

第三，克林顿还考察了右翼提出的“走向大众”的口号和实践，并审视了右翼精英如何接触大众及其面临的难题。克林顿借鉴已有的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研究，从受众、口味和媒介等方面做了分析对比。她发现，国民党右翼精英的民族文艺内涵复杂，而且自相矛盾；这点与欧日法西斯主义相似。国民党右翼认为如果民族文艺作品过多地强调眼前和现实，这样的文艺会使整个民族失去前进的动力，不是好的宣传和动员；然而，降低文化产品内涵，走商品化路线，由此产生的欣赏性，却有可能使大众认为自己有文艺鉴赏力，而不听从精英的引导，这不利于精英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整体上，克林顿认为，国民党右翼的大众动员体现了比较明显的精英主义，而这个倾向也使得右翼精英在大众动员中困难重重。克林顿指出，一方面，右翼精英始终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涵盖整个中国的、可以识别的民族文化，由此，右翼否认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动员过程中又不得不面临30年代中国大部分国民不识字、没文化的现实，不得不面对生产力和科技等各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矛盾都使得右翼文化动员成效有限。正如克林顿指出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领袖在民众问题上一直认为需要由“先知先觉”的精英引领和教化“后知后觉”的大众，这样的精英主义导致他们在动员的过程中很难与大众沟通。如果克林顿对于右翼精英大众动员的论述成立，笔者认为，与国民党的文化运动相比，同时期活跃在上海等国统区的左翼和共产党知识分子的革命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比国民党右翼技高一筹。[32]

关于采取何种媒介推动文艺运动，CC派和蓝衣社都否定了传统的戏曲和书画，而采用了电影和广播。他们认为，这样的现代大众媒体更有利于激发民族主体性。克林顿指出，电影是融合阶级差异的有效媒介，也有利于克服识字教育水平不均的问题。陈立夫对电影情有独钟。他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电影事业》中指出，中国知识界应该批评并抵制好莱坞电影。克林顿注意到，与左翼对好莱坞电影的评判相似，陈立夫提出物质和精神的区别。但是陈立夫此时却提出电影要“提高品位”，促进民族融合，而不是追逐商业利益和宣扬物质主义。[33]陈立夫确信，民族文艺的实现依靠知识分子创造出贴近大众生活、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向大众”。他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需要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为科学家，为民族和更伟大的事业作贡献。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学习科学，那就需要这一小部分科学家、知识分子选取资料，将这些资料做成影视剧本，放映到屏幕上，让更多的人学到科学知识，为民族作贡献。陈立夫认为电影科技十分强大，它能够帮助启蒙民族大众，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克林顿这里强调陈立夫重视电影等媒介，并不仅仅是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抗和竞争，还是为了发展、建立具有更高教育程度、能够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的民族主体。虽然陈立夫关于民族电影的论述颇有见地，但克林顿认为，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国民党的民族文艺运动并没能有效地动员大众。她发现，右翼所谓的民族电影和文学不仅不能深入大众，而且缺乏教育色彩。她还发现，很多文化产品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能够看懂。克林顿认为，从整体来看，右翼动员大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企图寻求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与平衡。他们的结果与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样，失败了。[34]

第四，右翼民族文艺运动中的暴力。克林顿指出右翼的民族文艺运动由国家代理，有着明显的暴力性质。国民党右翼以暴力的手段排斥、打压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她运用徐恩曾的回忆录并借鉴魏斐德的研究，讨论了国民党对丁玲的软禁，以及文化人史量才之死。[35]此前有关丁玲的软禁和史量才之死，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克林顿的讨论强调国民党文化政治的内在矛盾，即国民党右翼在大力推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认可暴力而且频繁使用暴力侵害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她指出，国民党认可对知识分子施加暴力，说明国民党认为打压、屠杀知识分子精英可以震慑无知识的大众，可以加快整个民族统一。克林顿指出，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政治使得国民党倡导的“民族文化”招来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不得人心。克林顿指出，在戴季陶等国民党精英看来，20世纪30年代一些民主人士左倾并不是出于对这样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反抗；相反，民族人士的左倾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在这样的逻辑下，他们对左倾的民主人士的判定是，他们丧失了气节，阻碍了民族统一。正是这样的文化政治也使得国民党右翼理直气壮地以民族统一为由，打压更多民主人士。克林顿这里再度回应德里克的研究，指出国民党右翼的法西斯文化政治，并非仅仅是为了抵制左翼文化，而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五、各章节主题、史料运用和一些问题

本书的语言准确且生动。比如，书中用“雕刻散沙”（sculpting the loose sand）来描述右翼的大众动员，突出右翼动员的决心和现实中的力不从心。[36]全书共五个章节，分别关注国民党右翼的形成、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国民党剿共军事文化宣传、新生活运动，以及民族文艺运动。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面向剖析右翼文化政治。这本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融合了政治、文学、电影、社会、美学等多维度的现有研究，糅合了文字、影像等多种形式和体例的史料。其历史叙事呈现图景，彰显肌理。

书中运用了一些国内鲜见的史料，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务院有关蓝衣社的档案，还包括陈立夫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立夫英文回忆录（特别是其中关于宾夕法尼亚矿场经营、劳工组织形式、种族主义的见闻和评论）、徐恩曾回忆录、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训练国共合作中国军官的记录等。对于非典型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是克林顿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她不仅关注高层精英，而且挖掘右翼骨干和媒体知识分子；不仅深入分析右翼策划的流行刊物，而且探究国民党右翼选取某种媒介和表现形式的历史动因，揭示其大众动员的机制。书中大量借鉴了近20年英语世界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成果，梳理和批判地借鉴了欧洲、日本有关法西斯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的研究还运用了很多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中文学界的研究，比如杨天石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徐有威对力行社和《前途》的研究等。[37]克林顿对于国民党民族文艺运动的讨论更是充分肯定并借鉴了文学史学界倪伟、张大明等的研究成果。[38]

克林顿的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提高和推进的地方。比如，她对于右翼革命社会动员失败原因的分析，侧重于揭示其文化政治内在逻辑的矛盾性。她指出，右翼精英试图走向大众，迎合大众，但其精英主义却仅仅希望大众们走到一起，各负其责，而不是成为自主的人民主体。他们利用儒家等级、忠孝文化动员大众，却不考量大众识字水平和文化差异，更不认为民众能够成为自主的人民。她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性，然而笔者在阅读中整体感觉其论说和分析还需要建立在更加充分的历史场景再现的基础上。[39]

克林顿的研究也让人注意到一些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克林顿指出，多数蓝衣社成员来自长江三角洲相对富裕的家庭。1924年后这些年轻人陆续加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日本、苏联的军校求学。这与早期中共党员经历颇为相似。正如克林顿注意到的，这些右翼青年，在苏联和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既没有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贺衷寒等右翼青年在国内求学，和在苏联、日本留学期间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曾与共产党同窗在苏联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们最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归国后甚至成为杀害中共党员的刽子手。克林顿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日本和苏联的军事化训练，虽然使得这些青年日益激进化、革命化，但没能使他们产生超越自身阶级的革命理念。[40]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激进化，何以同时期出现青年的极左和极右的两种倾向，左翼青年和右翼青年如何出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值得从事民国政治史、社会文化史、革命史研究的学者阅读借鉴，期待这本书的中译本早日与读者见面。

【注释】

[1]［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Fredric J. Wakeman， “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The China  Qualterly， Vol. 150， No. 2 （June 1997）， pp. 425-428。亦见刘文楠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新生活运动研究的简单梳理，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5页。美国学界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研究还包括［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 （1975）。

[2] 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CC派是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实力派系。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曾选拔了大批干部，准备分派各地就任。这些人聚集在上海时，蒋介石委托陈立夫、陈果夫把他们组织成“浙江革命同志会”。1928年春，蒋介石又授意陈氏兄弟把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英文为Central Club，简称“CC”；也有一说“CC”是二陈的缩写）。陈氏兄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为核心，把持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并组织“党务调查科（处）”和“中统”特务组织，监视镇压共产党人、其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巩固蒋介石独裁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参见张宪问、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页。

[4] “固有文化” 为国民党右翼文化建设运动用语。克林顿将“固有文化”翻译成“native culture”，并将之作为全书的题目即“Revolutionary Nativism”。为了符合中文语境，本文将其翻译成革命的本土主义，而不是固有主义。参见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5。

[5]关于国民党流变的新近研究，参见李志毓：《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第72页。

[6]关于20世纪30年代右翼民族文学运动的综述，参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363页。

[7]欧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从理念到实践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比如法西斯主义政权谴责布尔乔亚阶级的同时，又与布尔乔亚阶级出身的保守派形成联盟；法西斯的政治理念既能吸引无知光头党，也能吸引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既鼓励男权文化，又主张更多女性的参与；既呼吁回归传统，又为现代科学技术所着迷等。这个矛盾集合的特性使得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颇具挑战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下，理解、分析和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共性及其本质，更好地理解这样的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政治理念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个时刻，得以凝合不同力量和超越文化鸿沟，动员、说服了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精英与大众、社会与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这样的分析框架也并不排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具体国家兴起的特殊背景和特点。克林顿在研究中批判地借鉴了新近的欧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英文世界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的相关梳理，参见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2， pp. 10-32。本注释引文见该书11页。

[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

[9]Federica Ferlanti，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1934-193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40；［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0]M. N. Ro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Calcutta： Renissance， 1946.

[11]A. James Gregor， A Place in the Sun： Marxism and Fascism i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2000.

[12]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2.

[13]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14-15.

[14]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主义的典型性，克林顿在她这本书外的单篇学术文章也有详细讨论。参见Maggie Clinton， “Ends of the Universal：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ese Fascism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4）， pp. 1740-1768。

[15]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经典理论研究，参见Roger Griffin（ed.）， Fas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17]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1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39.

[19]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0。克林顿对蓝衣社军事教育的讨论，参见 Martin C. Wilbur and Julia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21]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41-42.

[22]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pp. 945-980.

[23]“民族精神” 为国民党右翼文化建设运动用语。

[24]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7.

[25]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26]对这样的现代化理论论述的总结与讨论，参见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27]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8， Note 18。统计数据出自Dooeum Chung， Elitist Fascism： Chiang Kaishek’s Blueshirts in 1930s China， Burlington， CT： Ashgate， 2000， pp. 146-147。

[2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8。关于“mediasphere”的论述，参见Andrew DesForges， Mediasphere Shanghai：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29]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5.

[3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68；Hsiao-ti Li， “Making a Name and a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9， No. 1 （2001）， pp. 29-68；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31]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62.

[32]Miao Feng， “Education as a Continuation of Revolution： Everyday Life and the Communist Education of Petty Urbanites in 1930s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42， No. 2（May 2017）， pp. 138-160.

[33]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74.

[34]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176-177.

[35]［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南京：江苏出版社2007年版；徐恩曾：《我和共党斗争的回忆》，未刊（这是1953年的一次访谈，该出处由克林顿提供）。另可参见徐恩曾等：《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

[36]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81.

[37]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有威：《1930年代力行社眼中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前途〉杂志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上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146—159页。

[38]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大明：《国民党文艺思潮：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吴怡萍：《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其运作》，台湾政治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39]另外，书中个别注释不够准确。比如，书中引用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和夏连荫（Julia Lien-ying How）著作书名应为《传教士的中国：苏联顾问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920-1927》（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而不是《传教士的中国：苏联顾问在民族主义中国，1920-1927》（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参见注14。又如徐恩曾的回忆录已经发表，而不是原著注释中标注的 “N.P.” （未发表）。参见注35。

[4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38.

（作者：冯淼。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