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立法会 也只有考虑到运动的这种领导真空，才能正确理解七一那些年轻人冲击立法会、布入警方圈套的错误。 政府试图利用冲击事件误导、震吓群众，重新巩固自己的力量、发起反击。运动需要对此做出回应。现在还不清楚政府的反击能走多远，因为它被过去一个月的群众斗争大大削弱，还没有恢复过来，但如果运动越迟做出有力回应，政府就会越自信。 泛民说冲击事件的责任不在抗议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对的，而且值得称赞。责任完全在于林郑政府、中共独裁政权和警方。他们毫不退让，而且过去4年的残酷打压也引起一部份年轻人生出绝望情绪。 毫无疑问，冲击事件是警方给年轻人设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国家机器内的走狗过去多次策划过类似的煽动，试图陷害、分裂民主斗争。当晚9点警察撤出立法会，实际上就是在“请君入瓮”让示威者进入。许多评论人士，包括警队前高级指挥官和安保专家，都质疑警方的行动。而且在7月2日凌晨4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卢伟聪就匆匆否认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怀疑。 一名警队前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做出这么大退让，在那种情况下把议会交给煽动者和顽固示威者”。 立法会入口被打开几个小时后，示威者才开始进入立法会。年轻示威者没有清晰计划，所以犹豫不决。按现在已有的消息来看，进入立法会似乎只是由不超过200名年轻人讨论决定的，而且当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进入立法会。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点燃一场港版太阳花运动（2014年台湾学生和青年占领立法院24天），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形势，因为就算是进入立法会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长期占领。 立法会内的记者报导说，示威者热烈地（有时是激烈地）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许多决定是由一些小团体做出的，没有统一的协调人。示威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示威者贴出告示，禁止破坏书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会里的饮料之后还留下了钱。有人在立法会讲台上悬挂港英旗帜，但很快被拿下来，这再一次说明示威者内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的许多口号（例如真普选）能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冲击行动给运动造成的伤害。 需要群众组织 冲击事件的关键教训是，运动需要真正的组织。评价任何行动、方法、策略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推进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斗志和政治觉悟。 这不是责备青年示威者，而是认知到，尽管六月多次大规模的动员令人惊叹，但运动存在严重弱点。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轻人缺少真正的群众组织，而工人阶级组织也很薄弱。 有些人认为缺少组织是一个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障碍。自发性的力量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群众运动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曲折和危机。我们需要群众组织，需要民主选举的领导层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预测敌人的诡计并打败他们。今天香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战斗性的工人群众政党。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开始填补群众斗争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真空。 社会主义行动活跃在香港的反威权斗争中，争取群众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现在这个残酷的腐败制度。为了打败林郑政府，运动也需要挑战资产阶级富豪的权力，因为林郑政府就是服务于这些富豪的利益。从97主权移交一开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气，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并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如果说那些富豪过去担心送中条例会损害他们的财富和人身安全，那么现在他们更担心群众抗议给他们的利润造成的影响和威胁。他们想要香港尽快恢复“稳定”（实际上是指镇压）。 为了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港府和中共政权，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将年轻人和群众当前的迫切诉求（反对送中恶法、警察镇压和中共逐步扼杀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联系到根除住房危机（香港18-35岁的年轻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国是四分之一）、贫穷、医院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这需要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公司从富豪和中共“红色”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将社会资源公有化，交给工人和劳动群众民主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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