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危机继续加深

民主的讨论和计划

年轻的示威者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匿名地连结起来。他们害怕如果在现场被认出真实身分或者被监控镜头拍下，会被警察逮捕。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港府已经在引入内地的镇压手段。数年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抗争工人不再公开选举代表，因为这些代表会第一个被逮捕、解雇。

在愈发威权的社会，年轻人不得不得采取这种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组织方式、隐藏抗议者的身份，并不代表自发的、即兴的、无计划的行动足以打败有中共独裁政权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讨论推进运动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标。只有建设起群众组织，才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投票。尽管一部分年轻人认为网络聊天群组可以成为民主的辩论和讨论的平台，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当许多涉及不同问题而且不连贯的讯息同时出现在眼前，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有架构的讨论，因此最终也无法达成清晰的行动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网路投票不是基于民主讨论，因此反而会让示威者更加混乱。

现在则需要在所有学校、职场和社区建立反送中委员会，向所有想要积极参加斗争的人开放，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尽管反送中游行都是由民阵主办的，但现在民阵也承认也不知道斗争可以如何继续、如何升级。我们认为运动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阵、工联会、学生和青年团体、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应该号召参加运动的所有团体或个人举行一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建立民主的委员会，大量招募自发的示威者参与，从而民主地制定运动战略和策略。

组织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

战略要想成功，关键是举行一日的政治罢工。直到现在反送中斗争还没有过真正的政治罢工，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之处。首先应该诚实地讨论，分析为什么虽然有许多人谈到罢工，但并没有组织起真正的罢工。

香港工会的软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如何才能鼓励大批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把运动当前的诉求联系到工人和专业团体日常面临的问题：全球最长的工时、实际收入停滞、私有化、公共服务崩溃、政府拒绝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组织的工人站到运动的第一线，瘫痪经济哪怕只是一天，并警告政府如果不满足群众的诉求，工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能够迫使强硬的政府退让。正是因为没有这样有力的工人行动，今天的斗争难以前进。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规模工人罢工是对抗威权政权的决定性武器，例如上个世纪的南韩、南非、巴西以及现在的苏丹。

69游行之后，突然有许多人开始谈论罢工，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不幸的是，职工盟和教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或指引。直到69游行时，社会主义行动仍然是唯一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而且我们为此在各场示威中派发了总共超过35,000张传单。

由于一些新闻稿和社交媒体帖文造成的误解，海外媒体以为香港真的发生了罢工。的确，一些小商铺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业，但规模非常小。民阵起初号召三罢，然后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万人游行之后，民阵才在最后一刻重新号召三罢集会，而且根本没有组织。

当时职工盟就罢工行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其实也不是真的发动罢工。职工盟发言人说，工人应该请求雇主放几小时的假，让他们去参加集会。这并不是罢工！职工盟的这种做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对一和雇主谈判时是最无力的。真正的罢工应该是统一号召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需要领导。当大批群众真的开始考虑罢工时，工会干部却没有正确处理罢工问题，没有给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领导，令问题更加复杂，而且也导致运动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太困难”、“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