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毫无疑问，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你首先要好看，其次你才有“资格”去夹带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作品首先要保证生命力，才有战斗力。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文化强大，因为他们弄得太精彩了，不服不行，我们必须得学习。就比如《血战钢锯岭》，精神内核就是一部传教片，但是电影能拍到让人击节赞叹，这就是人家的本事。 《绝杀慕尼黑》也很难得，做到了“精彩”“生命力”这一点，电影能够死死地扣住一点：竞技体育的魅力。我们说完了文艺、政治与价值，再说一说体育、政治与价值。 在和平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竞技体育已经取代了许多传统人生价值依附点——如宗教信仰、国家主权、战争与和平、革命与解放——从而成为了人们寄托精力与热忱的首要选择。竞技体育散发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偶像般的英雄、史诗般的战斗、炫目传奇的故事、励志的奋斗、高贵的梦想、华丽的美感、国家的荣誉、民族的情感、忠诚和背叛、欲望和野心、象征性仪式、强壮的身体、激情的精神，以及所有人都需要的那种强烈的归属感。 所以说当今社会，竞技体育不再是需要切身参与进去的运动，就像我们看一场电影、读一本小说、听一首歌一样，竞技体育的魅力足够撑得起这一层本质之上的诠释。除了人们视觉的刺激、心灵的满足、观感的享受，更有示范、激励乃至人生价值寄托成分在其中。竞技体育给我们的惊喜、感动与震撼是说不尽的。 比如说麦迪的35秒13分。
比如说平民球队莱斯特城逆袭的冠军。
比如说zsmj的7分钟3800。
比如说费德勒37岁的第20个大满贯。
体育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的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为第一块奥运奖牌热泪盈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为女排姑娘欢欣鼓舞。
我们会为国家队打进世界杯而疯狂。
体育其实已经成为了国家荣誉感、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电影背后强烈的情感了——这并不仅仅是竞技层面的意义。 （四） 前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启动公·投并宣布脱离西班牙，因为著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地处加泰地区，因此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彼时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与政治无关”“体育远离政治”类似的口号。其实这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足球非但不与政治无关，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产品。往根本上说，竞技体育压根就是政治的副产品。我们最早的竞技体育怎么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却宗教原因，还不是因为几个希腊城邦战争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调整沟通的途径，竞技体育这才应运而生。竞技体育自始至终都在政治的阴影下。就拿加独来说，以巴萨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旗帜性的俱乐部，怎么可能能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巴塞罗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想一厢情愿的远离政治，但政治绝对不会远离你。 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来最为瞩目的德比战。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个诉求于脱离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带“皇家”两个字，那还有啥好说的，话不多说开始干吧。巴塞罗那足球队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泰本地人谋求脱离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想想也能理解，你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不成为旗帜，即便是被迫成为的旗帜。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永远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帜和对西班牙国歌的嘘声。巴萨和足球，乃至整个竞技体育，不管主动或被动，永远无法脱离政治。 从历史上讲，竞技体育的诞生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从古希腊奥运会开始，大型的竞技体育比赛就被视作城邦政治、外交、冲突与合作的延续。自近代以来，竞技体育都从未脱离过政治的影响。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和利物浦教父香克利。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于弗格森，是坚定地反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屡有同情苏联的言论，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利物浦教父比尔·香克利则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粉丝。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裤换成了一身全红，从此“红军”（Red Army）就成为了利物浦的代号。后来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横扫英伦，香克利在市政厅外对欢庆的球迷说：“甚至毛主席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支红军的力量”
再说一个大家并不耳熟能详的名字：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雷米特在巴黎创立了“红星足球俱乐部”，虽然当今巴黎足球的代表诗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近年来更有中东土豪入主，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12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