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外开放第二阶段(1989-1999)
第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是表层的,相当于商品资本阶段,发展国际贸易。1992年底邓小平南方讲话,开放以更大规模展开,发展到生产资本阶段。
(一)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
90年代初期西方全面封锁中国,而台湾实行“新大陆政策”,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带动了大陆的加工贸易和出口。
(二)汇率并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至1:8.7,出口拳头产品从纺织品升级到机电产品和造船,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升级,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至1997年积累外汇储备1700亿美元。
(三)军转民引发消费高潮
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消费高潮(老四大件)是军转民。80年代后期引进外国生产线,至90年代形成第二次消费高潮(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第三次消费高潮随之迅速发展(代表品是电话,出租车,家具装修,住宅改善,旅游等),20世纪前10年第四次消费高潮(汽车),都是依靠引进外国生产线,原材料和技术。中国工业和消费,与引进外资和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四)加入WTO,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申请加入WTO,为此实行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包括产业准备,行政改革,清理文件,实行公开化和透明度等,这是一次集中的制度化的“以开放促改革”。
(五)南方讲话引发下海创业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成建制地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如租赁,典当,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保险,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外汇市场等。精英下海将体制内资源引入市场,是“中国道路”奥妙之一,极大促进了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六)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抵御亚洲金融危机。
如果说在对外开放领域,主要是从国际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角度促进改革发展,那么在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则从国家干预角度,力托香港股市,力保联系汇率,力挺人民币不贬值,最后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进出,顶住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舆论的一致抗议,改变香港100多年来“积极不干预”政策,变为积极干预,在两个月内就使国际投机资本铩羽而归。
这是一次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极为成功的国家干预,稳定了香港,中国大陆,整个亚洲局势。在此之前中国已进行5年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把经济增长率从13%控制到7-8%,物价从13%控制在6%;1994年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40%,4年内积累了1700亿美元外汇。当1997年外部冲击突然到来,亚洲各国经济紧缩,货币贬值,只有中国因事先紧缩,仍存在很大扩张空间。
1999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消除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在2000年后使中国经济走上15年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3%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包括IT产业选择新路径,直接与台湾新加坡接轨甩开日本;逼迫日元升值,催生泡沫经济等。日本经济学家鼓吹的“雁形发展理论”就此终结,此理论论证的是日本战后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从美国引进技术,向亚洲各国扩散,带动“亚洲四小龙”。1998年国际投机资本冲击香港期间,日元从1:120贬值到1:148,给韩国和中国造成很大压力,只有中国成为中坚力量。成功以后中国代替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全方位成为亚洲核心国家。这是自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国际地位又一次提高。【3】
四、对外开放第三阶段(1999-2009)
(一)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价值重估
2000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经济继1949,1978,1992几次大飞跃之后,出现更大一次飞跃。国际资本代表人物索罗斯不得不认输:“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出现非均衡的历史性崛起”。2000年中国加入WTO,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先后呼吁人民币升值,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实际是向国际资本进军中国发出动员令。这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15年,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价值重估,是针对中国进行的。
1990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应为1:1,而不是当时的1:5,把中国经济总量的美元标价提高5倍。当时中国斥之为“中国威胁论”,西方社会也不认同,他们吹捧的是“亚洲四小龙”。直至10年以后,西方社会,包括中国自己,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经济潜力,维持稳定能力,超过想象。
2005年人民币以浮动方式迅速升值,到2013年,从1:8.2到1: 6.04升值30%,以美元标价的中国GDP随之提高30%。
这次价值重估,引起外资大批流入,国家外汇储备2015年猛增至42000亿美元。以房地产为代表品的第五次消费高潮,持续了15年。钢铁产量从19981亿吨增加到2005年5亿吨,年增30%,2015年10亿吨年增7%;包括水泥,煤炭,焦炭等,都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相当于宋朝,大英帝国和战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奋斗与积累多年,终于实现的历史性的财富大爆发。
(二)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
从2000年加入WTO,到2006年全面市场准入,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从贸易层面深化到产业与金融层面,跨国公司500强全部进入中国。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中国产业走改组,集中和升级道路,产业政策发挥重大作用。出口一直在升级,拳头产品从粮食石油、土特产、纺织品、机电产品、造船、钢铁到重型机械,目前出口前4位都不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如通讯设备,计算机,重型装备,加工贸易没有萎缩,而是升级到高科技领域。
“以市场换技术”不令人满意,但引进外资有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新科技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周期缩短,投资大,国际跨国公司技术不向中国转移,投资即难以收回。中国是唯一容纳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大国,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将研发部分搬到中国。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已使国际主流经济学修正了“规模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承认在发展中大国集中引进技术时期“规模收益递增”。“后发优势”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可实现经济赶超,主要是基于中国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经受了加入WT0的考验,产业升级和出口没受大影响。国际规则即使在开始不利于中国,也要争取加入,自我孤立等于自我边缘化。事实上不到15年,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在WTO框架内,在制造业方面西方国家已竞争不过中国,又去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图谋在服务贸易领域里的垄断。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 思想理论政策的激烈斗争
中国社会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超出预期,社会迅速繁荣,利益多元化;资本力量包括国际资本发展起来,出现腐败和贫富分化;1992年以后实行劳动合同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形式上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马克思说劳动力变为商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的,可适应80年代商品经济需要,却不能无原则地肯定资本范畴,更不可能为权力资本辩解。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出现资本范畴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
国际背景是苏联瓦解,冷战结束,西方“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理念,系统化为“普世价值”,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资本和媒体的力量,大力推广。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教育科研,从发布论文到教材,留学培训,媒体影视,书籍报刊,推广数十年,俘获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精英”的思想,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用行政力量推广,说明我们忽视了开放两重性,只想到自己改革开放需要,对美国的战略缺乏警惕。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的。90年代以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在知识分子里影响很大。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不甚有效,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自身也存在教条主义和僵化问题,不能遏制西方思想蔓延。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以开始定位就有偏差,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西方理念为普世价值。对国内体制的批判发展到历史和民族虚无主义。从告别革命开始,把近代史重要事件逐一做负能量解释,对毛泽东进行丑化污蔑。这样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也不为官方所容,使自由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
随着腐败与少数人暴富对社会意识的毒化,世俗化浪潮逐步走向反面。从“我是流氓我怕谁”,到《上海宝贝》,到汶川地震范跑跑恶狠狠宣称“伪君子胜似真小人”,世俗化走到尽头,青年普遍缺乏共产主义信仰,各种宗教甚至邪教趁虚而入。
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加流行,因为官方不仅不管,反而大力支持。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详细描述市场运行,有上百种成型教材,无数论文,指导各国经济政策,树大根深,称为“经济科学”。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基本框架,不能推翻。
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假设前提代表着西方国家根本利益,对读者有误导。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发展成一套治国理念和政策,由美国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强制推行,以市场教条和休克疗法为主要内容,则变成披着经济学外衣的美国意识形态。
中国政府缺乏警惕,对经济理论放开不管,使新自由主义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通吃经济学,通吃社会科学,以“理性人”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并破格提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入各种领导岗位,这就不可能不误导决策,误导几代学生的培养。
理论误导,首先是“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亚当斯密认为比较利益是动态的,但被解释为静态的,论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在80年代有积极意义。此时国际新左派反倒有错。“中心边缘论”,脱离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不能和生产资料结合的国情。只看到国际资本剥削的一面,没看到双赢的一面,这就是许多“左派”不愿承认改革开放成就的理论根源。
但理论误导总要暴露,“右”的倾向在经济学界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有“充分就业”的假设,一旦中国接近这个状态,静态比较优势论就有害,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没及时把庞大储蓄和投资能力引导到创新上来。某些产业如飞机制造业,放弃自主创新盲目与美国合作,遭受重创。至今我国仍依靠进口客机,2016年才出现第一个国产飞机品牌。静态比较利益在中国的形象说法叫“以裤子换飞机”,延误了战略产业和技术进步。
第二个理论误导是“金融深化与创新”。这是美国麦金农等提出的,只要一得诺内尔奖,马上在中国奉若神明,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任凭国际投行呼风唤雨。它们在中国政府推行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机,操控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破1000点,误导中国政府,将国有银行资产低价出售。3年后股市暴涨,“国际战略投资者”变成战略投机者, 抛售离场。2015年则利用做空机制,在中国引发股灾。“阴谋论”没有根据,但华尔街可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正式规则的推行和国际期货市场,影响甚至操纵中国股市,确是不得不防。
第三个误导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市场化和改革为名,在1994年和1998年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在2000年反对自主创新,不谈国家安全;2004年建议按权力公开分配国有资产;他们还日复一日地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名,要取消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四个严重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以“规范学术”为名,立规矩搞私人制裁,实行垄断,打压不同意见,排斥异己,甚至针对某些爱国学者进行封杀,有些手段之严酷之卑鄙,为常人所不能相信。杨帆,左大培,王小东,韩德强等,都受到他们长期打压,这恰恰不是政府干的,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些杂志编辑,大学校长院长评委们,所形成的集体共识。这和他们一贯自我标榜的“学术自由,经济自由”,完全相反。正是这样的恶劣行为,引起左翼强烈反弹,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文化,非主流实践派,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5个理论:动态比较利益论,自主创新论,经济安全论,战略产业论,国家干预论,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国家机关的一致反对,使新自由主义最终未能形成垄断【5】。
中国共产党有长期最基层最复杂实践斗争经验,不像苏联共产党那么天真,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党和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不放松宏观调控,1994年反对通货膨胀,1998年反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刺激经济,不放弃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使中国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人民表达自己意愿,在2004年通过网络形成舆论,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看清了新自由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窃据经济学主流,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真面目,其代表人物在中国已丧失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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