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智利、“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与中国 1970年，深受古兹曼与智利大众爱戴的社会主义者民选总统阿连德曾呼吁智利电影工作者为智利人民拍摄并非被统治阶层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电影，同时也对抗美国电影独占智利银幕的状况。在智利知识分子与大众看来，智利的新电影担负着“民族解放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证明着他们的文化与政治身份，“因为历史需要，必须是革命艺术”。“革命的”意味着艺术家与人民因共同目标——解放——而团结起来。人民是行动发起者及最终真正的创造者，而电影导演是他们交流的促成者。 自十九世纪起，智利在拉美有提供政治避难的漫长历史，1971年一份报告称智利为“左派的麦加”，用格瓦拉的话说：“在以死相拼的抗争中没有边界”。1964年美国政府首肯的巴西军事政变颠覆倾向左派的政府，镇压工农运动，一部分被独裁者迫害的政治运动者和知识分子流亡智利与乌拉圭。1968年，巴西独裁者镇压更为严酷，又一波逃亡浪潮。至1973年，已有约1200位巴西流亡者在智利避难。这种基于共同政治理念（反帝反殖）的区域团结与同志情谊有国际主义色彩，尽管他们也许思想背景各异：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毛主义、天主教、民族主义、马列主义等。他们认为面临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右翼独裁政权（巴西政府甚至向拉美各国右翼政府传输酷刑技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革命团结不再是一个原则，而成为客观需要。 各国避难者视智利为“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室”，有的加入工人队伍参加体力劳动，希望能与大众有更密切接触，以实现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乌拉圭的左翼都市游击组织Tupamaros（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不少成员经过智利。因拉美各国流亡人士太多，在圣地亚哥的三十所房子已容纳不下，他们在安第斯山上搭帐篷，二、三十人住一顶帐篷，这些年轻的都市社会运动者因而有了无产阶级化的实验，过着艰苦朴素、与世隔绝的山地生活。乌拉圭作家费尔南多·布塔佐尼（Fernando Butazzoni）描述这种经验如“军事训练营与嬉皮社区的结合物，一种格瓦拉式的伍德斯托克”。1973年，他们在智利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开会自我批评、总结游击战失败教训。流亡智利的经验第一次给拉美各国左派人士提供了一个会面、相互了解、交流经验的机会，搭建起贯通整个拉美的人际网络。1966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时，67位参与者几乎是拉美团结纵队：来自阿根廷、巴西、秘鲁、哥伦比亚，也有智利人直接参与或在后方提供资源支持，包括阿连德的女儿比亚特丽斯·阿连德（Beatriz Allende）。在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这些进步人士不得不逃离智利，寻找其他避难所，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三年后阿根廷右翼军事政变之血腥镇压又迫使他们继续逃亡。 除了电影与政治，六、七十年代，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成为南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中心。智利的左翼开明政治环境吸引拉美甚至欧洲北美的知识分子，包括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的逃避本国军事独裁政权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吸引更多拉美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政府支持，在智利有更多研究、思考与言论空间。当时有影响的社会政治专著之一为巴西社会学家、政治家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b. 1931，1995-2002年任巴西总统）政治流亡期间所写的《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分析批判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技术渗透导致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及限制发展中国家自给发展的空间，并加重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困。“依附理论”在1949年即已被提出与论述，在六、七十年代的拉美有强烈回声。任教于智利大学的德裔美国经济史家与社会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1967年以英文出版《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一书，揭示资本主义体系历史发展中所谓边缘地区被剥削造成低度发展导致阶层与地区、国家间贫富差距。四个世纪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的剥削造成“依赖”，阻隔他们独立发展空间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本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解放不发达的本国经济和人民，他们不过是跨国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或合伙人，只关注切身相关的利益交换与输送。要打破这种依赖，唯一的方式是社会主义革命，依靠与中心没有利益瓜葛的大众，使得社会财富可以更公平地再分配，通过国家和区域力量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依赖跨国财团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此书在南美大陆有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另一位“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人物、当时也流亡智利的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1936-2018）于1969年在圣地亚哥出版《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依赖的新面孔与拉美困境》（Socialismo o Fascismo, el nuevo caracter de la dependencia y el dilemma latinoamericano），成为他最有政治影响的著作。他认为拉美政治左翼的激进化不可避免，因为在当前政治经济危机中拉美资本主义能继续生存的唯一方式是寻求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依附”的新形式之必然产物，由经济的跨国结构过程决定的。这一过程将逐渐毁灭民族资本主义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代表其利益的政权。由于依附性发展的结构性局限及社会政治危机中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政治局限和不同革命条件，会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他的论述在智利成为现实，由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到皮诺切特的法西斯主义。 “依附”理论另一位先行者，出生于巴塞罗那的巴西社会学家马里尼在他的书《不发达与革命》（subdesarrollo y revolucion，1969年于墨西哥出版）中提出“过度剥削理论”（theory of overexploitation），即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依附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边缘国家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地过度剥削。他主张革命的大陆性，呼吁依附型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时一份在左翼人士中影响深远的《今日智利》（Chile hoy）杂志也对这些理念的探讨与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试图面向广大民众。由智利社会学家、新闻记者与社会运动参与者Marta Harnecker（b. 1937）主编，她曾在巴黎随阿尔都塞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更深入了解毛主义。她宣称： “我所有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教育性的”。她的写作帮助厘清理解马列主义的脉络：率先将阿尔都塞著作译为西班牙语，也于1968年出版通俗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阐释基本概念理论和组织抗争方式。至1971年，此书已出到第七版。她也质疑法国结构主义影响，更推崇葛兰西的历史主义传统。Harnecker在智利军事政变后到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庇护，流亡古巴，至今仍在写作，2015年出版《建设一个世界》（A World to Build）一书 。 如古巴革命对拉美的激励，毛主义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也成为反抗“依附”的行动。学者Megan M. Ferry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介入左翼政治的智利朋友回忆七十年代他还是学生时，很多人家墙上都挂着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海报。人们微笑满足的面孔，鼓舞他们的想像与左翼认同：既然中国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可能，智利人也不应放弃抗争和希望。这些中国的革命图景六、七十年代在全球的流通，在各国本土革命的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毛主义政治小组出现在尼泊尔、印度、伊朗、秘鲁、墨西哥等地。中国的政治化影像及背后的政治讯息通过视觉宣传画“全球化”，为跨国毛主义提供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空间。接受者将革命的抽象视觉化转化为可以提供拉美社会变革的需要，如反抗在拉美土地剥削拉美人民的美国资本家的企业。 1955年万隆会议奠定了“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为民族解放抗争的基调。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中国人民在所有被压迫民族的经验中看到自己的昨天”。1960年，“中拉友谊协会”成立，成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联合前线，通过广播、书报、杂志（如《中国画报》）、电影等媒介进行文化交流与“人民外交”。由各国各界人士组成的拉美文化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回国后发表大量旅行笔记与照片——半个世纪后，哥伦比亚导演路易·奥斯皮纳 （Luis Ospina）关于左翼艺术家与革命者佩德罗·曼里克·菲格罗亚（Pedro Manrique Figueroa）的“伪纪录片”《纸老虎》（2007）涉及这些影像资料。五十年代末，关于中国的西语广播与期刊在拉美流通，这些中国政府办的西语杂志支持各国的反美斗争，如1965年关于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内容；1967年，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抗美斗争。也有中国戏曲与杂技团访问演出、艺术展览，宣传新中国独立、友善、自力更生、支持和平、反对侵略暴力。对于深陷新旧殖民主义剥削的拉美人民来说，成为激励力量。七十年代，秘鲁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拥抱毛主义，因为毛泽东对都市的批判与秘鲁城市对劳工的严酷剥削相关。 毛主义深刻影响到哥伦比亚与秘鲁的政治运动。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hining path）领导者古兹曼（Abimael Guzman）原为教育学教授，1958年加入秘鲁共产党，深受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影响，追随者多为知识分子与学生。古兹曼于1965和1967年到中国学习政治理论。他试图在秘鲁建设人民公社，人们集体劳动，公平分配，修建完备的基础设施，准备武装斗争，建设一个新社会。也有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领导者在中国和朝鲜受训练。他们通过思考与实践，确立起更广泛的、超越民族文化的无产阶级身份，及有共同奋斗目标的革命身份。他们秉持“反帝、自力更生”的理念，认为 “我们是历史的主人”，有责任组织武装反抗新殖民霸权。
在拉美与全球的政治环境下，拉美左翼试图以人民战争与社会主义摆脱帝国主义影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他们反抗封建式农业经济形态，建设农业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城市工业，这一点与中国革命实践有相似之处。1973至1979年，在墨西哥中南部的莫雷洛斯（Moleros）州，梅德拉诺（Florencio Medrano）领导农村大众进行的武装斗争与争取土地所有权、经济发展也深受中国革命实践影响。梅德拉诺为“美洲无产阶级联合党”（Partido Proletario Unido de America/PPUA）领导人，出身穷苦农夫家庭，他1969年在中国学习半年政治理论课程，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其改变拉美现状的价值，回到墨西哥后建立农村大学系统，在农村传播左派理论，结合教育与劳动。他合作支持墨西哥城与库埃纳瓦卡的针对年轻人的“红色星期天”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讨论及其他劳工项目。 六. “第三电影”继承者 提出“第三电影”的阿根廷导演索拉纳斯1976年政变后流亡巴黎，1983年返回阿根廷，继续拍片及参与社会运动，尤其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将能源产业私有化的抗争。索拉纳斯2004年制作了纪录片《洗劫回忆录》（Social Genocide），延续《燃火时刻》主题，批判阿根廷金融财政长期依赖欧美银行和财团，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崇自由市场，进一步加重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在一个物产丰饶的国家，竟有大量因饥饿而死和营养不良的儿童。“金融危机”后阿根廷经济的萧条或许影响很多普通民众的生计、信心和认同感，但并未影响到社会上层的奢靡享乐。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索拉纳斯一起发表“第三电影”宣言的赫蒂诺于1976年政变后逃离阿根廷，此后六年在秘鲁一所大学任教。1982至1988年间在墨西哥政治避难，1988年回到阿根廷。他呼吁正视国际媒体市场的新帝国主义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拉美工业与工人的影响，也呼吁支持和保护工会。他试图更新早期左派知识分子的反帝、反资、地区团结话语，保护民族电影作为第三世界表达的“解放”。1973年赫蒂诺与索拉纳斯合著的书《电影，文化与去殖民化》为拉美大学电影研究的重要文本。他又在1990年出版《电影与依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拉美军事独裁者纷纷倒台，超越8毫米、16毫米的影像技术已几度更迭，涌现出无数重现、回顾、反刍历史的录像作品。传播学者Patricia Aufderheide在题为“拉丁美洲的草根录像”的报告中提到1984年巴西有40个录像小组制作作品进行社会抗争。1989年，拉美各国有413个草根组织使用录像介入社会运动，这些录像基于事实，以教育为目的，尽管流通有限、清晰度低，但“社会运动者比专业影像工作者更早使用这一媒介”。八十年代末，巴西原住民社区与video indigena运动利用录像制作方式保护土地、调查屠杀。这类作品涉及保护生态环境、性别平等等议题，在工厂、抗议现场、咖啡馆、街市、公园等处放映，因传统官方（如电视）和商业（如影院）渠道对他们避之不及，他们开辟另外的公共放映空间。他们被索拉纳斯称为“第三电影继承者”，将新媒体潜能用于积极的社会运动。再回顾1970年埃斯皮诺萨在古巴宣称的“电影技术的发展使之可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也不无道理。 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实践与思潮席卷全球，八十年代在中南美兴起“两个魔鬼”论将激进左派和右派等同起来，各打五十大板，脱离历史语境而完全否认革命正当性。在论述拉美电影与社会历史时，美国学者更多以“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话语代替左翼革命反帝国主义与本国寡头政治的抗争。复杂的拉美革命一旦被置换为“独裁-民主”二元对立，便易被纳入冷战和西方制度优越的话语，所有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似乎左翼运动者与大众反抗的只是抽象概念，没有人或只是某些独裁者需要为血腥历史负责（如皮诺切特，正如二战时的希特勒），而不去质疑至今仍在拉美变本加厉存在的不平等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依赖的、剥削的经济殖民主义与极度贫困。当阶级、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此类的词汇因太熟悉而不大引起人们思考，我们需要重新陌生化、历史化与背景化这些词汇与概念，因为背后是活生生的流血、压迫与抗争过的生命。 （感谢魏然、刘烨、唐葆真等朋友认真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建议。）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