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OFO、知乎、京东等几家金融巨头已经开始裁员。华为、阿里等公司也减少了社会招聘。随着经济下行和垄断加剧，裁员，工作机会减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常态。
每到毕业季，在公共澡堂或者宿舍楼下，总会听到哭到崩溃的声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早已泛滥的大学生焦虑病，更是有增无减。
2018年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毕业生存在“毕业焦虑”。一份医美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在植发群体中，80、90后占到67%。有人直言：“焦虑的事情比较多，用头发换成长。”焦虑与抑郁，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流行病”。学校里有限的心理咨询服务，始终供不应需。
面对就业焦虑和学业焦虑的高压，我们往往在间歇性努力奋斗和持续性混吃等死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我们常常幻想，如果有一天，可以像永动机一样努力奋斗，不再混吃等死，抛弃佛系生活，就能告别焦虑，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努力奋斗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越忙就说明越成功。你给朋友打电话抱怨称，我最近好忙啊我要忙死了，你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可以理解为，我最近好成功啊我要成功死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Surowiecki曾指出，大部分人的持续忙碌，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在这种自主选择的忙碌背后，是一种潜在的深深的焦虑感。他们试图用行动去应对焦虑，当这种行动得不到相应的回答时，焦虑感就会在某一刻爆发。
上面那句抱怨的话，其实更应该理解为，我最近好焦虑啊我要焦虑死了。
要想用踏踏实实的努力奋斗来成功缓解焦虑，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在持续忙碌中能找到努力的意义，二是努力之后能看到回应或回报。可是对大部分大学生而言，这两个前提越来越难满足。
在一个各种工作都模式化、碎片化和流水线化的时代，人变成社会齿轮上的螺丝钉，看不到齿轮运转的意义所在。看似多元的选择，都指向同样的，成为合格螺丝钉的结果。
毕业后，去京东做销售，去富士康做销售，去蓝翔做销售，或者去基层政府做“产品经理”，你以为你是去做销售，但很可能只会做销售流程中一个小之又小的环节。比如，你日复一日填着相似的表格，或者做着同样的PPT，你不会知道你销售这些产品出去，除了浪费还有没有别的意义。你甚至不知道整个销售流程是如何完成的。
这时候，“努力”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并不能直接与意义连接。努力的目的变得模糊不清，努力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为何要努力呢？如果是为了钱和生存，那这个意义实在单薄。如果是为了别的，往往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
实际上，之所以努力奋斗，与其说是为了某种意义，不如说是出于恐惧。恐惧于，一旦他脱离了社会这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就会被定义成失败。
当“努力”本身被质疑，人民日报每晚的夜读只不过像一碗温情脉脉的鸡汤，无法治愈年轻人的心灵。人们无法肯定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不知道是否应该努力，也不知道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在质疑意义的同时，努力后得到的回报差距，也扩大人们的焦虑感。在私有制结构中，一个人越是努力工作，公司就越有钱。这样，这个公司就越能配置自动化设备，运用人工智能作业，他就越容易失业。一群人越是努力工作，他们的老板就越能积攒资金去炒作房价，他们就越买不起房子。
劳动使得劳动者越发穷困，努力使得努力者日渐艰难。
经济下行本身还不足畏惧，但经济下行时还伴随着阶层固化，私有财产积累，等级制度加深，这就十分可怕了。
总之，努力奋斗或许能缓解一个人的焦虑，却将不断加剧整个学生群体的焦虑。
佛系生活
虽然“佛系”一词被创造出来的时间还不超过两年，但毫无疑问，一个没有佛系表情包的学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落伍的“老年大学生”。
“佛系”文化，深入人心；“佛系”生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当deadline已经不能再拖的时候，假装deadline不存在就好了。
当房价高到根本买不起的时候，反身求诸己，扪心问一句，人为什么非要买房呢？
当公共空间越来越小，社交生活代价太大，女性朋友越来越忙的时候，想一想最初的愿望，听一听内心的声音：做一个肥宅，难道不快乐吗？
佛系生活，简单纯粹。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外卖网剧，夫复何求。
后现代式的吐槽也是佛系生活的一种。后现代青年们指责这个时代“了无生趣”，表示要“即时退出当代生活”，暗地嘲讽“和平年代适合养猪”。
他们是一群聪明人，在精妙的段子、有趣的吐槽和无节制的咒骂中保持着特立独行。
然而，片刻的机灵过后，焦虑的重压感依旧挥之不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后现代的批判往往成为故作姿态的装点。他们深知个体无力抗衡结构化的社会，却只能借助亚文化来宣泄内心的不满。而一种悲剧和另外一种悲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生活的压力暂时被忘却或暂时被调侃后，它会变成一个更快更强的压力来敲打你。一个deadline被你拖过了，它会升级为一个更可怕的deadline。总之，世界上只有一时的佛系，没有永远的佛系。
在焦虑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困境。阶层差距的扩大、经济基础的悬空、断裂的自我认知、残酷的市场竞争、生活意义的匮乏、对平庸的恐惧等等，每一个因素都在焦虑感中发挥着作用，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通过“佛系”来得到解决。
作为焦虑的止痛剂，佛系反焦虑法，小用怡情，大用伤身，强用……
于无希望中得救
如果这些反焦虑的方法都将失效，我们还能在焦虑旋涡中抓住什么呢？
上述方法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他们仅仅限于眼前，限于个人的努力。这些方法隔靴搔痒，没有正视焦虑的源头。
焦虑的源头是什么呢？
《南方周末》的一篇调查表明，在甘肃省会宁县，百分之八十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子女读大学，这些家庭平均负债5万元到8万元。而这笔负债，需要整个家庭还款10年以上，当地甚至有了“读书赌博论”。[1]
对于这些贫困学生来说，他们必须思考如何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生活。而他们毕业后，马上要面对就业饱和、工作难找的局势。这些焦虑，是漂浮在苦难之上的。
非贫困生的焦虑与生存困境保持了距离，但依旧源于对未来生活的恐慌：毕业后就可以分配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单位制的瓦解将个体抛向毫无依附和保障的洪流中，“铁饭碗”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行走在个体生存和市场竞争的薄冰之上。“大学生”的光环亦已不再。每年毕业近千万大学生，而就业市场并不会尽数接纳他们。
与之相伴的，是北上广的高房价、逐渐缩水的就业机会、和别人的薪资差距、毕业证书的贬值、专业出路的不景气……
所有这些，根源于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根源于现代社会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但矛盾如何展开，如何演化，如何被解决？贫富分化的困境，经济下行的趋势如何能突破？这些关键问题，都还没有足够清晰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