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信任，根本就不是用钱砸出来的

李一凡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

李一凡：在座的都是老师，我是一个学生，有一些惶恐。我昨天参与了参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教育，我回到老家或者在东北地区走访一些农村，我发现关于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去谈乡村到底能不能留下来人才，我们去谈乡村怎样去留下小孩，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他们手里有两样东西是陪伴他们度过整个童年的利器，一个东西叫做抖音，另一个东西叫做王者荣耀。我是陕西渭南市澄城县的，在我们老家那边，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年人在家看孙子，老年人喜欢看的是抗日神剧，所以说小孩在学会一些像歌谣或知识之前，会学到一句话叫做“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要去打日本鬼子，小孩就处于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境。昨天我看到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国学，甚至有一些和应试体制有所不同，不能说对抗，但是有一些自己的路在走，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

另外一个是资金互助，我在东北那边跟着我的导师走访了一些资金互助社，这次与会的也有一些百信的公益同仁，所以对资金互助社有亲近性。我对农民联合起来的一个看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红利丧失了，有些人不同意。一些生产型联合社的理事长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他雇的工人认为这是你的地不是我的地，所以雇工没有办法从生产上联合起来；消费联合的话，因为是要减少流通环节才能有利润空间，而且需要面对一些农村的贩子集团，那我们如何去压制我们的成本，像合作社做统购统销的话，我们如何跟利益集团抗争；最后一个是信用联合，资金互助有没有一些盈利，由资金转化为资本，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建设乡村，而不是说这些资金被集聚起来作为资本去建设城市，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郑冰：资金互助这一块，其实我们最大的对抗的点是所有的银行，而所有的银行最不听政府的话，他们都只管拿我们老百姓所有的钱去变成理财，而且政府也无可奈何。我们从12年做到底的时候，利率是1分5的月息，到13年的时候能做到3千万左右的量，当时的额度是3万。但是农村难道就没有几千块钱的需求吗，没有一万块钱的需求吗？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越弱小的需求，农户越不肯到合作社来借款，因为他觉得首先没有勇气去借。所以我们理事会几乎讨论了两个季度，总在争吵中间，最后我们定了一个2000块钱的额度，从合作社提了20万作为公益金。这2000块钱以下的借款，给最急用的、最弱小的农户，他们在村里边借二百块、一百块都不好借或者借不来的。我们定了这2000块钱的借款是无息的，然后也特意设定了一个20%的比例，从三千多户社员中抽七百多户弱小农户，过年的时候就拿五百块的现金换成新钱，去送到这一户手里。在这2000块钱的无息贷款额度之上，2000到5000的利息是5厘，5000到1万的是8厘，1万到2万的是1分3，2万到3万的是1分5。

我们也碰上了运城和永济农行的，当时温铁军老师带着农行的行长来，说你们怎么额度越大利率越高呢，应该是额度越小成本才越高。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我们想到的是怎么能让更多的社员都享受到不同额度的资金服务，这一条每年最少就能赚50万左右。有时候，这一户要借3万，单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就需要3万，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重复借款，你可能马上需要1万那你就借1万，这1万的利息是8厘；那你要一下子借3万，利息就是1分5，这一下子就差了7个点，所以我们说你啥时候用啥时候借，第二次可以再借1万或者2万。

当时理事会考虑的时候争执非常大，但实际开始之后我们发现，意外的收获是，社员说那不是你们少赚了嘛，这时候我们辅导员会说你看合作社就是给我们社员服务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少赚的钱换来的是社员更大的信任，而这个更大的信任它会带动其他工作进行地更顺畅。所以这个是看不见的收益，但也是能算出来的，它一下子就带来了连片效益，所以去年我们打算做到预定的一千八百多户，每户平均2万的入股，我们3000多万是入股，然后1000多万是借贷。其实面临上千多户时就会遇到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合作社法》有信用互助这一块，中央党校的老师也过来说，其实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位一体”想要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资金少赚和多赚是相对的，功利地说我们少赚的是钱，但我们获取的信任是无价的。

张兆斌  黄河共富公社社员

张兆斌：我是一名律师，在交警队做人民调解员的兼职工作，这次代表黄河共富公社来参会。我们公社成立于2016年，六位发起人来自不同的省份，其中一位就是山西运城的周女士，她也不是农民，是钢琴老师，她爱人是干部；除了山西的以外，还有一位湖北工商局的反转协会成员；发起的领头人范鑫，是法院的一位厅长。我们相识在网络里，因为共同信仰毛泽东思想而走到一起，我们都是肯吃亏的人，都是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想吃到生态食物的人，所以我们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这个集体共有的公社。我们公社的宗旨，和今天年会的主题一样，都是为了解决食物的问题。我们的口号是：草根民众，吃上特供，城乡一体，双向扶贫。我们是利用了新兴的高科技网络平台和现代物流平台，把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想吃安全食品的人结合了起来。我们有着跟食物主权一致的目标，具体的以后再说。

那今天和生态农业相关，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搞农业很难赚钱，尤其是搞生态农业，还有可能赔钱，那么蒲韩是如何说服农民去从事生态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搞生态农业的农民，到底赚钱了没有？

鲁峰：生态农业这一块我简单说一点，第一怎么发动农户，第二他们怎么赚钱。首先生态农业有两个类型，第一个是生活导向型，你种一些产品，米面油是自己吃的；第二个是生产导向型，你种的有机产品是为了卖，为了销售，为了挣钱的。所以这两年我们合作社这边一直在做的社员的教育是，想清楚你要发展的是生活导向型的农业，首先自己要有健康的米面油吃，你们家只要拿出一亩地到两亩地来进行土壤转化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下子就做很多。现在只有一两亩地，他自己家会吃一大部分，亲戚朋友会吃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如果卖不掉，合作社可以帮忙嘛。所以说真正赚多少钱倒没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吧。

张小平  陕西省兴平市韩村村干部

张小平：大家好，我是一名村委，我认为生态文明归根结底就是生活的要自然。我们自然地生活，享受自然的瓜果蔬菜、花花草草、阳光雨露，因为我们人本就是自然的一份子。那么我想问的还是生态农业中人的问题，我们想让生态农业要与农民实现合作，做大做强，影响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那么人的问题怎样解决？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村的人怎样培养他们成为中心社员？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人的改造，怎样使他们在文化和价值取向上产生共鸣，从而奉献于农业，并最终奉献于生态农业？

郑冰：都说人的工作最难做，可能这是我们惯性的认识。我们总想让人听话，总觉得好的事一个命令就可以完成，其实不，我们刚开始做土壤转化的时候是2009年，我们联合社的社长李金荣带着六个辅导员，因为有的人首先认为做有机农业，虫会把庄稼吃完的，所以当时先实验。其实真正会种地的农民村里边有的是，所以恰好要用这些人来做我们的示范带头，我们找到这样的农户，他们还会给我们教好多办法。在我们全面推广的时候，我们首先给社员说你不是为了多卖钱才去做土壤改良、做有机生态农业的。我们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几乎全部在做推广，也就是为什么要做有机农业，不是为了多卖钱，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土地还能用，天天让土地吃药咋行，所以这是一个互动教育。

从策略上我们当时也给农户提出了一个说法，万一你怕地里的庄稼被虫全吃完了，那一户可以拿出半亩地到一亩地做三年的土壤改良行不行，三年之后合作社会辅助把你改良三年之后的农产品进行销售，这其实也是做了一点小的策略。如果我们一开始说做有机农业能多卖钱，先把这个信息告诉社员，那我们一开始包袱就很重，当我们说能多卖钱的时候，比如你说能多卖一块钱，那大家的期待就全在这一块钱上，还有一个顺杆往上爬，他可能期待一块钱变成三块钱。所以我们一开始不能说多卖钱，和社员采取的收购价也是市场价，多出来的一部分一定按照净利率的60%二次返还，所以合作社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制度设置，净利率的60%进行二次返还的时候，社员可能就能理解，经纪人是一卖完就完事了，结果你们合作社收完之后还有再返还，而这个再返还他认为是一个意外，我们认为合作社其实是应该二次返还的。刚开始是现金返还，后来我们发现现金返还的几十块、几百块根本没太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返还的钱，再转化成社员的生活所需，比如大米、小米等。我们看到社员家里的筷子需要换了，吃饭明明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农户就不换，我们说一个季度换一次，社员觉得那要花几块钱舍不得换，所以我们就把筷子啦、碗啦、盛柿子的盘子啦等一些提升生活品质的都采购一些送给社员。就是一个简单的茶壶、盘子，当我们送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社员都非常感动，所以这也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这是一个慢活。

当然更多的是活动，合作社的文化不是赚钱文化，合作社的文化一定是我们乡里乡亲的文化，乡土的文化再加上合作社制度的设计，而且这个制度也不纯粹是纸上的。我们觉得在农村呢，光是写在纸上的制度根本没用，这个制度一定是要和人情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就得人情多一点，有时候就得制度原则性强一点，这个怎么把握，难点就在这个度上，而这个度怎么去结合，我相信在我们村当书记、当村主任的，只要在村待过几年的，都会有这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