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韩工作人员发言
【导语：2018年10月27-28日，人民食物主权年会在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顺利召开，来自各地关注或实践农村集体经济、生态农业与合作组织、城乡生产-消费网络、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等议题的思考者与实践者共聚蒲韩，分享经验、探索出路。从西藏无人区的嘎措乡到中原腹地的南街村，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到会场所在地的蒲韩乡村，从台湾改善校园午餐的民间行动者到大陆扎根乡村的乡村建设者，我们在时间、地域与城乡的相互交错中给予了彼此精神上的支持、经验上的分享，以及思想上的碰撞，共同探讨如何从食物出发，改造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议题，并推动其落地生根，在当前资本主义化工农业给农民生计、生态环境和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的背景下，探索一条出路。
近日，我们将陆续推出年会精彩发言，满满的干货，敬请关注！今日推送精彩发言第五篇，让我们一览10月27日下午，在郑冰及蒲韩团队代表的精彩发言之后，参会人员就蒲韩乡村的相关议题与蒲韩团队所进行的一场充分而深入的讨论与互动。对于关心与关注蒲韩和乡村发展的你，这些困惑或许也是你的困惑，这些好奇或许也是你曾经想提出的问题。】
郑理坚浙江缙云好溪村书记
郑理坚：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我只是很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民，也是农村的一个书记，应该说自己是莫名其妙地就走上了集体经济的道路。2011年我自己回好溪村竞选书记，看到我们南方很多农村因为人多地少，很多房子前后间距都是两米到四米，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家家户户又买了小车，每到逢年过节，车子就停不下去。所以我当书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去改造农村的面貌，当时只能实行旧村改造。但是在旧村改造的过程中，我碰到了很多困难，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土地问题：土地在农民的手上，每个农民都想造个新房子，但是农民都不想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组织村民代表、双委，到浙江一个集体经济的农村去考察，回来后我们村就实行了土地流转，花了三年时间，把村里的土地流转回来，顺利实行了旧村改造。现在我们村总共是600户人，已经改造了170户，今年又要改造一百多户。在这几年的改造过程当中，我很荣幸地碰到了严海蓉老师，一路走过来也碰到了很多专家学者，我们也一路学习过来，慢慢就走上了集体经济道路。
对于蒲韩乡村，我想问的是：蒲韩43个自然村，有两万人相当于社员，这在选举上面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双委干部有没有参与？43个村3865户，可能入社的社员接近一半，那么剩余的农民有没有进来？这些农民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进来？像医疗、教育、公共建设等，政府会不会担心？我在村里转了一下，看到村里更多的是以老太太、妇女为主，为什么很少碰到男性？
郑冰：首先回应与村两委的关系，这个太多人关心，太多人好奇；这个过程，也是弯弯曲曲。对团队来说，我们这十多年来有规定，团队成员在各村不参政。选举期间，如果合作社要搞活动，村里边就比较紧张，我们其实经历了几轮之后，自然就有了一种做法。我们的做法是，第一不参政，第二不人云亦云，不管是对于在任的还是卸任的干部的各种说法，我们都不参与；对上任的村干部，我们尽量从理解和赞同的角度来回应。
其实这十多年来，我们在每个村做任何事，都是和村委相互影响的。最早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做环境卫生，每户收两块钱，这看似是一个小事，其实不好做。我们先是从寨子村开始的，我爱人当时是村长，因为之前我们倡导大家义务劳动，他当了村长之后其实反对了一年，不让我们来做环境卫生，我说又不要钱干嘛不让做！后来我发现，其实干部整体都有这种感觉，好像我们做了环境卫生就得了好处了。我和我爱人吵了一年之后就放弃了，生态家园理事会也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我爱人以村干部身份做了四年，一年比一年花钱多。这个过程中，我们镇里的书记曾经过来问我，郑冰原来你们做这个到底花多少钱？我说我们花一千多块钱一年。他说那现在怎么花两万都不够？我说那不是政府有钱嘛。
到2011年的时候，其实我爱人他也感觉到了问题，上边没钱嘛那他就不做了。两口子说话也不回避，我说那你继续做呀咋不做了，还有一点不太礼貌和尊重，我说你没钱那你自己去挑头义务劳动。当时我看到他拿着扫帚扫了一条巷道，但没用。我们动员社员义务劳动的时候，大家会劳动，但我爱人发现他也给村干部说动员大家义务劳动，村民会觉得你们有钱，不给钱我们不干活。当时对这个我反思也挺大，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村民对政府已经有了习惯性的依赖。11年下半年，我们再倡导义务劳动的时候，又会出现有些村民说，你看村干部都不要钱，你们却要我们义务劳动。那时候从我们村开始一户只收一块钱，收了三个月，我就不相信一块钱难收，我们三个人收我们村的204户，三个月收了75%的比例，然后慢慢涨到两块钱。我们看到，收一块钱他就不乱倒垃圾，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看似收一块钱也是一个变化。
从11年到14年我们逐渐到5个村再到33个村，其实做这样的事做到外村的时候，我们首先规定说先找村干部协商，有些村干部说哎呀不要收两块钱了太麻烦了太少了，我们村委会有钱，我们当时规定有钱都不行，要拿钱做我们就不做了。有人说那太麻烦了一户一户收，我们说我们不嫌麻烦，我们合作社派人来配合你收，但村干部得在喇叭上去喊一下。就这样我们从商量到认同，33个村里边，有自然村，村干部先商量一致，然后喇叭喊一下，喊完之后我们开始一户一户收，这样相对来说我们能够相处和谐一些。当然这么多年过来，也有两三个村的村干部经常说，我们村不要你们来动，不管做啥都不要来做。那不做就不做呗，我们的节奏好掌握，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村去做。我们会发现只要做了的村，这个村干部到乡里会讨论这事，可以讨论又不花钱，又没什么坏处。我们另外一个村的书记曾经跟我说，郑冰把你们团队的人叫到我们村里来做，争取把我们村做到最好。这个我们也觉得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变化。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登记合作社的时候，工商登记要拿每一户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在工商登记完还要在农经备案。这时候也有村干部说不行，咱们村不能加入合作社，因为加入合作社之后咱们村所有的红利、优惠政策就不能享受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听闻之后也去会找村干部沟通，并且对每一户社员说，你首先是这个村的村民，然后加入合作社，这不冲突，说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找村干部来进行协商。所以说从公共服务到加入合作社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一直说，政府像山，我们像水，水总围着山绕的，山不转那水也转，这个不能做那个可以做，农村要做的事实在很多。只是有一点，我们做了事，不管习惯认为这事好像是村干部做，我们做了他就没面子，所以我们严格规定，做了好事我们都别嘚瑟，并不是说我们做了就是把政府不尊重。
现场参会人员
郑理坚：我还想问一下郑理事长，蒲韩能不能在发展的同时推动乡村振兴。因为乡村振兴是集体的，包括要建很多项目，但是可能很多项目走进来之后，有许多设施相对不怎么齐全，集体没资金的话也没钱去建，等政府肯定也不现实。那么合作社这么多年过来，在赚钱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利用合作社的资金来推动村集体做事？
郑冰：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我们文化活动搞得最多。但我们发现一点，人不变，哪有新农村，但是人怎么变呢，是靠政府给项目变吗，我们观察了，你越靠政府给项目，有些拿项目多的村，其实书记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2008年我们登记注册了28个合作社的时候，我们就有规定，不白要项目，不白拿钱，这是我们理事会的一个明确规定。我们的政府到09年、10年一直都有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都过来说，郑冰你就长话短说，听说有很多合作社直接要什么支持，很直白的。当然书记市长的一番话后，我们很多部门的领导就很快打电话叫过去填表，有些填完表就没事了，有的根本没去过。所以有的领导很直白，说郑冰人家说你神经有问题，给钱都不要。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要，我们当时和领导也说，好政策不是摆在那吗，政策不就是钱嘛，那只要让大家联合起来就行，我们切中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得罪了一些工作人员，想要钱但不能要，要钱我们也不反对，要钱你就离开，那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去要钱，我们这些不用项目不要钱的就慢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慢一点恰好给我们社员传递的是我们怎么联合，我们说光要政策就好了，我们把每一年的政策都打印出来，每年把所有几千份的资料都下发到社员手里，是政策这么好。我们曾经有过辩题：发展农村是靠党的富民政策还是靠农民素质的提高？所以说人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也不是靠一个项目就能改变的。当然拿项目肯定也会让人转变，但变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从1998年到现在，不能说一个项目都没接过，我们接过省农业厅新型农民培训的项目，省农业厅的处长过来说你们做这么多活动和培训，我们正好是做农民素质提高的培训项目。我们一听是农民素质提高，那咋提高？他说一个村给一万块，这一万块让一个村多少个社员参加培训、参加多少次培训，我们一听手到擒来，正好和我们理念一致，所以我们就接了这个18个村18万的项目，其他的我们就婉转地回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