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展的“代价” 致丽大火的幸存者陈玉英说，她想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让人们记住这一惨案。 有一次， 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在许多人眼里，他们是中国发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正如那港商所说，死几个人算什么。 2001年，安梁曾因为调查一位17岁的女工李春梅累死的原因，采访宝安区松岗镇劳动站的负责人。他接过我递过去的名片，很轻蔑地看了一眼我说，还是个博士！死个人算什么，难道没有事情做了吗？ 每遇到这种轻蔑的质疑，我都无言以对。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的孩子身上，会如何？ 在冰冷的数字背后其实是跟我们或我们的孩子一样的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年轻人。这些早逝或受伤的年轻人往往都是他们家庭的感情和经济支柱。他们倒下了，就意味着这些家庭失去了支柱，困难可想而知。 重庆忠县B镇有45名年轻女工在致丽厂，其中27人在火灾中丧失，重伤5人。有个蓝姓家庭四个姐妹均在火灾中死去。此后，她们的家庭就一直笼罩在这一巨大的悲剧里面无法自拔。 安梁是一个世居乡村的农家子弟，所在村庄因有勤劳传统而成为当地较富裕的地方。自60年代中期出生后，没有过饥饿的经历，全村人早在70年代即用上电灯和自来水。 然而，始于50年代的户籍制度和国家资源分配模式，造成的巨大城乡差别，在我的家乡也十分显著。农业和农村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发展出路，所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村子就陆续有年轻人外出打工，其中在深圳就有数十人。如果不是因为在80年代初幸运考取了大学，安梁很可能也是外出打工队伍的一员。 1998年，一名重庆律师周立太进入我的视野。从周律师所代理的工伤案件里，安梁看到了我们社会，特别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对工人群体的冷漠和轻视。这些见闻促使我把研究工伤问题和推动劳工发展作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 1999年1月到3月的春节假期，安梁和工人日报的记者孙覆海先生走访了在深圳10多家医院治疗的工伤工人，并从7家医院那里获得了1998年曾经做过工伤鉴定的12,189人名单。也就是说，1998年深圳每天至少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即有一人在工业事故中死亡。 我们以内参形式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央领导，引起了尉健行等领导的高度重视，直接促成了地方和企业改善安全生产状况，以及改善工伤保险法规。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从40年前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今天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在流光溢彩的背后，铺垫着三代农民工的生命、鲜血和汗水。 而深圳就是“中国模式”的代表。正是因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巨大生命付出，让深圳从一个贫困的边陲农村发展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深圳应该立一座纪念碑，铭记包括致丽大火死难者在内的众多将他们生命贡献给这座城市的人们，感谢数千万农民工用他们的青春和智慧为这座城市打下了基础，开创了未来。 （本文照片来自致丽大火幸存者陈玉英编辑的《致丽火灾20周年纪念册》）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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