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为何没步苏联后尘？我在哈瓦那看到了原因

古巴为什么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

哈瓦那有许多美丽的老房子，其豪华富丽的程度比我在华盛顿看到的老豪宅有过之而无不及。哈瓦那的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这些房子太过豪华巨大，不适于分配给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数被政府用来办公，很多政府机构设在这类豪宅里。我去过其中一所叫“友谊之家”的巨厦，那里有几个与接待外宾相关的机构。

这所巨厦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有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中年鳏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社交宴会中邂逅一位美人，两人一见钟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坚决不允。大地主带着美人私奔到欧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罗马，到梵蒂冈求见教宗，向教宗倾诉他们因相爱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废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约，教宗受了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所美轮美奂的巨厦，1926年建成后献给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绝，他又为妻子修建了一个浪漫的坟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横躺在坟墓中，而他则竖立在妻子的旁边，他说他要守护他的美人，不让旁人入侵。

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中听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一方面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古巴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不安。这些豪宅巨厦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会极不平等的生动例子吗？难怪古巴会发生革命，当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只带领了81个人乘格拉马号登陆古巴打游击，由于广大民众对旧政府的强烈不满，纷纷支持革命，两年零一个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美轮美奂的巨厦。

听古巴人讲述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很多人都会提到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公和政府的独裁腐败。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留给许多古巴人的记忆，古巴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使得古巴在苏联东欧变色之后，虽然经济遭受了比东欧国家更为严酷的打击，但也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去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苏联解体对古巴经济的打击极为严酷，以前古巴生产的蔗糖几乎全部出口给苏联和其它经互会国家，并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机械及零件。苏东变色之后，古巴的外贸一下子跌落80% 以上，从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35%左右，由于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厂只能维持产能的15% 开工率。农产品无法从乡下运到城里，公共汽车也都停止了行驶，马车上了街，生活倒退回农业社会时代。古巴从中国进口了大量自行车，以解决汽油缺乏的交通问题。美国在此时又对古巴展开了雪上加霜的经济制裁，1992年美国通过法案，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规定，任何船只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过，其后六个月之内就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这就使得其它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生怕六个月内不能停泊美国港口影响自己的生意。古巴的进出口的运输成本因此上升了40%，经济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短缺，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面对如此严酷的经济形势，古巴虽然没有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也自1993年起，进行了一些“准资本主义”的小改革。譬如，允许小规模的民营经济体进入饭馆等服务行业，对外国游客开放旅游，还准许美金等外币在古巴市场上流通。这些改革给古巴经济带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这些改革也给古巴社会带来了问题，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调整。譬如2004年进行了外币政策的调整，外币不再流通，政府创造了一种和美元挂钩的、可兑换的比索——“库”（CUC）。外国人要把外币换成“库”才能使用。1个“库”等于1美元，普通比索要25个左右才能兑1 美元。外国游客使用“库”，和旅游业相关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库”的比重很大，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只赚普通比索的人。

我问过一个古巴人对改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很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丰富消费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给古巴带来这些东西。但他也说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他说：“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东西，医疗制度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些好东西。但我知道美国也拥有很多好东西，我想两样好东西都拥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都给古巴。”

这位古巴人的看法，反映了古巴政府在进行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时的“重”与“轻”，以及由此带来的“得”与“失”。古巴重视的是教育与医疗，对于消费品则比较轻视。不过，生活必需的一些消费品，政府倒是尽力提供的，譬如每户每人定量供给低价的鸡蛋等。冰箱和电视也是低价供应的，因为政府认为冰箱与健康相关，电视与教育相关，所以每户人家都可以用极低廉的补贴价格买到冰箱和电视。至于其它“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古巴是匮乏的。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得古巴人感到有所“失”，也有所“得”。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闭塞，他们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他们对美国和古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评价相当客观。古巴的医疗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赞扬，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古巴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宏观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关于古巴的医疗体制我在《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第二章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介绍分析过，就不在此叙述。 

改革在精神层面激起了什么波澜？

我去古巴是随一个美国的考察团，给我们作导游翻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从他那里，我对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层面引起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位导游以前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作家，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得过奖。他说他放弃教授的职位来做导游，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些“库”，只有多赚了“库”，才能买到他所向往的消费品。我问他是不是想买冰箱电视。他说他不需要买冰箱电视，因为冰箱电视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又问他想买什么东西？他看到我有一个音频录音机，就说他想买这样的录音机，后来他还问我能不能送他一个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他写作，他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会有写作灵感，不能写笔记，但可以录音，这些灵感若不马上记录下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国后托人给他带去过一个录音机。谈到向往的其它消费，他多次很羡慕地讲到外国游客云集的高级酒店、高级餐厅、高级酒吧……他说非常希望能去这些地方消费享受。他还说过很希望能够拥有汽车，不过，2010年的时候有钱在古巴也不能买到汽车，因为基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虑，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的古巴人多数是通过“获奖”得到的。导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近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对国家贡献很大，研发产品最有功劳的十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奖励，根据功劳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车，有人得到一辆摩托车。

导游对古巴的汽车政策颇有微词，我倒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古巴能够享受清洁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导游听了我的话之后，略含讥讽地说道：“说这种少拥有汽车多享受环境的话的人，都是自己已经拥有汽车的。”

这是哈瓦那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店，从橱窗的陈列品就可以看出消费品贫乏的程度。

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拥有汽车的人，他们才从拥有汽车之后要面对的交通环境问题中，体验到拥有汽车的坏处。在美国，人人拥有汽车之后，不仅发生了污染和堵车的问题，而且公共交通服务被大大削弱了，此时即使有人想放弃汽车，也骑虎难下。这些拥有汽车的人曾在消费大潮的裹挟之下走错了一步，所以现在很想告诫那些还没有跳上虎背的人，千万别走上那条邪路呵！

改革给古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使古巴人经受了复杂的心理矛盾。导游写过一篇小说，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冲突，那小说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条，更向往物质的丰富。两人对古巴将向何处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去投稿，由于两人共用同一个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革命教条。

关于“革命精神”，我还听导游讲过更为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谈论古巴家庭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精髓，他们住在社区，每个医生负责120至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由于他们防守在第一线，解决了“小病变大病”的问题，使得古巴的医疗体制能够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这些家庭医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愿意坚守在贫穷的岗位上，而不辞职去做能多赚“库”的工作呢？导游告诉我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物质因素，每个家庭医生在社区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们就近出诊。第二个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以来医生的社会角色就是“帮助人”，做医生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是革命精神因素，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医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医学院教育特别强调医生要为贫穷的缺医少药者服务，这种革命的职业道德观对他们影响很深。另外，医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更是会用革命精神来鼓励自己坚守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