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最近又双叒叕摊上事儿了。

10月24日，科技部官网最新更新6条处罚信息，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6家单位涉及其中。处罚书披露了相关细节称，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调查发现，华大基因(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部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从网上传递出境。

这已经是华大基因今年以来发生的第N起丑闻了。这家近20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的企业，在业内有着“生物界腾讯”和“生物界富士康”之称。但当度过野蛮生长期，从蚂蚁变成了大象，华大基因也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华大基因。

华大基因终于走下了神坛。

“土匪”科学家的另类创业史：以私人身份“绑架国家”

在深圳的科技圈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深圳有三宝——腾讯、华为、华大基因。

1999年诞生的华大，得益于一个特殊的机缘。

1954年出生于湖南的汪健，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他下过乡，插过队，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磨练出了一身“匪气”。恢复高考后，汪健考上了大学学医，后来又在80年代赴美留学、工作。

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

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计划。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汪建觉得此乃“天赐良机”，于是在1994年启程回国。但是回国后才发现，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启动，资金、人才两缺，也不用提什么商业应用了。

直到1997年，已经创办了GBI公司的汪建才找到志同道合者：长他两岁、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杨焕明。他们决定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本无意于此的中国。

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和汪建在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就在会上宣布代表中国承接该计划1%的测序任务。

当时媒体将这一行为比喻为“造反”，杨焕明和汪建也自此给媒体留下了一个 “土匪”的形象。不过，这次“造反”行为的结果，是政府拨给了他们5000万元项目经费，华大基因则借由这笔经费诞生，尽管当时很多人认为他们并无技术专长、也极少基因组研究背景。

著名科学家、北大生科学院院长饶毅曾经质疑说：“用冒领的1%大旗做虎皮，杨焕明和华大基因才能在中国要钱、要地皮，有资源买仪器、招兵买马。也就是说，杨焕明创业华大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要创业办公司、请国家投资和地方帮忙，而是以他们带着国家已经对国际的承诺、为国家负责等口号，在当时大家不少人能判断杨焕明背景很差的时候，被迫支持他强行上马。私人到国外去制造国家承诺、反过来要求国家负责的做法，自然引起人们疑虑：这是为国家、还是为了公司而挟持、甚至绑架国家？”

通过“绑架”国家而成立的华大，一开始的经营非常艰难。当时汪建的挫折感很深：“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

转机发生在2003年。非典爆发后，华大迅速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华大的基因团队获得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该年11月，中编委批准在原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基础上，成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是副所长之一。

华大基因创始人、中科院院士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是国家事业拨款单位，其所长不仅是国家正规行政体系的厅局级，而且是法人。华大基因是盈利性私人企业，杨焕明也是其法人。

杨焕明和汪健开创了国家层面研究所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例。他们一只脚在体制内，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负责人;一只脚在体制外，是华大负责人。公私两个机构做同一件事情：基因测序。他们解释说，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饶毅怒斥杨焕明和汪建为“流氓企业家”，他质疑说：“领取国家工资的人员，从所领导到研究生，在同时为研究所和公司工作时，其测序服务带来的收入，归研究所、还是公司？其工作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归研究所、还是公司？谁决定？”

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再次让汪建激动起来：测序能力百倍增加，成本百倍降低。

汪建迅速判断出它的价值：测序成本下降将使测序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

2007年，汪健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率华大南下深圳，中科院基因研究所的大部分资产也随之南下。2008年年初，杨焕明被中科院免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职务，和汪建一样只剩下华大身份。“公私同行”的华大前史就此结束。

在深圳，华大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为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提供测序服务，以及为孕妇提供产前诊断、宫颈癌筛查等医学服务。

汪建获得2017年度最佳商业领袖奖

2010年初，华大利用6亿元国开行贷款，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新一代测序仪，这是Il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此前，华大已拥有20多台测序仪。

随着新机器的到来，华大也随之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华大从事基因数据分析的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刚毕业甚至未毕业的年轻人，华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测序工厂”。

汪建对这一称呼并不反感，反而很自豪的说“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2009年至2012年，华大的营收从3.43亿增长到了11.05亿元。2012年，在其好友王石的撮合下，华大拿到了光大创投、云锋基金、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14亿美元的融资，进入了更快的发展轨道。

汪建（左）与王石（右）同登珠峰

2017年7月14日，在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华大基因以13.6元的股价登陆A股。上市后，立刻连续出现了 19 个涨停板。

随后的几个月，华大基因的股价一路震荡上涨，在 11 月 14 日达到了 261.99 元的历史最高价，成为当时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中国股市第二高价股，甚至因为股价涨幅过大，不得不停牌核查。一时间，风光无两。

“比富士康还不如的血汗工厂”

出身科学家的汪建，一直对华大的科研能力引以为豪。

他曾在一些公开场合向媒体表示：“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活到100+，即活到100岁不封顶”“ 正在克隆猛犸象，过几年或能看见”“员工中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如果有出生缺陷出现，那就是华大基因七千人的耻辱”。

这些惊人之语，似乎让人感觉华大基因的技术科研能力，承载着人类未来的新希望。要是真能达到这些目标，华大估计能拿到好多个诺贝尔奖。

但是，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生物医药行业，向来以高技术含量著称，而基因技术又是生物医药的“金字塔”。按理来说，技术理应成为华大基因的核心竞争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