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大量贫困的产业工人集中在同一工厂从事高强度和重复性劳动的现象基本消失，“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p.32)残酷的阶级斗争似乎成为了历史。但举世震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引发的冲击波几乎遍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城市，不仅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极其严重，也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没有过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诸多反常措施以及欧洲不断上升的“反建制”力量在全球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更是折射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自然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无法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及由此带来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当今西方的阶级结构，对于理解全球治理困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物质生产的基本因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因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是社会生产进行的首要条件。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具有不同地位、发生相互关系，体现这一地位和相互关系的经济范畴就是阶级。阶级与阶级斗争并非随着人类产生就有的现象。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出现剩余后的产物，确定人们阶级身份的首要依据是看其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并以此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阶级与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而是代之以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在不同发展时期和阶段，阶级问题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期，恰值产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本性以及社会生产与组织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激烈对抗的不可避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推动下，促进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积累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便是重要表现，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新变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全球生产体系：资本全球化的产物

“生产为一切形式的社会存在创造了物质基础。”[2](p.2)自人类诞生，物质生产活动便随之产生，生产活动从最初的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到后来的驯养牲畜和耕种土地等；生产组织形式从最初的以个体和血族为单位，到后来的以家庭为中心。与此同时，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等行为和现象也逐渐出现，社会不断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为占有劳动成果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与斗争，作为控制阶级对立与缓和阶级冲突的重要组织——国家，最终出现，国家说到底是统治阶级用以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工具，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纵观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尽管不乏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和交换活动，但人类社会的生产总体上是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随着以追求商品价值和利润增值的市场经济——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甚至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生产起点看，劳动者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者拥有一定量的货币资本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从生产强度看，劳动者超过自身生活需要的范围从事大量劳动，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3](p.359)从生产目的看，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产品的交换价值占社会绝对优势地位，价值实现是影响生产者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p.35)从生产组织形式变迁看，无休止地追逐剩余价值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促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变革生产方式，“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p.34)

资本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核心要素，是物化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货币中的生产关系。正是资本所具有的无限积累和扩张的本性，一方面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另一方面促使经济体系扩大。在生产方式方面，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是两种与产业资本相适应的重要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工场手工业以两种方式产生：不同种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生产产品；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资本所雇佣。[3](pp.390-391)工场手工业的优点在于将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缩短了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相应增加，大大提高了产量。其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分工的基础是手工业，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工场手工业固有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变革产物之一便是机器。用机器生产产品是大工业区别于工场手工业的本质特征，大工业正是借助于机器，排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机器生产对工人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如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劳动强度、延长了工作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不仅如此，大工业还带来产品过剩和原材料消耗过度这两大困扰资产阶级的难题。于是，资本需要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呈现不断开放与扩大的趋势，直至以全球市场为范围的国际分工形成，“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pp.519-520)

显然，国际分工的形态和特点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生产的具体方式决定的。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农业与工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构成的国际分工形态出现之前，世界经济中实际早已存在另一种国际分工且已持续数百年，那便是史学家弗兰克所称的以亚洲为中心、东西方围绕白银这一贵金属而展开的交换活动。当时的白银如同世界经济体中的“血液”，便利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欧洲人通过在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获取巨额利润，交换亚洲主要国家大量商品，从而得以进入当时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据估计，在1800年之前的数百年间，美洲生产的总量超过13.7万吨的白银中，有6万吨被运往到了中国。[4](pp.134-139)可以说，围绕白银展开的国际贸易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分工活动的主要内容。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除了西欧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总体处于落后状态——既没有发达的农业，也没有先进的手工业，遑论工业。这一国际分工所造成的结果是东西方命运的转折，即西方崛起、东方衰落，乃至东方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和世界工厂，向全球提供不可计量的产品，而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则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工业化程度成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和实力的根本标准。如果说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代表全球化的准备和起步阶段，那么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则代表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阶段。但这两大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所蕴含的生产体系均不是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成批量的工业生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生产依然局限在单一国家内部；其二，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金、信息并没有在全球实现完全的即时流动，进而无法满足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分解。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突出标志是老牌的工业国向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转移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的主导者、西方资本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自由与即时流动。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一，从国际政治环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旧殖民主义体系逐渐瓦解，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极大增强，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并通过国有化本国重要资源的方式走上工业化道路，试图实现真正的国强民富。在这种竞争态势下，西方过去打造的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必须要重建新的分工体系，以继续占有全球经济制高点。

第二，从资本积累模式看，资本积累过程存在周期性波动，“到60年代晚期，繁荣期已经过去，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2](p.250)此时面临危机的西方亟需新的变革。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加上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外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实施“去工业化”便成了一种理性选择，而大批独立不久的国家由于资本稀缺、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基本也愿意接纳来自西方的产业。

第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全球瞬时流动，也使得生产活动的全球分解和协调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当下以计算机为重要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传统产业造成史无前例的冲击，一系列新兴行业和部门不断涌现。当前一些国家出现的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充分显示了这种冲击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之深刻，成为英国学者佩蕾丝提出“技术—经济范式”[5](p.21)的重要背景。美国著名学者丹·席勒甚至将当今资本主义称为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6](p.5)

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重要标志。全球生产体系形成后，生产的组织方式不再局限在某一个企业或国家内部，原先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分布到世界各地，单个企业可以专注于某一核心业务，企业可以在全球高效、迅速地配置资源。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生产体系认识不一，形成了诸多理论和观点，如世界体系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等。[7]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生产体系说到底是资本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全球生产体系出现的动因是资本运动，至此，资本实现了国际范围内的周转和循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到了全球。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也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全球化。西方金融寡头利用货币霸权，垄断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金融化方式对国际大宗商品实施定价，盘剥实体经济和资源富集型国家，以攫取巨额暴利。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工业国与农业国间的分工格局被实体经济国家和金融主导型国家间的分工所取代。之所以要把金融资本及其全球化与全球生产体系联系到一起，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一，西方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带来的诸如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利润率水平差异过大等问题是造成国内中低端产业对外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化环境中，不仅一些实体型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化方式绕过“肮脏”的生产活动，轻松获取可观的利润，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获得信贷，提前消费，实现流动性的“穿越”。其二，在当今国际要素市场上，垄断的本质是金融垄断，西方大型跨国公司背后基本都有强大的金融资本支持，拥有充足的流动性，进而在掌握国际营销渠道和产业链高端的同时，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其三，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部门如同经济体中的大动脉和发动机，决定资本和信用的流向，[8]金融由此成为国内财富乃至世界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工具。因此，没有金融资本的强有力支持，单靠全球生产体系和产业链高端，西方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国际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说，全球生产体系与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这枚硬币的正反面。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35)在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是西方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场所，商品与资本的国别属性以及税收的归属问题较为清晰；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不断虚拟化，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一体化，世界市场则成为西方国家获取他国廉价产品、财富，甚至转嫁危机的场所，商品与资本的国别属性变得越来越模糊，西方国家的主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资本的侵蚀。

综上所述，全球生产体系不仅意味着生产的全球化，也伴随着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对生产、分配、消费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加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的资源、财富等均被整合到西方资本的全球积累和扩张中，结果便是南北国家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全球经济日益严重的失衡。发达国家表面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其国内分化，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也逐渐凸显，阶级结构与阶级对立不是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化，资产阶级既有联合，也有分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