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进一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于2018年10月13日在京召开“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有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红旗文稿杂志社编辑一室主任、编审马建辉，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刘润为。一些文艺学博士生旁听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主持。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
与会同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几十年的文艺发展实际，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取得的巨大进展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大家一致表示：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理论方面硕果累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绩，更清楚地认识已经找到的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更理性地看清广大文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在各个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我们在纪念的时候，也要严肃反思存在的问题，以便从中汲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排除困难，继续前进，在新时代把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更高阶段。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
与会同志指出，对40年来的文艺状况，要以宏观的历史眼界来加以估量。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工作，继承了先前一些好的传统，也改变了先前一些不好的做法；克服了先前文艺发展观念比较狭窄、单一，作家创作动辄得咎的弊端；文思开放，创作自由，空前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形成了当代文艺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可称道的“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艺术”。总的局面是好的。
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新时期文学还可以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前20年”指1978—1998年，“后20年”指1998年到现在。前20年成绩是主要的，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艺术生产力得到大的解放，文艺思想和理论上也有深刻变化；“后20年”相对来说，问题则越积累越多，创作数量上虽然上去了，但倾向性的问题比较明显（有些是前20年存在的问题的显现）。直到习近平同志2014年发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局面才得以扭转。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研究文艺思潮的变迁，注意从文艺论争的角度来进行总结。尤其是对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诗歌上所谓“三个崛起”的等理论，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其涉及的文艺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问题，一直没有辨析清楚，至今两种声音各说个的，这是不正常的。近些年，文艺思想领域相当沉闷，这是不利于科学文艺观和健康美学观的确立的。
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
与会同志指出，在总结4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掉历史。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科学而明确的结论。可这几年，很少有人提这个《决议》，不少年轻人也不了解“拨乱反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有些文章和著作中，这段历史很少被郑重提及，反而给人造成了《决议》是在清理和纠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印象。有的文章甚至把“性解放”当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击“民族化”、“大众化”当成突破思想“枷锁”的重要举措，文艺也很快就被当作赚钱的工具。现在文艺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只是腰缠万贯了。一个大明星，光是逃税漏税就达几个亿。因之，我们有必要花大力气把拨乱反正的历史真相向下一代讲清楚，不能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或黑白颠倒的历史糊涂账。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
与会同志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新的现实、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在文化和文艺领域都有所体现，并向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文艺理论话语有所更新，要求文艺理论者的知识模式有所刷新。对于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虽说它从未缺席，但影响力有限；虽也有所作为，但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思潮；理论问题框架有所更新，但大体没有走出上世纪80年代格局，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首先，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较为清晰的界定。新时期之后，文艺界对此前文艺过度政治化的历史教训做了深刻反思，力图“为文艺松绑”，应该说，此种反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客观上，“为文艺松绑”实际呈现为“与政治脱钩”。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层面，文艺的政治属性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往往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意识形态”来置换，对“政治”做泛化理解。理论上的模糊以及与实践层面的分裂、脱节，导致文艺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未得到较为清晰的说明，文学的价值功能没有得到恰当的阐释。在实践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文艺“与政治脱钩”又体现为“与现实脱钩”。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被清晰界定，时至今日，一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还停留在所谓“工具论”、“苏联模式”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缺乏辩证的理解。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模式和艺术生产领域新的变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能做出当代的阐释。有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做出深入的阐释，比如，当下文艺理论面对的现实语境、典型问题以及理论功能是什么？文艺实践、文艺理论应如何回应政治议题？当下“政治”的具体所指又是什么？正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或者含糊其辞，无疑是激活文艺理论现实功能的关键所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
其次，文艺理论话语更新也不够。所谓更新，不是追逐新潮话题，不是用时兴的理论进行包装。而是说，将经典理论和当代文艺实践结合，在鲜活的批评实践中对经典理论进行打磨、检验、延伸、扩充。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语境的一些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文艺实践美学上未必尽善尽美，形式上或许有待雕琢，但却是对现实的折射和敏锐反映，提出了诸多现实议题，而且可能会为未来文艺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文艺实践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也就是说，对那些反应了现实问题的文艺实践，进行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从中发见当前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并在理论层面有所回应。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
